2012年12月第4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December 2012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殎殎殎殎No．4研究述评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雷玉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关键词］东南亚；华人研究；排华问题；身份认同；台湾学者；戴国辉［摘要］论文总结了戴国辉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和解决思路。
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战后的排华运动是将华侨当作殖民地遗留体制的代罪羔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问题，不是单一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史上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应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华侨及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扰。
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解决思路要严格区分华侨、华人概念，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并给华侨资本、华人资本以正确的定位；东南亚国家应该把华人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问题来把握；主张人应该同时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华侨华人有保持自己民族性的权利；建立多民族国家内的“自立与共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4.33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5162（2012）04－0068－08［收稿日期］2012-7-15；［修回日期］2012-10-31［作者简介］雷玉虹（1964—），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历史与政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华侨华人问题等。
*本文获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基金资助。
Tai Kuohui's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EI Yu-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Key words ：Tai Kuohui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dentity ；Chineseness Abstract ：As a historian who also dabbled in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Dai Kuohui perceived Overseas Chinese issue in Southeast Asia as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Pax Sinica and the formation of Pax Bratinnica．He pointed out that the so-called Overseas Chinese problem in Southeast Asia was actually the vestige of West colonial legacy that used Chinese as a scapegoat to shift people ’s resentment away from the ruling class．This legacy still poisone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s well as their ethnic relationships after they attained independence．While he called for strict defini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who should be distinct in terms of their adopted countries ’citizenship ，he supported their maintenance of their Chineseness in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He criticized ultra-nationalism that was once pervasive in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myth of “One Nation and One People ”，and he advocated the concept of “Paradoxical Dynamic Identity ”，with which all ethnic groups could enjoy “Self-help and Symbiosis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快速融入世界，华侨华人问题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影响日益显现。
如何厘清华侨华人与其住在国之间的关系从而采取适合时势的侨务政策与对外政策，已经成为关乎我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为华侨研究的重量级学者之一，同时也曾是华侨社会之一员的台湾籍历史学家戴国辉教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知性遗产。
戴国辉教授1931年出生于台湾，1955年赴日留学，获得东京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作为第一位外国人学者在亚洲经济研究所从事了10年台湾经济与华侨问题相关研究。
1976年，戴国辉转任东京立教大学史学部教授，1996年退休回台，2001年终老故土。
戴国辉的研究视野非常宽广，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文学、国际关系等诸多学科，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台湾问题及台湾近现代史、华侨问题并涉及第三世界、殖民地问题等。
①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戴国辉华侨研究的重点，他认为，东南亚是海外华侨华人最重要的居住地，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经济社会地位既特殊又重要，因此，“欲正确了解今后东南亚政治、经济、社会动向，都不能忽视各国的华侨问题”。
［1］戴国辉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论述内容极为丰富，对我们理解今日东南亚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大陆学界对此知之甚少，因此本文择其要者，简要介绍其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视角及其提示的解决路径，以期能为我们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戴国辉学术研究的特点是尖锐的问题意识，动态、立体的历史观，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和宽广的研究视角，兼具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
他将华侨的形成放在以中华思想及朝贡贸易为基础的亚洲传统的国际秩序（Pax Sinica）的解体与以经济与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英国霸权（Pax Britannica）的形成与成熟的过程这种世界史的宏大视野内来进行思考。
他认为，西欧的近代以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契机而诞生。
此后兴起的西欧巨大产业技术文明将非西欧世界卷进西欧化大潮流之中，将世界变成一个有机体，这种冲击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在持续地进行着。
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则是这种世界史、人类史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产物。
他通过将华侨与犹太人、美国黑人、非洲的英国籍亚洲人（即非洲的印侨）、旅外的日裔，乃至日本境内的朝鲜人等进行比较研究，来探讨其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从本质上把握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
（一）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的历史产物戴国辉认为，虽然明朝已有中国移民自主赴东南亚开发，但今日东南亚华侨华人祖先的主体是在19世纪欧美殖民地开发之后才开始大量移居的。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华南一带因英国资本主义的进入而发生农村经济、社会的解体，出现了不得不外出流浪求生的农民。
清政府1842年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清朝的海禁政策形同虚设，形成了苦力贸易（又称为猪仔买卖），大量的中国劳工被带往世界各地。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首次公开承认本国人民出国到海外的自由。
与此同时，自1833年英国颁布了奴隶废止条例后，其他西欧国家也相继颁布了黑人奴隶禁止条例。
19世纪后期东南亚发生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全面殖民地化，使得对代替黑人的中国劳动者需求变大。
两者在某种连动作用下，渐渐地形成了现在的华侨社会。
所以，东南亚华侨是世界史的产物。
东南亚华侨是因应欧美殖民地开发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而来到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者在维持、再编与强化殖民地农村秩序的同时，将农民固定在农村，然后再将印度人或中国人作为殖民地统治中间机构的担当者来使用，而他们自己则尽可能不直接插手管理。
［2］在这种情况下，华侨不属于“主人”或“奴隶”中的任何一方，只不过是殖民统治体制的附属物与帮手，土地所有①戴国辉去世后，其夫人林彩美倾注10年心血将其遗著翻译成中文，于2011年4月由台北文讯杂志社出版了《戴国辉全集》8卷27册。
参见http：//www．ylib．com/hotsale/DaiGuoHui/introduction．htm。
权几乎不被承认。
他们作为劳动者，不论是在锡矿山还是橡胶园，都未能在居住国拥有主导权。
他们时而被殖民政府排斥，时而被利用。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对殖民统治者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华侨以中间人的身份勤勉地工作，承担起商品的流通过程。
因此，不论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荷兰也好，或者是先后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与美国，他们都是容许华侨以这种型态存在的。
”［3］因此，理解东南亚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时，不能忽略殖民地遗留体制的问题。
（二）殖民地遗留体制至今仍影响东南亚政治、经济与社会战后随着欧美殖民政府及日本军政府的倒台，东南亚国家都走向了独立建国的道路。
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在进行新国家的建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如何一边克服殖民地遗留体制，一边恢复民族的尊严，确立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建设自己的新国家。
如何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进行正确的历史定位，这个课题在东南亚各国的建国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没有被留意到。
［4］处于金字塔顶尖的殖民政府倒台后，澎湃而来的围绕着殖民地解放的抗争、对决，撼动了处于中间者的华侨的地位。
开始苏醒的曾经的“奴隶”们，揭举愈来愈高昂的带有浓厚的土著民族主义大旗向前冲时，需要有新的敌人来巩固其内部，“华侨”便无可避免地成为政争工具。
因此，一旦有事，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代罪羔羊的角色强加在华侨身上，其结果是引起流血冲突、经济停滞和社会混乱，但问题依旧存在。
戴国辉指出，把东南亚国家排华看作是华侨掌握了流通经济的说法是枝微末节的，东南亚国家民族产业结构的特殊化，是造成国民所得之民族性差异的近因；而远因则是欧美殖民者对殖民地施行分割统治的结果。
在日本军政统治东南亚三年半期间，日本当局除对以华侨为中心的马来亚抗日人民军及相关的政治团体进行血腥镇压外，还通过倡导从白人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的运动，在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宣传下，试图切断华侨与本地人的联系，挑起马来人对华侨的反感而试图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