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1《形势与政策》作业学院: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专业: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名:***课程号:B0900171C学号:B********任课老师:张娟2016年12 月18日全面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策略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变化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新时期,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因素及策略值得世界探究,也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去深入思考和探索。
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及策略两个方面研究。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
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实现富国裕民,是许多经济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标。
本段从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分析中发现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规律,通过这些规律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事实,分析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寻找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路径。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力图以严密的逻辑、丰富的材料、科学的分析,来发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历史观为指导,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分析线索,运用数学分析、计量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合理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分析、探讨和研究要素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
本段研究认为,要素投入的增加固然可带来经济增长,但生产要素资源是有限的,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很难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都是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要素投入增加和综合生产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制度是影响要素投入效率、技术进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之原因。
这个结论对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现实是经济增长理论赖以产生的基础,从丰富的中国经济增长现实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经济事实是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工作,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中国50年来的经济增长现实,从中得出要素投入的增加、要素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改革开放等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的增长事实是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增长,从中得出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和增长趋势,并提出需要强化的五个方面政策选择(要提高教育水平、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扩大资本积累、优化融资机制,调整优化结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增加科研投入、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推进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率的制度),以推进要素的效率化和综合生产率的不断提离,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摘自《要素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叶飞文博士)当然要素投入是中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增长的原因,但是与此同时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地域的原因也是分不开。
事实上’目前已有学者证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确实存在空间关联性。
Ying认为中国存在着“内核地区对外围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考察了—年劳动力、资本、FDI等因素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在区域间存在着较强的相互影响。
Burn et al.将中国划分成沿海与内陆地区,通过引入东、中、西三个虚拟变量考察沿海与内陆的相互影响,也发现了沿海对内陆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沿用Burn et al.的思路,Zhang&Felmingham建立了地区变动模型,直接将其他两大地区的GDP变动作为解释变量,考察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带间的空间溢出效应。
Groenewold et al.则采用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模拟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相互影响,得出存在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以及中部向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但不存在西部向东、中部地区的溢出效应。
又将全国划分成东南地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六大经济区,并通过模型考察了各经济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结论是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与西北地区对其他区域有较显著的溢出效应,东南与东北地区存在着很微弱的对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西南地区则不存在对外溢出效应。
张晓旭和冯宗宪(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1978—20003年中国30个省市区人均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人均收人的空间相关性逐年增强,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地区人均收人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潘文卿(进一步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研究了1988—2009年中国各省市区人均GDP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研究结论是:一方面,存在着全域范围的正的空间自相关,并且这种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大;另一方面,中国局域性的空间集聚特征越来越明显。
这些文献表明,空间溢出效应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摘自《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及其解释》)当然,与此同时更加不可或缺的是人力资本的因素。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重要。
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之一,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
将人力资本置于与物质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假定生产在外生的技术进步条件下进行,因而仍然属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其二,人力资本作用于生产技术上,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使已有物质资本和技术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学者王德文等在对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研究中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他们基于对各增长因素的分析包括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并建立模型得到的GDP增长率为8.01%,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90%,与劳动力、TPF的贡献率相当。
其中物质资本的贡献最大2.32%,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新古典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从不同侧面对增长的动力进行分析,得出基本结论是资本、劳动、技术进步、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等因素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根据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有的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中国的高储蓄率、高资本形成率、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日益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有些学者更看重中国的教育事业、体制改革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
还有的持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主要采用索洛—斯旺模型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建立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进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及全要素贡献率张军,。
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的学者,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源泉。
在建立模型时,由于制度的不可度量性,一般都寻找代理变量,但代理变量的采用十分难。
如干文博等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对外开放程度等四个因素对制度进行量化。
还有人认为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于制度对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有重要影响如韩晶与朱洪泉,。
经济结构的学者,主要是从要素结构及产出结构两方面来探讨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政策性建议。
从供给结构上看,中国的供给或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增长效应,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为标准,认为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还不合理,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张旭华,。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适应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原因。
巴威、严余龙等人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模型,测算了1980一2004年各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得出结论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提高、制度变迁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强,劳动投入的贡献则相对较弱。
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是以两要素生产函数为基础,引入了结构变量、人力资本和制度变量,具体形式为Y=(K,L,ST,HC,ZD)。
用1980一2004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下列结论一年,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其中资本投入的增加是最主要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9.2%,拉动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劳动投入的影响较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1%,拉动经济增长个0.5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集中现了结构调整、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5.7%,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6.8%,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2%,拉动经济增长个0.8百分点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1%,拉动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其它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4%,拉动经济增长2.0个百分点'。
接着他们采用滤波法、菲力普斯方程法以及生产函数法对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速度进行测算出2005一2020年这1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为7%一9%。
(摘自《中国经济的增长要素分析与展望》谭顺富硕士)在降到了诸多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也不得不谈到将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并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冲击从表面上看是金融体系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各国的结构性失衡造成的,体现出了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也体现出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结构失衡和内外部结构失衡的问题。
内部结构失衡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和分配结构失衡等等;内外部经济失衡具体表现在内外需结构不平衡、进出口结构不平衡等等。
虽然我国在中央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积极应对危机的努力下,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引领世界经济进入的后金融危机时代。
但是这种复苏属于政策性刺激的复苏,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政府投资拉动的需求尚未实现向市场驱动的需求转换,并没有解决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存在的根本问题,一旦扩张性政策退出,经济有可能出现大的波动和反复。
因此,要使中国经济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复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格局成为政策刺激性复苏转向内生性复苏,必须要解决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和内外结构失衡问题。
本文从分析中国内部经济结构的相互关系入手,通过对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对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当前经济结构支持下的经济系统脆性,从而识别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并得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提出经济结构调整的策略,为国家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较快增长的政策制定供理论依据。
我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国际经济依赖性强,风险抵御性差等问题的主要原因。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应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规划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