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一、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溯源及实证分歧所谓经济增长收敛性(convergence)是指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对于一个有效经济范围的不同经济单位(国家、地区甚至家庭),初期的静态指标(人均产出、人均收入)和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各经济单位期初的静态指标差异逐步消失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逐步成为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

Bernard(1995)认为,“新古典模型最激动人心的特征之一是其在收敛现象中的应用”。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假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没有使这一假说得到统一的确认,甚至还对这一假说的技术方法产生质疑。

但是,经济增长收敛性假说蕴涵的独特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为其作出更加广泛细致的研究。

Ramsey(1928)等的研究表明,在新古典框架内,对于一个封闭经济,各地区人均增长率可能与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水平存在反向关系。

特别地,如果存在相似的技术结构和偏好,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增长的速度要快,经济收敛现象就会出现。

Baumol(1986)在收集整理16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至1978年的人均收入数据加以回归研究后认为,自1870年以来,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

Delong(1988)则通过两个疑问证实Baumol的结论不可信:其一,Baumol的实证样本时间跨度太长,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其间已衰落为不发达国家;其二,实证检验误差太大,对1870年有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估计是不准确的。

出于以上原因,难以证实收敛现象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对收敛性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虽然在新古典框架内增长的收敛性得到确认,但是有关研究的实证分析过程却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Rebelo(1991)认为体现新古典思想的收敛现象在世界经济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强调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

特别地,Mauro和Godrecca(1994)用Barro和Sala-I-Martin的分析方法研究了意大利地区的收敛现象,结论却完全相反,收敛假说在意大利被拒绝,数据检验发现意大利的南方和北方存在着经济双元化特征。

Pagano(1993)研究了欧共体国家的产出率和收入的收敛现象后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以来,这种收敛过程已经停止甚至走向发散。

此外,Bernard,Durlauf(1995)提出用新的时间序列分析技术来研究收敛假说,他们认为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是短期动态波动和长期稳定增长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如果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包含着一种随机的增长趋势或特征值,这意味着在不同国家的产出收敛中有相同的不变成分,而协整理论提供了检测这些成分的适宜途径。

根据这种思想,他们实证分析了1900年至1987年15个OECD国家的数据,证明了收敛假说的无效性。

深尾京司、岳希明(2000)整理分析了日本1955—1973年间各县的数据,认为日本地区间收入水平存在收敛现象,但新古典框架内的索洛模型收敛机制在日本并不存在。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少,针对收敛性假说在中国的实践论证并不充分。

研究成果中有代表性的是魏后凯(1997),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沿用Barro和Sala-I-Martin分析方法计算了自1978年以来各地区省份产出差距收敛(β收敛)和部门产出差距收敛(σ收敛),即无条件收敛和有条件收敛,认为中国各地区GDP差距大约以每年2%的速度收敛,但从发展阶段来看,1978—1985年各地区人均GDP的收敛速度相对较快,而1985—1995年则不存在显著的收敛性。

宋学明(1996)也认为1978年各地区人均收入与1978—1992年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关系;把国有工业生产总值占工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超过80%的省份与其他省份分离以后,新古典增长理论仍然适用。

申海(1999)分析了1978—1996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数据,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β收敛,并且分别采用四组数据计算β系数,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人均GDP收敛快于人均收入的收敛。

Chen,Fleisher(1996)用部门截面(panelsection)数据分析了中国各省1978—1993年的人均GDP后认为地区间存在条件收敛,收敛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系数、就业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和沿海区位。

但是,笔者发现,以上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地区间是否存在收敛现象,收敛速度如何,收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而对索洛模型的收敛机制在中国的运用没有涉及,对产生收敛的原因也没能给出完满的解释。

本文在分析各地区时序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做出对中国1981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独立判断,并研究新古典的收敛机制在中国的实现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实证分析(一)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静态指标分析首先解释一下数据资料的选取情况。

本文集中分析中国各省份1981年至1998年间数据,样本长度是18年,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年鉴》。

考虑到样本的选取对收敛性的检验和结论有一定影响,本文选取划分样本区间的理由有两方面:(1)尽量与以前的研究成果保持时段上的一致性,但适当更新具体年份数据,以便既能与以前的研究成果相互印证又使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更新成分。

(2)划分收敛区间主要根据宏观经济的波动状态和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改变来确定。

分为两个区间,即1981—1989年和1989—1998年,前一时段总体上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平缓期,计划机制在经济运行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正逐步走向衰落。

体制改革主要在农村领域内展开,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只起着辅助性的调节作用。

后一时段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期,而政府积累的宏观调控经验逐步成熟,计划机制的职能和范围逐步萎缩和减小,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逐步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从整个转型期的样本区间来看,以1989年作为分界点比较合理。

通过计算各年份各省经济产出增长的变异系数(标准差/平均值)和绝对差率(各地区产出最小值/各地区产出最大值)分析各省份的产出水平差距。

自1984—1998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呈现明显的波动状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84至1990年期间,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从0.76降至0.62。

绝对差率同期同步增大,从0.11增至0.14,表明地区差距逐步减小。

而此时段,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慢。

1990年由于双紧措施的出台使经济增长急剧回落;1990年至1993年期间,各地区变异系数逐步增加,从0.62增至0·71,而绝对差率逐步减小,从0.14降至0.09,这说明地区差距逐步扩大,此时,经济运行呈现大幅波动态势,增长率与急速上涨的物价一起达到了两位数。

1993年至1998年期间,各地区变异系数总体上在0.71附近徘徊,绝对差率也大致稳定在0.08附近,两个指标的波动幅度都不大。

从整个1984年至1998年时段来看,中国地区经济产出差距在波动中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但经济波动(收缩和扩张)与地区产出差距变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密切,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因此,以经济增长率VGDP为解释变量,以各地区变异系数V AR为被解释变量,对1984年至1998年间经济增长率与地区变异系数进行相关回归分析。

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984年至1998年间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变化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扩张时期,地区间人均产出差距加大,而经济收缩时期,地区间人均产出差距减小。

这种情况表明,在加快地区经济发展,调控地区产出差距的时候,应该有一定的逆向思维,即在经济运行加快的扩张时期,决不能放松对地区发展差距的监控,而在经济运行放慢的收缩时期,应该集中财力,抓住此时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有利时机。

事实和资料分析证明,习惯上认为只有在经济过热时期才能通过足够的转移支付手段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做法存在着片面性。

(二)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检验我们利用Barro的收敛性分析框架研究1981—1998年各分省资料。

在利用上述公式的计算中,对人均GDP均利用价格平减指数进行了折算,以消除价格差异的影响。

结果显示,中国地区的人均产出增长与初期产出水平的关系在不同时段呈现不同特征,在1981年至1989年期间,两者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收敛系数β为0.024,表明落后地区将以每年约2%的速度弥补与发达地区之间的人均产出差距。

在1989至1998年期间,人均产出增长与初期人均产出之间没有发现反向相关关系,在这一时段并没有收敛现象的存在。

从1981至1998年整个样本时段来看,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期人均产出水平存在弱收敛现象,收敛趋势并不明显,β值仅为0.0014。

如果把全国分为东中西地区,设定两个虚构变量W1,W2,东部地区数为(1,0),西部地区为(0,1),中部地区为(1,1)。

再次利用同样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则在各个样本时段内各地区经济增长与初期产出水平存在明显的收敛趋势。

三个时段的平均收敛系数是0.017,即在三个经济区域内初期产出水平落后省份将以每年 1.7%的速度弥补在本区内与发达省份的差距水平。

进一步,如果以长江为界,把全国分为南北两个地区,设定一个虚拟变量W,再次利用同样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仅在1981至1989年的时段上,存在收敛现象,收敛系数β为0.017,比同期东中西区域内部收敛系数低约0.007,即收敛速度低约0.7个百分点。

在1989至1998年和1981至1998年整个时段上,并没有出现收敛现象,反而是各地区经济增长率与期初产出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表现为一定的发散现象,这表明南北两大区域内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存在分化现象。

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进行σ收敛分析,主要是因为:(1)样本期时序资料难以收集全面,各地区的部门资料的质量也不相同。

(2)根据国内外学者Barro(1992)和魏后凯(1997)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加入结构变量S的σ收敛分析从整体上会改善回归方程的稳定性,导致收敛系数有所下降。

因此我们省略了这一部分的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着整体减弱、局部加强的特征。

具体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内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在各个时段上始终存在,比较而言,南北地区的收敛性基本上不存在。

而从表面上看,南北地区内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似乎更具有区域内收敛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这种特定的东中西梯度式收敛值得我们结合其他因素继续分析。

三、索洛模型的收敛机制在中国的实证分析下面简述一下新古典模型的经济收敛机制,假定某一地区i的产出水平为Yi,由劳动投入量(以一定技术水平A折算)ALi和资本存量投入量Ki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