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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买卖关系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浅析买卖关系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摘要]针对买卖关系中的无权处分行为,我国《合同法》第51条和《物权法》第106条分别从合同关系角度和物权变动角度对其进行普适性规定,2012年5月颁布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也对其进行规定。文章旨在论证上述三规定并不存在冲突和矛盾,并就三法条的适用问题进行探讨,为解决实践中三者的适用效力问题提供依据。

[关键字]无权处分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善意取得;有效说

一、问题的引出

2012年5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自实施以来饱受关注,其中第3条争议颇多。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条文可作如下释义:在买卖关系中,无权处分合同是有效的;合同有效并不直接导致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学者李建伟教授等认为此条的出台彻底颠覆了《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的观点,而学者韩世远教授等则认为解释第3条是对《合同法》第51条的修正和完善,使得《合同法》第51条更符合立法原意。

无权处分,是指行为人没有处分权而处分他人的财产。换言之,就是行为人无处分权而从事了法律上的处分行为。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出台之前,学界对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认定”本就存在争议,同时认为《合同法》第51条可能和《物权法》第106条存在冲突和矛盾。笔者认为,《合同法》第51条、《物权法》第106条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和矛盾:《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共同解决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其中,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是《合同法》第51条的补充完善规定;而《物权法》第106条解决的是无权处分行为的物权变动问题。上述3条文共同完善了“买卖关系中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这一问题,下面将就买卖中的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进行探讨。

二、《合同法》第51条下的“无权处分合同效力”

1999年《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笔者认为,从条文规定看,只能得出“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人事后取得标的物处分权时,该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观点,并不能得出权利人不予追认且无权处分人事后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时,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如何。从逻辑学的角度解读,此处可将“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时候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视为条件P,将“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视为条件Q,那么《合同法》第51条即可简化为“P→Q”。在逻辑学上,由“P→Q”

推出“┐P→┐Q”是个伪命题。具体到此处而言,由《合同法》第51条推出“权利人不予追认且无权处分人事后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时,无权处分合同无效”是错误的。

而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无权处分纠纷恰恰主要是发生在“权利人不予追认且无权处分人事后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一情形中,合同法实际上却规避了这一难题。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出台前,实务以“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为审判标准,笔者认为该审判标准来源大概是1999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全国法院技术合同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什么是效力待定合同呢?……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而签订的合同。”学界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认定却众说纷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效力待定说,无效说和有效说。鉴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采取的是有效说,有别于传统的效力待定说,为了后文论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与《合同法》第51条的共存互补关系”,在此有必要先梳理下学界对无权处分合同的3种学说观点。

(一)无效说

该说目前仅有少数学者主张。该说认为:无权处分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132条“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和《拍卖法》第6条“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等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该无权处分合同无效。对此,梁慧星教授认为如果对《合同法》第132条和《拍卖法》第6条作反对解释,无权处分行为本应无效,但考虑到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虽然属于无权处分,如果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没有理由强使其无效。但是,笔者认为该无权处分合同本来就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合同法》第52条前四款均表明法律只可能对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进行强制性规定,而对私主体间的意思自治并不强加干涉,故《合同法》第132条和《拍卖法》第6条等类似规定并非强制性规范而可能是倡导性规范,违反上述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并不归于无效,无效说论据不足。此外,主张无效说过度保护权利人而忽略了相对人,严重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现代民法鼓励交易的意旨。

(二)效力待定说

该说为目前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该说认为从条文上看,买卖、互易等合同的效力取决于真正权利人对此是否追认或者履行期限届满前处分人是否取得该标的物的所有权。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取决于真正权利人对此是否追认或履行期限届满前原无权处分人是否取得该标的物的处分权;依条文的反对解释,如果权利人不予追认且无权处分人期满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将被宣告无效。对此,梁慧星教授认为:应注意到我国大陆民法并不采纳德国民法关于物权行为的立法理论,后者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即债权行为仅发生当事人间的债权债务,要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移转须由双方合意就所有权移转达成物权合同。故在其体系下,“负担行为”指发生债权债务的行为,即债权行为;“处分行为”指直接发生权利变动的行为,即物权行为。而我国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一体把握,

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该买卖合同的效力包括了买受人要求标的物所有权移转至自己的效力,故当然要求出卖人对出卖之物有处分权。这种观点实际上亦存在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该说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无权处分合同是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合同订立的合同,而权利人并非合同当事人,权利人亦未在无权处分合同订立过程中作出任何意思表示。这不同于无权代理人以他人名义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需要得到他人的追认,后者是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而为法律行为,虽然被代理人也未作出进入合同的意思表示,但是他以名义上的当事人进入了合同。此时如果他对合同进行追认,恰好符合合同相对性,一方面追求了形式正义,另一方面又尊重了当事人真正的意思表示,故赋予权利人追认权。其也不同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需要得到法定代理人的追认,后者是因为主体特殊故法律作出特殊规定。而在无权处分合同中,无权处分人完全以自己的名义而未以权利人名义进入合同,实际上也是无权处分人作出意思表示,只是其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而已。故从意思表示、合同相对性角度考虑,此时若合同效力需要取决于合同外的第三人,有悖于意思自治的民法理念。

第二,该说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一方面使得相对人的权利成为一种漂浮状态,交易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将决定权交给与合同本身没有关系的第三方本身就存在问题。

第三,该说使得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185条①的规定在“对债权合同效力的认定”上如出一辙,易让对我国民法学体系没有深入研究者误以为我国民法采纳了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

(三)有效说

该说是目前不少学者大力主张的观点,大有超过效力待定说之趋势,也是2012年新颁布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所持观点。笔者认为该观点融入了我国关于“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相区分”的理论,即在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变动的基础合同和物权变动本身是两个法律事实,行为人处分他人之物的行为仅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而并不导致物权的变动。故在无权处分情形下,无权处分合同都为有效合同,若最终相对人无法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则可向出卖人主张违约责任或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

一方面,该规定固然能很好地维护交易安全,但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该学说未能考虑到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的主观恶意而一概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做法,过于武断,如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时,无权处分合同当为无效。对此,笔者认为该说可能确实过于武断尚需完善,但是对于以“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下,合同应无效”为由而否认该学说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对于“恶意串通行为”,完全可以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为由,而主张此时订立的无权处分合同无效,而无需因此否认有效说。但是,一概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观点一方面解决了通说下《合同法》第51条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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