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语言研究 摘要：网络的发展给公共舆论体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语言暴力等消极影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主要从网络媒介特点，网民受众心理，网民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媒介即讯息、挫折—攻击、社会心理、社会阶层 暴力,指以强制手段侵犯他人的极端行为,是人类原始征服欲望支配下指向特定对象的侵犯与伤害。语言暴力,就是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致使他人在精神和心理上遭到侵犯和损害。网络语言暴力专指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中发生的以语言为媒介、对特定对象的辱骂攻击行为。 这些恶语相向的文字，往往是一定规模数量的网民们，因网络上发布的一些违背人类公共道德和传统价值观念以及触及人类道德底线的事件所发的言论。这些语言文字刻薄、恶毒甚至残忍，已经超出了对于这些事件正常的评论范围，不但对事件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恶意诋毁，更将这种讨伐从虚拟网络转移到现实社会中，对事件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将其真实身份、姓名、照片、生活细节等个人隐私公布于众，然后导致线上甚至线下更加激烈的辱骂和攻击。代表事件有“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史上最毒后妈”、“死亡博客”、“很黄很暴力事件”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评论与做法，不但严重地影响了事件当事人的精神状态，破坏了当事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更污染了整个网络舆论环境。 各式各样，愈演愈烈的网络语言暴力现象让我们不禁深深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者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合力造成了网民如此不冷静，非理性的表现。 一网络媒介自身特点 人类的会话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印刷术即纸质媒体强化了人类分析，线性逻辑和专门化分割的思维习惯，强化了同一性，连续性和一致性。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将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时期为称为“阐释年代”“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长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偏爱“阐释年代”的波兹曼对于电视媒体传播大量娱乐化，浅薄化信息的现象忧心忡忡，担心“娱乐至死”的时代将至。他认为电视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然而如果波兹曼看到了电脑网络如此普及的今天，他也许会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网络。网络媒介对受众阅读模式和思维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麦克卢汉经典的“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在此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互联网令所有媒体永远无法企及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着无限的容量，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袭来。面对大量高速度呈现的信息，人们应接不暇，往往只是快速切换浏览，不能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长时间接触网络就会降低人们的感知能力。当外界信息的输入超过人的正常负荷后，即信息过载，容易造成人的心理压力和思维混乱。人们过多的消费现成的网络信息，思维变得被动和僵化，变得碎片化，浅层化，形成表面的、狭隘的、被动式的思维习惯。 在大量的信息间快速的切换必然会导致思维过程的减少乃至消失，网络在不经意间让人们远离了那个崇尚思辨和理性的“阐释时代”。 由此我们不难推论出为何产生具有随意性、非理性和情绪化特点的网络语言暴力。网络媒介的特性决定了网民面对纷繁复杂的过载信息时难以进行深入的思考，感性的刺激超越了理性的分析，严谨的论证丧失了对网民的吸引力。在众多网络语言暴力事件中,很多网民可能根本不知道甚至潜意识里也不想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只是在事件表象的基础上发表评论,甚至毫无道理地谩骂,有时针对博主或发帖人,有时是在网民之间。2006年3月,作家陆天明将自己的一篇有关韩白之争的访谈发在自己刚建立5个月的博客上,第二天便出现了若干条辱骂他的评论。随后谩骂继续升级。如一位学者所说:“就目前所见,广场政治的特性在网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姿态和情绪永远都比理性和冷静要有魅力。网民就像剧场里的观众,他不太关心你的思路是否清晰、推论是否严密,只要你的声音最大、手势最夸张、语言最有煽动性,只要你面带胜利的讥笑,那你就是最终的赢家。在这种论辩逻辑中,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人们最后比拼的居然是体力和耐力。”没有评论,没有说理,不讨论问题,只是叫骂而已,网络语言暴力事件在这种缺乏理性的情况下一步步升级。 此外网络传播内容亦激发了网络语言暴力的产生。如上文分析，网络媒介提供了近乎无限的信息，网络受众注意力稀缺。而作为部分网络信息的发布者，一些网站出于商业动机为了赚取浏览量而刻意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话题。用激烈刺激的标题来吸引受众，在一些敏感、涉及道德底线的问题上设置议题，激发网民的激烈争执乃至发生语言暴力。一家论坛的版主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一次成功的‘人肉搜索’策划, 往往能带来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击率，而点击率则是网站提高知名度、吸引广告的重要筹码。” 二网络语言暴力主体的心理机制 网络传播媒介影响了网民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易使人们不经思考便下结论，但为何网民的语言往往倾向于攻击，武断如何演变为“武力”，粗暴如何上升为暴力？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主体的心理机制便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社会心理学上将攻击行为定义为“意图伤害他人的身体行为或者言语行为。”网络语言暴力当属此范畴，而攻击行为的产生当有其相应的心理原因。心理学上对攻击行为的一个经典解释的便是挫折-攻击理论：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这里的挫折指的是，任何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事物。当我们达到一个目的的动机非常强烈，当我们预期满意的结果，却在行动过程中遇到阻碍时，挫折便产生了。”但是攻击的能量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我们学会克制直接的报复，特别当别人会对这种行为表示反对时。相反，我们会把我们的敌意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 由此可以推论，当网民在现实生活中遇见上文所指的挫折时，这种挫折感所产生的攻击动机便促使人们在不需为自己言论负责的网上施以语言暴力。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是讲求和谐一致，自我克制的集体主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看重与家人，同事的关系，隐忍克制一直是中国乃至儒家文化的特点。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写道:“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 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因“挫折”产生的攻击动机往往无处释放，而网上的匿名性，开放性正好为网民，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不用负责任的安全舆论空间，隐忍克制下的攻击动机终在网络上找到了发泄的途径。在“史上最毒后妈事件”中，网民对事件当事人进行疯狂的道德围剿，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其进行攻击，并发动人肉搜索导致所谓小慧的后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跪地喊冤，而最后事实证明所谓史上最毒后妈纯属人为炒作。但是在事件过程中，网民对小慧后妈进行的言语攻击，已然变成一个发泄心中私愤与郁积的途径。所以，我们可以把网民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归于我国网络语言暴力产生的一个原因。而这种不如意与挫折感在当下的社会中越来越普遍。 “在高速现代化的国家里，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物质生活的可能的前景越来越敏感。但富裕群体只能较慢地扩展。因此，人们的期望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使得他们的挫折感变得更为强烈。” 这正符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世界瞩目的事实,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等问题,下层民众中形成了一种被剥夺的心理感受。《小康》杂志的调查发现,影响人们“快乐”的最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平,社会底层民众的愿望不能实现”以及“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悬殊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而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中,“压力大”“不平衡”“安全感差”“满意度低”等,成为描述现阶段公众心态的最常用词汇。这些调查无不显示中国民众较为普遍且越加强烈的心理挫折感。 因而笔者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过大，不公平不平等现象的大量发生促使民众挫折感加剧，攻击动机加强，因而将这种情绪大量释放到网络空间里，造成了越加严重的网络语言暴力现象。 网民的从众心理亦是网络语言暴力产生的助推器。从众—由于群体压力而引起的个体行为或信念的改变，即俗称的“随大流”。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即是沉默的螺旋理论在发挥效力。“大多数人力图避免因持有某种态度和信念而被孤立，因而在表达支配意见和不表达意见的人数增加的时候会放弃原有的想法和态度。选择与主导意见趋同。” 虽然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群体的压力不会像现实生活中那么明显和有力，但是，如果一旦语言与主流非理性情绪和暴力言论不一致，那么经常会引来大量言语的攻击。这会给异议者，或者说理性思维的持有者带来心理的不适。况且网络事件与网民的切身利益往往没有联系，网民通常不会为一个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的事件坚持己见而遭受语言暴力。同时如上文所分析，网络形成的公共领域,成为网民情绪的释放场,这种情绪化的非理性言论氛围,会影响虚拟空间中的其他参与者,激发他们的语言暴力倾向。当一群理性思维不占主导地位的人在一起讨论时,往往会受到情绪的感染,不自觉地融入这样的言论场中,形成集体无意识的施暴。所以网络事件中理性的声音往往会消弭，非理性的暴力语言大行其道。 三网民结构的特殊性 中国互联网网民结构有着独特性。CNNIC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情况统计报告对中国网民结构进行了多指标的详尽统计。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网民占60%左右,女性比例约为40%。从婚姻结构来看, 已婚网民约为42%,未婚网民比例超过57%。从年龄结构来看, 18～24岁的网民占38.8% ,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从文化程度来看,大学本科以下学历占71.5%。从经济收入结构来看,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网民占7成,其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网民最多,占29.5% ,月收入501～1000的占18.1%。从网民的职业构成看,学生所占比例最多,占总人数的32.3%,企事业工作人员占29.7%。 各项指标中最突出的分别是未婚男性, 25岁以下,学生,月收入500元以下。这就是中国网民中占比例最大的人群。CNNIC描绘的中国网民一般形象为:男性, 35岁以下,月收入2000以下,未婚,学历大学本科以下。不难发现，中国网民的主体在现实社会中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这一方面补充论证了上文论点，即底层民众构成了网民的主体，处于劣势地位的他们将现实生活中的挫折感以网络语言暴力的形式发泄到网络空间里。也同时解释了许多网络语言暴力事件中显现的仇富仇官心理。《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提到, 2006年4 月,北京市丰台区林业局副局长黄朝明与妻子在自家别墅中被杀身亡；2006年11月,贵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6口被杀害。在媒体报道这两起刑事案件后,被害人没有得到同情,反而在多个网络BBS上出现一些表示快意的帖子。“这个文建刚肯定经济上有问题,他怎么能住别墅? 家里怎么会有80万元现金?”“这样的腐败官员就该杀,死了活该。” 现实生活中社会从属阶层与主导者阶层的矛盾抑或说张力在此类网络语言暴力事件中反映出来。 传统媒体是由精英阶层主宰，电视镜头时刻紧跟明星的行踪进行事无巨细的报道,新闻头版积极传达官员干部的声音,周刊杂志大幅刊登富商巨贾的发迹创业史,专家学者也不时现身媒体对社会现象进行解读或指点。有时他们还可能形成一种结盟,垄断着公共话语资源。 而25岁左右，月收入500元以下的未婚男性在传统媒体中没有话语权的一个群体，他们表达自身欲求的愿望在传统媒体中是被抑制的。但是,网络却给了草根平民一个可以发声的场所，而且这个虚拟场所的言论相对自由和宽松，他们强烈的言说和表达欲望在此爆发。与此同时,大众的表达必然是暴力的,这既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久经锻炼的精英阶层那样理性而系统地传达自己的声音,又是对被迫长期沉默状态的一种反抗。“暴力是大众的,一方面因为它是有关社会统治和臣服的具体表达,另一方面因为它也因此表现了对这种臣服状态的反抗。” 因此可以说,网络语言暴力的出现是媒介发展与中国舆论空间多元化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语言暴力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网络语言暴力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复杂因素合力的结果，既有媒介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