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杨之争与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
高传胜 刘志彪
内容提要 林杨之争,是一场在战略级别上有关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的重要论辩。杨小凯有关后发劣势的提醒着实是一片良苦用心,但其激进式改革思路却又值得商榷。林毅夫基于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辩驳让人称道,而其主张通过外生比较优势来利用后发优势的观点却也有待完善。本文认为,后发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靠的是基于自身而言的持续不断的累积创新,这种累积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实践中对无数些微问题的发现、解决意识和解决方式,即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各个层次的主体特别是微观经济主体不断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累积性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就是要激发国民参与发展的热情与潜力,国民经济的发展,说到底就是全体国民的发展。此外,本文认为,并不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能够持续不断地推进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或战略。关键词 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林杨之争及其评介杨小凯(2000,2003)根据后发劣势理论,提醒我们注意,后发国家虽然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变革的情况下,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超越,但这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倾向,从而给经济的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还会使经济的长期发展遭到失败。根据其思想推演,后发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应该实行由难而易的战略,即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特别是应该首先模仿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这样才能获得后发优势!。针对杨小凯的观点,林毅夫(2003)基于内生制度变迁理论提出,英美式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在于发展战略的选择,即在于通过政府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因内生要求产生变革的动力时才能真正奏效∀。我们认为,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国家应该首先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以抑制国家机会主义的用心,着实是良苦的,这也正是后发劣势说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其中的有些观点却是需要条件的,因而有待商榷。第一,主张先难后易的激进式改革思路,在操作方面有着很大的难度以及过于集中的政治风险,不太符合饱经政治磨难冲击之后的中国人求稳怕乱、偏好稳扎稳打的心态。况且,弄不好还可能破坏当前经济发展的稳定大局,进而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毕竟,经济发展是一个累积过程,而不是一个时点。我们不能指望把经济发展的所有隐患都排除掉之后,再来一个大冲刺式的发展;恰恰相反,经济发展是一个通过不断累积的创新过程,表现为各个层次的主体逐渐解决自身在前20进中所遇到的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过程。第二,他所推崇的英美式宪政体制,是否真正能够抑制国家机会主义,并一劳永逸地促进经济长期发展,也非常值得怀疑。毕竟,英国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序列中已经出现了落伍的征兆,它是否能再现雄风,我们还无法印证。而美国的经济发展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它也有相对衰落的时候,如上个世纪80年代,它不是就曾遇到日本经济的严重挑战吗?因此,我们不要指望着一种制度,包括共和宪政制度,能够持续不断地推进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经济的长期发展只能依靠持续不断的累积创新来推动,虽对后发国家而言,这种创新很可能是通过干中学而来的模仿创新。第三,一种制度安排,无论是模仿学习来的还是自主创新的,能否真正奏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传统、国民素质等多方面因素。从确保一种制度安排能够真正奏效的角度看,它的确必须是内生的,虽然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是可以通过模仿学习得来,但是制度模仿的实际效果是有条件的,结合自身的条件进行累积性创新最为重要。上个世纪50年代后的日本,在经济发展方面通过无数的模仿式累积性创新,创造了日本奇迹,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而国内某些改革一味模仿国外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自身的环境,因此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其中公司治理方面的制度安排就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反例。制度建立是一个取决于路径依赖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复杂和渐进的过程。制度因时因地而异,而且还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冲击的影响。制度安排并不像技术那样,可以通过直接模仿拷贝而产生效果。它需要一定的土壤和环境基础,需要与迁入地的土壤环境有一个适应和磨合过程,否则是难以成活和生效的。具体到宪政体制建立,道理也是如此。近代宪政是从中世纪的欧洲孕育萌芽的。尽管人们习惯于把中世纪的欧洲冠以黑暗的前缀,但是,与古代世界比较起来,中世纪仍然有三项新的因素有助于近代宪政的出现,这就是基督教伦理的基本原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泛日尔曼民族关于契约的政治理念,以及英国的议会制度。没有这些营养成分做基础,中世纪的土壤也是培养不出近代宪政的。而英国虽然连一部成文宪法都没有,但客观上却是对人类宪政贡献最大的国家,原因之一就是其土壤中包含着特定的阶层结构。众所周知,所谓宪政,就是指政府的一切行为是以被授予的权力为范围的,即是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是被民意所限制的。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正如一头在笼子之外的老虎,是非常危险的,它可能为善,却更可能作恶。宪政就是把权力这头老虎降伏在民意的笼子之内的办法。杨小凯不是也期望通过宪政体制改革来抑制住国家机会主义的泛滥嘛。第四,制度虽然很重要,但也不能过分迷信其作用,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人本身比制度更为重要。毕竟,制度要靠人来执行。人是有主观能动性,而且还在不断地学习进步,因而是动态的,但制度却是静止的。指望通过一种静态的制度来约束住动态的人,除非设计制度的人是先知先觉,否则是不可能的,人与制度之间存在着动态博弈,此其一。其二,对于存在着多元主体的现实社会生活而言,设计出精巧的制度规则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像分西瓜的人不能先选西瓜这样精巧的制度规则是很少见的。其三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例如分西瓜的博弈,如果分西瓜的人具有信息优势,他知道西瓜哪部分好和哪部分不好,而其他人并不知道;或者说,这里的西瓜是一种经验性商品#,分瓜的人有经验,而其他人却没有。那么,在分瓜的时候,占有信息优势的分瓜人,很可能会通过制造假象来诱惑先选的人去选那不好的部分,而好的部分则留给了自己。因此,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会影响被许多人所信奉的制度的重要性。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共和宪政体制虽然是一种权力制衡制度,但对其功效,仍然需要动态地看,不要过于迷信其重要性。第五,宪政体制改革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需要内生化,因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制度模仿由于受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要比技术和管理模仿更难,这也是为杨小凯所认识到的。那么,理性选择自然是首先进行技术和管理模仿。总不至于坐等制度模仿成功再进行技术模仿吧,那岂不是要错失发展的良机。况且,发展还会内生出制度变革的要求和土壤。这对制度变革来说,是必要21学海2005.5的,也是有益的。至于后发优势,其实杨小凯也并没有否认,他不是也承认后发国家可以模仿国外的技术和管理吗?他只是提醒国人,如果不进行制度模仿,就可能克服不了后发劣势。而林毅夫则强调后发优势,这一点其实是大家的共识。毕竟,如果没有后发优势存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岂不是一点信心也没了?如果没有后发优势存在,日本经济又怎么能够那么快地追赶上来呢?但是,林毅夫关于如何利用后发优势的观点,有待进一步完善。根据他的主张,应该由政府政策去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实质上是一种外生比较优势∃战略。对该战略,不仅早就有学者从理论上提出了质疑,而且,在实证上也未曾得到很好的印证。根据Trefler1993和1995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和%美国经济评论&上提供的经验证据,其中只有一半左右的数据支持了外生比较优势说∋。因此,主张通过采取外生比较优势战略来利用后发优势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此为其一。其二,根据外生比较优势战略,后发国家似乎永远只能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这几乎排除了后发国家通过学习、模仿和创新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可能。按照林毅夫(2003)的观点,后发国家是通过一种小步快跑的方式,来实现产业结构向发达国家的稳步接近。这种发展方式,显然不利于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研究表明,包括后发国家在内的任一国家,都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来创造内生比较优势(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2001),从而促进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这说明,后发国家可以通过跳跃式发展来实现经济追赶甚至经济赶超。日本等国的发展实践已印证了这种方式的可能与可行性。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并不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但它后来却成了一个重化工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比如成了一个重要的汽车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并由此带动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通过专业化生产汽车、电子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赢得的内生比较优势。正是通过这种内生比较优势战略,当时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才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追赶和赶超。因此,内生比较优势是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并不存在情况下而产生,并由此推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林毅夫显然排除了这一可能性。第三,林毅夫强调在后发优势发挥当中的政府诱导作用,这其实是与杨小凯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按照杨小凯(2003)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由私人企业和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出口什么和进口什么,而不是由政府刻意去追求外生或内生比较优势。杨小凯就曾以中国远大空调企业和日本汽车制造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却把日本制造业腾飞的结果归因于美国军管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显然,这是无法解释中国远大空调等一批先行企业情况的。这又一次说明,用宪政来解释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总是能自圆其说的。无疑,后发优势的发挥是需要一定条件和基础的(落后的程度,人的理性、文化背景、政治传统、开放的意识等具有隐含性特征的变量)。为什么有些非洲国家就是发挥不了后发优势,而日本和中国却发挥了后发优势?其中原因之一是经济主体的理性使然,而落后的差距不同也是重要原因。非洲某些国家正是因为落后的差距实在太大,以至于它们根本就没有模仿学习的基础,因而无从模仿学习起来,这就像幼儿园小朋友是无法学习大学的数学分析课程一样。关于这一点,差点连提出落后优势理论的格申克龙(Gerschenkron,Alexander)也都忽略了,他认为相对落后的程度越大,落后的优势也越大。事实上,相对落后差距不能太大,也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之一。此外,影响后发优势发挥的因素还包括文化传统、政治背景,以及开放意识等。一个国家如果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没有一点开放和学习的意识,那么,落后就永远只能是落后了。第四,让人有些迷惑不解的是,林毅夫教授为什么忽略制度创新和安排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仅从技术层面分析决定一个国家增长潜力的条件,并把它归结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三方面,且认为技术创新是其中最重要的(林毅夫,2003)。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多次证明,制度创新和安排在特定时期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独特功用,原因是它可以激发国民参与发展的热情与潜力。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22林杨之争与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激发了农民参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热情,所以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巨大释放;而20世纪80年代苏南等地乡镇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则是激发了集体经济和民间经济当中的国民的发展潜能与活力,所以才能够带动中国经济独领风骚十来年。况且,特定的制度创新与安排确实能够诱发技术创新,并推动经济发展。农村分田到户后农业经济的迅猛发展显然离不开农业技术进步,那么,为什么在原先的制度安排下没有发生呢?原因只有从制度创新层面上来寻找。乡镇经济曾经的独领风骚,其道理也是如此。正如林毅夫(2003)分析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技术创新,而为什么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在当时快于其它企业呢?原因还得从制度创新层面来寻找。后发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要依靠持续不断的累积创新来驱动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只能依靠基于自身而言的持续不断的累积创新;并不存在能够一劳永逸地、持续不断地推动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或战略。这里需要指出两点:(1)创新是站在后发国家角度而言的。虽然它也许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而学习来的,甚至可能就是直接的拷贝,对先发国家而言,自然算不上是创新,但对后发国家而言,却的确是创新,因为后发国家以前并不存在。(2)从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讲,创新必须是持续不断的累积创新。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多半是问题导向型的,发展不停,问题就不断,创新便不已,因而创新必然是持续不断的、是累积的。正如波特所说的,许多创新是平凡观点的累积,靠的是些微的领先与洞察力累积,而非单一、重大的科技突破(。重大的创新并非那么容易产生的,比如重大的技术创新,往往需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发生一次。说到创新,熊彼特(J.A.Schumpeter,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就是指企业家对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目的在于获取潜在利润。熊彼特创立创新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内在机理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他认为,创新能够引发经济增长,并且还从创新的内在机理出发,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呈现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阶段循环的原因,说明了不同程度的创新,会导引长短不等的三种经济周期。而熊彼特所列举的创新形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技术创新,包括新产品的开发,老产品的改造,新生产方式的采用,新供给来源的获得,以及新原材料的利用;二是市场创新,包括扩大原有市场的份额及开拓新的市场;三是组织创新,包括变革原有组织形式及建立新的经营组织。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其实已经为创新增添了新的类型,如制度创新、理念创新等。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经济长期发展无不是由各种形式的创新所组成的持续不断的累积创新流所驱动的。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我们认为,长期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持续不断的累积创新来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克服和破除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二是为经济发展寻找和挖掘新的源泉和动力,并加以应用。(一)持续不断的累积创新:克服和破除发展中的障碍在经济长期发展中,必然时不时地会遇到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因而需要通过各种创新来不断加以克服和打破,进而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长期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以克服和打破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制约因素的累积过程。这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从横向方面来分析,各个国家(地区)实际状况(包括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市场容量、政治背景、文化传统、历史积淀、人口素质、国民特性、周边环境,以及开放程度与开放意识等等)的不同,决定了在其经济长期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也不同,由此产生的创新需求的内容与程度自然不同,因而驱动各自经济长期发展的创新流的组成成分及结构也必然不同。那些制度和体制相对完善的国家(地区),在一定的时期内,其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技术、市场或者组织等方面,因而驱动其经济发展的创新流主要是由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等方面的内容组成,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市场体制比较完善且法制和各种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就是这样。而另一些国家,可能由于其制度和体制不很完善,因而其创新流中就必然会有一些制度创新的成分,比如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就属于此类型。无论是哪23学海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