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立法问题浅析安乐死这个词对于中国人而言也许并不陌生，但是一般民众不会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但是，随着中国医疗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群众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安乐死必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目前，中国已有不少与安乐死有关的案例，并且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应该要为安乐死立法。

自从1988年第七届人大会议上，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提出安乐死这个问题以来，已经有四、五次呼吁为安乐死立法的尝试。

安乐死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被饱受争议的话题。

在国内的环境背景下，害怕因为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而背上不孝的罪名，这种担忧本身只表明了传统“孝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孝”是为人们所认同的伦理价值取向。

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孝”文化由来己久，并且与政治关联密切。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孝”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明确记述，如《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意为一个人只有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才不会犯上作乱，做出有悼礼法的事情。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

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人既是家族成员，又是社会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

一个人正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不断扩展，达到爱朋友、君王，以致爱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

所以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孝”，既是家庭关系的重点，又是扩展社会人伦关系的起点。

这样，个人被牢固地固定在了家族——国家这一整体、集体的利益链条之上，并产生了一种个体对家族——国家的牺牲意识与服从意识，即只强调个体对家族——国家的义务价值。

因而现代安乐死对于自身权利被尊重的要求往往会遭遇到极大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的阻碍。

第二，“孝”中所包含的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

由于现代安乐死所要求的是人工干预死亡过程，而且在直观上，发出安乐死请求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依然被称为活着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要求会被子女或晚辈当成是处死的请求，难以接受，即会获得“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

但父母或其他的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出于自身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子女或晚辈应该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

实践表明，子女或晚辈大多拒绝了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

很明显，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要求安乐死者本人的利益而使子女或其他晚辈符合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为代价的。

由此，“孝”与“不孝”除了强调被尽义务者的需求外，更加取决于一种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即“孝”中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也就是俗话说的“好名声”。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宋功德认为，在这方面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化。

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

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

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使人无痛苦地死去的做法，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问题。

再把目光转向国外。

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在荷兰仍然是犯罪，但如果能够证明满足下列标准，报告已经实施安乐死的医生不会受到起诉：（1）·病人请求安乐死是自愿的、经过充分考虑的、一贯坚持的和明确的。

（2）·医生与病人有足够密切的关系，使医生能够确定这个请求是否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3）·按照目前的医学意见，病人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且没有改善的希望。

（4）·医生与病人讨论过除安乐死以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5）·医生至少应向一个具有独立观点的其它医生咨询。

（6）·安乐死的实施应符合优质医疗实践。

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

美国最高法院2006年裁定，医疗行为由各州自行管理，包括协助自杀。

2008年11月，华盛顿州近60%的选民投票通过了第1000号动议案，成为继俄勒冈以后第二个由选民投票允许安乐死的州。

华盛顿州允许安乐死的法律自2009年3月5日生效，规定，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如果剩下的时间不到6个月，可以要求医生对其实施安乐死；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岁，有行为能力并是该州居民；病人必须提出两次口头申请，间隔15天，并在有两名见证人的情况下提出书面申请，其中一名见证人不能是病人的亲属、继承人、负责治疗的医生或与申请者所住医院相关的人；开致命性处方或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还必须向州卫生部门提交记录的复印件，州卫生部门就法律的实施情况撰写年度报告。

[1]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

但就澳大利亚全国而言，至今仍无安乐死的国家立法。

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4.4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项内容。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安乐死合法的区域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是，不可否认，安乐死合法是历史的发展趋势。

因为它符合人类关于人性的定义，满足人道主义的要求。

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道：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而庄严地结束生命。

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

著名的硬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是用猎枪来结束自己的痛苦的。

如果可以安乐死，也许他可以走得更安详吧。

安乐死立法一直是争论已久的困扰着立法界司法机关的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把对生死的选择视为自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逐步将其纳入人权的核心内容.通过对安乐死本质及其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探讨、论证,可解决对安乐死立法的需求,完善法律制度本身,并有效地指导实践.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的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

人的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

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

不过,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

《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安乐死解释为在不可救药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

《布莱克法律字典》则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将患有绝症又极度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

而我国学者这样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身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实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许多国家都在对安乐死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

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

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

对于安乐死的定义，首先强调患者的自由意愿，安乐死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

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

安乐死本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话题，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斯巴达。

在现代西方国家看来，安乐死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诸方面，而不单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医学问题。

关于伦理、法律和医疗实践的关系，现代西方国家遵循的公式是：“医疗实践必须依法进行，法律必须符合伦理的要求，而不是相反”（英国伦理学家奥德伯格语）。

由于安乐死立法涉及国家政策的权衡和制定，这就决定了它首先不是一个医疗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首先对之进行伦理判断和哲学思考的问题。

纵观现代西方国家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人们大多能够立足伦理，在生命价值、个人自由与权利上给予较多的哲学思考。

至于所谓家人负担和社会卫生资源的分配均是拿不到桌面上的问题。

究其原因，不排除这与其文化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想必还是在于它们社会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健全的法制条件、强烈的个人自由与权利氛围和完备的医疗保障体系等。

目前关于台湾安乐死立法破冰之举，迅速在华人世界中引起巨大反响，争议不下的安乐死立法又一次引发各方论战，台湾大胆地迈出第一步，或多或少对中国大陆带来影响。

立法派主张的观点主要是从“人应当享有死亡权”，“安乐死是对人权的一种保障体现”，“安乐死的非犯罪化”，“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几个方面论述。

反对派主张的观点首先是要从伦理和道德方面考虑，以及中国国情是否适合安乐死实施。

，以及“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这个权利应当受法律保护。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根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的规定及相关法理，在对待生命权问题上，国家只能采取积极的保护性措施，即只能是延长人的生命，而不能是人为地终止人的生命。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安乐死也不属于延长人的生命的积极措施。

如果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迄今未就安乐死问题直接发表意见的话，那么，作为欧洲人权保障的最高机构欧洲议会则有明确表态，即安乐死与《欧洲人权公约》相抵触；按公约规定，不能故意致人于死，应充分保障生命的权利，特别是针对那些患有不治之症和垂死的病人。

在世俗的观点里，认为死亡是一件悲哀的事，更多西方国家则认为死亡是一种升华，一种喜悦，试想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忍受巨大痛苦度日，是否是对生命质量的一种摧残。

2008年10月21日，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就程鹏才涉嫌故意杀害妻子一案做出判决，帮助妻子安乐死的程鹏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1990年3月，陕西省汉中市人民法院对王明成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这是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件。

陕西人王明成申请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安乐死，最后他和协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一起成为了被告。

当时的庭审辩论，花去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例的开庭，引发了社会各界激烈的争论。

时隔20多年，湖北程鹏才案件的发生，再度引发了社会对安乐死案例的强烈关注。

如果安乐死立法实现，是否会解决这些问题，是否会引导社会伦理对安乐死有一种客观的评价，对于主观上并无杀人故意，缺乏动机，遵从当事人意愿，从某种角度上讲并无过失之说的帮助他人实施安乐死的人，无辜站在被告席上，似乎有违法律的公平，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