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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阳修散文理论及创作的局限性[1]

2009年

10月

28卷第

10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ofHeilongjiangCollegeofEducationOct.2009

Vol.28No.10

收稿日期

:2009-07-05

基金项目

:辽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09B162)

作者简介

:刘越峰(

1970-)

,男

,辽宁沈阳人

,副教授

,文学博士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论欧阳修散文理论及创作的局限性

刘越峰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沈阳

110034)

摘 要

:欧阳修受当时学术风气影响

,在散文理论及创作实践中表现出了不足之处

:受传统诗文创作法则影响

过深

,如在对“文”的看法、文与道的关系和散文风格多样化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局限性

;拒不接受佛老思想渗透

,散

文在表达思想和情感等方面少了许多圆融与通达

;实际创作过程中过度求简

,出现了行文前后照顾不周、文气不畅

和可读性下降等弊端。

关键词

:欧阳修

;局限性

;法则

;佛老

;求简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7836(

2009)

10-0098-03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发展阶

,这一时期的尊经重道、经世致用和求新求奇等学术

理念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毫无疑

,这一时期的学术理念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如

处处以圣人的经典为依归

,没有跳脱传统儒学思想的

禁锢

,拒不吸收佛、道等异质文化的营养等

,这些庆历

学术中存在着的先天不足也同样影响到了当时的散文

理论及创作。就欧阳修而言

,其中学术对其散文创作

理论和实际创作产生的消极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

,欧阳修受传统诗文创作法则影响过深。他

的学术思想几乎完全在儒家界内

,受其影响

,他创作的

散文也被认为是纯粹的儒者之文

,王十朋就直接赞扬

了欧阳修散文有文法纯粹的特点

:“唐宋之文

,可法者

:法古于韩、法奇于柳

,法纯粹于欧阳

,法汗漫于东

,余文可以博观

,而无事乎取法也。”[1]

但不能否认

,

有着浓重宗经成圣思想

,一贯严守儒家温柔敦厚创作

法的欧阳修也不可避免地给他的散文创作带来负面影

响。我们知道

,以《毛诗序》的观点为主要代表的儒家

诗教在汉代确立以后

,对中国散文创作也产生了深远

的积极影响

,但儒家传统诗教

,对中国诗文的发展也有

消极的作用

,如过于强调温柔敦厚

,平和委婉

,导致文

章风格变化较小等

,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

:“诗教

固有的某些根本局限

,曾给中国文艺带来过明显的消

极影响。如

:限制主体多种多样艺术情感的抒发

,反对艺术表现的多样化

,反对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过分地强

调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等等。这些消极影响

,无论是

在古代或是现当代

,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2]

就散文创作理论而言

,我们通过苏东坡与欧阳修

简单的比较

,可以看出欧阳修深受传统诗文理论影响

的遗憾。苏东坡不被儒家传统理论所束缚

,这也让他

较欧阳修有明显的开放性与进步性。例如

,在文与道

的关系方面

,韩愈认为“道”为儒家之道

,欧阳修将其

拓展为“百工之事”

,虽是进步

,但仍是在说圣人之

“道”

,而苏东坡并不执著于对圣人之“道”的纠缠

,在

他的作品中较少论及传统意义上的“道”

,偶有涉猎也

多与其文艺创作关系密切

,郭绍虞先生对此有精准的

归纳

:“三苏论文

,本不重在道

,即偶有言及道者

,其所

谓道

,也是道其所道

;非唯不是道学家之所谓道

,抑且

不是柳穆欧曾诸人之所谓道。”[3]

不但如此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苏东坡明确表明注

重文的价值

,他论文反对程式文字

,不赞成有某种约束

刻意“作文”

,认为“辞达”是好文章的重要标准

,而这

些欧阳修虽有主张

,但未能深入论述。欧阳修的文章

因注重追求温柔敦厚

,导致了文章风格变化较少

,欧文

多以平和婉曲的面貌示人

,前人评价其文和气多

,英气

,就已指出了这种文风的局限性

,王文禄则更进一步

点明部分欧文有平弱的缺点

:“欧阳六一典文衡

,变文

,自作原弱

,欲变

,入于弱也。”[4]

李东阳也指出了学

欧文有缓弱的缺点

:“后之为欧文者

,未得其纡余

,而先

89—陷于缓弱

;未得其委备

,而已失之尔见缕。”[5]

当然

,我们

无意将学欧文不利者的罪过完全归结到欧阳修身上

,

我们只是要借此表明

,欧阳修受传统诗文创作法影响

,

过于平和婉曲的风格本身确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或许

与其散文创作理论仅局限在儒家界内不无关系。

其次

,欧阳修终其一生拒不接受佛、道思想渗透

,

这就使他的散文在表达思想和情感方面少了一份圆融

与通达。我们将欧阳修和苏东坡的散文作品对比一

,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

,《醉翁亭记》中极力阐述

“乐”字的内含

,却少了《前赤壁赋》中论述“变”与“不

变”的潇洒。《秋声赋》中不乏对世事沧桑的真切感

,却不及《后杞菊赋》中表现出对生命及其价值积极

的超脱。其原因在于欧阳修在写作思路开阔、眼界高

远等方面不及苏东坡

,而苏文的这种开阔和高远正与

苏东坡兼容儒佛道思想不无关系

,他能杂糅三教于一

,思想不为儒家所局限

,今人王水照先生指出苏东坡

思想有“杂”的特点

:“苏轼人生思想的特点是‘杂’

:既

表现为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时贯穿他的一生

,又表现

为这三种思想因素经常互相自我否定。”[6]

而这又成了

欧阳修的一个遗憾

,惠洪就直接从欧阳修不通佛理的

角度看出了欧、苏散文创作有差距的原因

,他认为

:“欧

阳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

,读其书

,其病在理不通

,以理

不通

,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后世之卓绝颖脱而出者

,皆

目笑之。东坡盖五祖戒禅师之后身

,以其理通

,故其文

涣然如水之质

,漫衍浩荡

,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

语言文字也

,皆理故也。自非从波若中来

,其何以臻

!”[7]

这种评论虽不完全正确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

就是欧文所以不及苏文圆融通达

,正是欧阳修不能通

融儒道佛的结果。

另外

,佛、道经典以及相关作品本身也自具文学特

,如王世贞所言

:“庄生

,列子、楞严、维摩诘

,鬼神于

文者乎

!”[8]

苏东坡在实际创作中能汲取各家营养

,兼

收并蓄。例如

,苏东坡散文汪洋恣肆

,想象丰富以及变

态百出的行文方式

,大开大合的叙述传情手段

,无疑深

受《庄子》文风的影响。因此

,苏东坡的散文不但在思

想上能轻松地化解人世间的情累

,达到顺应外物、适性

任真、圆融汇通的境界

,而且也在行文风格上真正做到

了空灵俊丽

,笔力曲折

,无不尽意

,让散文创作真正达

到了欧阳修所仰慕

,但不能完全实现的“自然”境界。

不但如此

,欧阳修与苏东坡不同的创作主张

,也直接影

响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文章风格。周必大在《皇朝文

鉴序》中说

:“天圣、明道之辞古

,熙宁、元祐之辞

达。”[9]

而这里所论“辞古”

,即是指与宗法儒家诗文传

统密切相关的古典雅致的散文风格

,“辞达”则是指在

兼容三教学术风气影响下形成的通达圆融的散文风

格。综之

,欧阳修散文成就所以不及苏东坡

,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欧公思想不能泛滥众家

,与苏东坡

的“杂”字相对

,王世贞评价欧阳修的一个“狭”字正点

明了问题所在

:“子瞻殊爽朗

,其论策沾溉后人甚多。

记叙之类

,顺流而易竟

,不若欧阳之舒婉

,然中多警儁

语……四家之文无论已

,其学则子瞻最博

,子厚次之

,

退之又次之

,永叔狭矣。”[10]

第三

,我们知道

,圣人经典的风格是简约的

,受圣

人经典这种风格的影响

,欧阳修力主“简而有法”的创

作理论

,他在为我们创作出了许多简约流畅篇章的同

,也确实有一些作品因刻意追求圣人经典的简约风

格而致病。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有的文章因刻意求简而前后照顾不周

,如《尹师鲁

墓志铭》

,这篇文章是欧阳修有意模仿尹洙简洁的文章

风格而作

,但文章由于过分追求简洁风格

,以致出现多

处不妥

,引发人们争议。

因文章刻意求简

,出现了第一自然段总概与后几

个自然段具体阐释有照顾不周之处。文章第一自然段

:“世之知师鲁者

,或推其文学

,或高其议论

,或多其

才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

,无愧于古君子

,

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按常理

,以下内容重

点当写尹师鲁“无愧古君子”的言行

,而接下来的文

,在简要叙述其文学、议论、才能之后

,并没有一语提

及尹师鲁如何“无愧于古君子”

,只是在第三段简要叙

写了尹师鲁为官简历

,在第四自然段写尹师鲁有“独喜

论兵”的特点。第五自然段交代家庭子嗣情况。在通

篇文章中根本看不出尹师鲁在文学、议论和才能方面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

,也没有回答尹师鲁如何“无愧

于古君子”这个问题。

在第五自然段履历的介绍中插入了一个生活片断

“疾革

,隐几而坐

,顾稚子在前

,无甚怜之色

,与宾客言

,

终不及其私。”但这一生活片断在插入后并未作必要的

展开

,欧公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中辩称

:“(尹师鲁)临

死而语不及私

,则平生忠义可知也。”读者不禁要问

“顾稚子在前

,无甚怜之色”又与“忠义之节

,处穷达

,

临祸福

,无愧于古君子”有什么关系

?即使是有些联

,要得出“平生忠义可知”的结论也不免显得牵强

,

令人费解

,叫人读来有莫名其妙之感。

关于这篇文章

,陈植锷先生的一段话正能引起我

们的深思

:“二铭(指《尹师鲁墓志铭》和《湖州长史苏

君(舜钦)墓志铭》在记事方面却有一个共同的缺漏

,

即墓主的生卒年都弄错了。尹、苏两人年纪与欧阳修

相仿

,据《尹师鲁墓志》可知。尹洙家人还为这篇墓志

铭太简单而向欧阳修提过意见。然则作者想到的是如

何使自己写的这篇文章不朽

,只在‘意其如此’方面下

工夫。”[11]

其中“作者想到的是如何使自己的这篇文章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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