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上海市律师协会时间：2011-12-14作者：郑绍平（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江烨（上
海社会科学院）
【摘要】本文将针对行政合同这一新兴的政府管理方式的概念和性质入手，探讨我国行政合同相对人需要法律救济之必要性，并从实体法比较分析行政合同与《合同法》之差异，以及结合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界与融合点，分析在目前法律体系下不易将行政合同整体纳入到行政诉讼程序之理由，最后根据行政合同之属性以及国外司法实践，提出我国处理行政合同纠纷模式的设想。
【关键词】行政合同行政优益权当事人诉讼行政合同双轨制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法的重构
一、行政合同的定义与特点
行政合同也叫“行政契约”或“公法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为达到维护与增进公共利益，实现行政管理之目标，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在合同的缔约和履行过程中，作为行政机关的一方，往往有着超越合同相对人的单方面强制性的权利（行政优益权）：如“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单方面解除合同；在合同缔约阶段选择特定的相对人，相对人无权拒绝；以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合同相对人进行指挥，监督的权利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政合同有如下特点：
（1）行政合同的主体一方必须为行政机关。
（2）合同的订立是以公共利益或者行政机关执行行政权力（行政管理）为目的，签订的合同。
（3）作为一方的行政主体与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行政合同中往往体现了行政机关的公权力，即行政优益权。
（4）行政合同的订立需要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意思表示一致，有着合同的属性。
二、行政合同产生的背景及合理性
行政合同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时代的公法合同，而其现代意义上的起源则是二战以后的欧洲，经过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和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都各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政合同制度。行政合同产生的背景是与行政权力，或者说政府的职能定位分不开的，纵观国家权力的演变过程，基本上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由专制到自由法治国，社会法
治国（福利政府）的一种演变过程。抛开专制时代的行政法，自由法制国和社会法治国可以被称为近代行政法和现代行政法，①其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决定了其职能的和目标的不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遵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主张自由经济，行政机关充当的是一种守夜人的角色，在社会无法进行自我调节的领域或者关键时刻才介入，所以在近代行政法，行政行为往往表现为一种体现政府权威的、带有强制性的管理行为，相应的，行政诉讼往往也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纠问式的权力救济手段（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倒置）。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主思想的普及，传统政府的管理职能，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福利以及利益协调的财富二次分配的需要，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更为广泛的参与社会生活，协调各方利益，以及维护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服务型政府。因此，行政合同，才伴随着现代行政法的需求而产生，它将公法权利因素和民事契约因素相结合，在执行行政职能的时候，给予行政相对人以充分协商的机会，并基于双方的合意产生法律效果，有效地淡化了行政行为的高压强权性，②缓解了社会矛盾，也在行使公权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兼顾到了个人利益。从政府职能角度上来说，其精力也是有限的，通过行政合同，可以将某些公益性职能或者经营性活动授权委托给具有专业知识的相对人进行专业化的管理，但保留传统的行政管理职能，有助于效率最大化和节约纳税人成本，这也是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政府职能分工上的启迪。
在我国，行政合同作为一种公共管理的手段被采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正是因为其所独有的契约自由的属性，是传统的行政行为所不具备的，所以才有助于缓解群众对于行政机关的抵触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以往我国行政机关囿于有限的行政管理手段和传统的行政理念，过多的关注于结果的合法而忽略了手段的选择，所以才导致了公众的不理解，甚至是群体事件的发生。而行政合同则不然，在贯彻公权行政的同时，更加强调双方经过协商基础上的意思表示一致，这就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兼顾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并且将他们的这种民事权利纳入到考量范围，将一种和谐的理念贯彻在行政管理活动的整个过程。
“良药苦口利于病”，但是如果“良药”采用一种较为甜美缓和的口感，岂不是更容易被“病人”所接受？行政合同，发挥的正是这一剂良药的作用。
三、行政合同相对人的界定
行政合同相对人，即与行政机关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根据对行政合同定义的不同，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合同相对人，包括国家机关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而狭义的行政合同相对人，则将国家机关排除在外。
目前，我国常见的行政合同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业承包合同》；《公用征收补偿合同》；《国家科研合同》；《国家订购合同》；《公共工程承包合同》；等等。例如，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颁
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规定有“补偿协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中，行政合同相对人往往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所以，从司法实践出发，本文采用狭义的理解将行政合同相对人限定为非行政主体，更有研究价值，因为行政主体之间签订的行政合同往往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分工合作，即便是产生了争议，通常是协商或者通过共同的上级主管部门定夺，几乎不会诉诸于司法救济。
四、行政合同相对人需要法律救济
通过上述行政合同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合同需要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有着私法上契约自由的属性，但是行政合同追根溯源，是一种行政机关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行使公权力的手段，所以行政合同始终无法摆脱公法的属性，也不能过分强调意思自治就将其行政性的本质忽略。也正因为如此，行政合同中非行政主体一方（行政合同相对人）自合同缔约伊始，就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其不但要承担合同义务，更有随时受行政优益权侵害之虞。换而言之，行政合同相对人所需要的救济不仅仅是民事上的定纷止争，更需要一种行政诉讼法上的异议途径和救济机制。
因此，应当赋予合同非行政主体一方必要且充分的法律救济手段（这种救济途径应当是能够兼顾民法与行政法的双重属性），否则，非行政主体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其遭受的侵害也是双重的，行政合同因此也就沦为行政机关借公共利益之名对行政合同相对人滥用权力的工具。
五、行政合同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法》
行政合同有着私法契约的精神，这点不再赘述。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不能因为其合同属性，就简单地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通过对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法律关系比较来分析其中的原委：
（一）合同主体地位的不同
根据《合同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以及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而行政合同的一方，则是拥有公权力的行政机关，其在合同里保留了公权力主体的身份，可以单方面行使某些特权，使得行政合同双方并非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行政契约并非属于《合同法》的调整对象。
（二）合同订立的目的不同
民事合同是基于私法自治的精神而订立的，其目的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俗称的私权利；而行政合同中，虽然非行政主体订立合同的目的不排
除为了个人利益，但是对行政机关来说，必须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且该利益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合同订立的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所要保护之法益不同，因此，将行政合同简单地适用《合同法》进行调整，所带来的法益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根据《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利益发生冲突，只要行政机关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借口，在简单适用《合同法》的情况下，法院的裁判将是唯一的，非行政主体的权益根本得不到救济。
（三）《合同法》无法规制行政合同的行政优越性
行政优越性，即行政优益权，它的存在，使得作为合同主体的行政机关一方享有超越民事合同的权利、并强加给合同相对人更多的义务；并且在合同的缔约和履行过程中，兼具合同当事人和管理者的双重职能。而《合同法》是典型的私法，强调平等和自愿原则，此种权利之存在与之格格不入，但从公法角度来看，这种权利之存续，又是行政权出于公共利益价值之考量所必须赋予的。换而言之，行政主体基于行政优益权引发合同纠纷，更倾向于公法上的行政行为，应当首先适用行政法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是简单的去探究合同法的条文。
综上，行政优先权的存在，已经超越了《合同法》所能调整的范围。
六、行政合同不能整体进入行政诉讼
在我国法学界，对行政合同的认识大相径庭：以王利明，梁慧星教授为首的民法学者们，是否认行政合同在私法领域的存在的；而在行政法学界，则完全接受并认可行政合同在私法领域的存在。然而，一旦行政合同纠纷需要司法救济，无论如何不能将行政合同整体纳入到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围中。因为行政合同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是有很大区别的，并且由于其还兼顾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私法契约属性，所以不能够整体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法。
首先，从《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看出，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为了给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人提供一种对于行政违法行为的问纠式的救济途径。而行政合同，其本质是一种在行政管理或者监督之下的契约关系，针对某些合同本身的问题，比如合同的条款解释、违约金数额、以及合同的解除等，是无法给予裁判依据的。因为结合《行政诉讼法》第五条“合法性审查原则”，行政法庭一般只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重点不是对合理性进行判断，而合理性恰恰是行政合同救济必然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其次，就是对于行政合同是否能够进入行政诉讼程序，我国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上，是存在很大矛盾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我们可以发现，其受案范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其性质是一种单方的行政职权行为，而行政合
同是一种双方的法律行为，如果依照该条，除非具体的部门法律有关于提起行政诉讼的特别规定，则行政合同根本无法进入诉讼程序。但是，在随后的最高法院于2000年颁布的司法解释中，取消了“具体行政行为”这一说法，而用行政行为代之，行政合同似乎有了受理的依据。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法发2004第2号）中，又大量地使用了“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概念。其中，将行政诉讼案由分为四类：作为类案件、不作为类案件、行政赔偿类案件，以及难以确定案由类案件。行政合同被排除在“诉作为的行政案件”和“难以确定案由情况的处理”这两类行政诉讼的受理门槛之外，只在“不作为类”行政诉讼起诉案由中列举到“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合同义务”。
由此我们可见，行政司法和立法体系及概念在有关行政合同方面的混乱，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非行政主体唯有在行政机关不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基于合同提出行政赔偿之时，才可以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倘若行政机关采取积极的作为方式（基于行政优先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或者对合同条款解释产生争议等，则由于受案范围的限制，合同相对人的权利将得不到充分救济。
第三，从行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进行考量，非行政主体所追求的往往是自己的民事权益，并且这种权利的救济是处于首要位置的，而行政诉讼法的刚性，往往使得当事人这种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比如除赔偿之外的行政调解为法律所不允许。再如民事合同中最常见的一般给付之诉判决，确认合同效力判决，都不适用于行政诉讼法。由此可见，裁判手段的缺乏使得行政庭的法官无法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做出判决，非行政主体的民事权利也将得不到有效保障。
最后，如果行政合同的主体之一行政机关需要依法提起对行政合同相对人的诉讼，更是无法依据行政诉讼法进行。
七、行政合同纠纷处理的法律适用
行政合同，正因为其民法与行政法的双重属性，所以一旦产生纠纷，在法律适用上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类案件的核心就在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分别适用，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在程序法上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在实体法上将民事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法规作为审理案件的共同依据，但不能简单适用《合同法》。之所以采用这种“分割”的原则，就是考虑到行政合同的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属性以及有利于合同当事人的权利救济。
行政合同纠纷在程序法上之所以选择民事诉讼法，因为行政诉讼法有着单向性，自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所以才有举证责任倒置，行政机关不得成为原告这类规定，这样一来，一旦将行政合同整体适用行政诉讼法，就没有适用民诉法对合同的涉及当事人民事权益的部分进行裁判的余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七条虽然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但这种参照毕竟不能游离于行政诉讼法的框架体系之外；
对规定的适用也不能够违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且“可以”与“参照”这两个用词，表明了民事诉讼规则在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位阶是较低的，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可以适用，也可以不适用，这种自由量裁权的存在，为非行政主体的民事权利救济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倘若勉强适用于行政合同案件，很有可能导致“重行政而轻民事”的审判结果，且有将当事人契约自由之权利，沦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附属品之虞。况且这种有主次之分的法律适用，本身就与行政合同公法与私法并重的特殊属性相违背。
而民事诉讼则不然，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诉讼程序不能适用行政当事人，并且相比行政诉讼法有限的四种判决形式，民事诉讼法的裁判手段，更能够满足行政合同当事人的诉求。与其为了适应行政合同的特殊性而修改行政诉讼法，毋宁将其直接纳入到民事诉讼程序更为合适。但是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所说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指诉讼形态上，并非是指将行政合同必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即行政合同可以由行政庭受理，但是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则进行审理。
然后，从实体法角度来看，行政合同是伴随着行政管理的创新和政府职能观念的转变而产生的，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我国目前很难形成一部统一的规制该类合同的法律，对其的调整通常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之中，因此在对行政合同纠纷法律适用时，首先应当抛开民事或者行政之分，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根据合同争议的核心法律关系或当事人的诉求，分别适用民事或行政法律法规。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本文第三小节中说过行政合同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法》，但是并非表示《合同法》是完全被排除在准据法之外的，其原则及一些规定仍然可以作为法院裁判的参照。
行政合同的实体法律适用，其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在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以及为了自己合法权益的非行政主体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如果出于一方利益的考量必须损害另一方利益时，该损害也应当是在一种合理的限度之内。因此，一定要明确给行政合同界定适用哪一部法律或者划分到公法或者私法的调整范围之内，有失偏颇。
八、从行政合同角度看行政、民事诉讼的分界和融合
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两者虽然都是作为权利的救济手段，但是其侧重点并不完全相同：传统的行政诉讼法旨在为认为自己权利遭受侵犯的行政相对人提供一个申诉的渠道，并通过法院对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达到自身权利的救济；而民事诉讼法则是通过争议双方当事人的抗辩，由法官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直接通过判决的方式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一个主要的分界就在于权利救济的方式是直接的抑或是间接的：行政诉讼的裁判依据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法律法规，注重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判断，对权利人的救济往往需要
在行政判决的基础上启动其他程序（国家赔偿程序），或者通过行政机关的自我纠正以达到。简而言之，即行政诉讼中，法院很少会以判决的形式，代替行政机关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不圆满状态做出恢复；而民事诉讼则不然，法官通常按照当事人的各种诉讼请求，依据法律法规直接做出判断，即便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依然可以根据法律的原则和自由裁量来解决案件争议，所以，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通常都是直接的。之所以司法权对行政权利的干涉深度不及民事权利，首先与两者的职能划分有关：行政权是基于法律授权之下对社会的管理，是一种动态且必须主动行使的权利，因此行政机关是法律的执行者；而司法权之于行政诉讼领域，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对行政权合法与否的监督，因此法官是法律静态的裁判者。两者在法的运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一旦赋予法官在行政案件中拥有对行政行为的“完全司法变更权”（改判权）③, 那么行政权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就荡然无存，这不但妨碍了行政机关的有效行政管理，也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服从。况且行政机关被赋予的是特定法律领域的管理权利，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能力，如果法院在缺乏专业行政管理知识条件下径行裁判，其合理性依旧有待商榷。其次，行政命令和决定往往都有行政法律法规明确授权，只有法律规定的部门才有权做出，《行政诉讼法》只赋予司法机关有限领域（如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司法权如果越俎代庖，过分的干涉行政权，其判决本身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从政治体制上来看，我国虽然没有采取三权分立的模式，但是也强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相对独立，因为“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化”，权利如果没有一种制约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司法机关才独立于行政系统并被赋予监督职能，司法权也因此被称为“权利最后的庇护所”。相对的，司法权也不能是无限的，它也不能逾越权利的界限，取代行政权之存在，表现在行政诉讼中，即法官对行政权的干涉止步于“合法性审查”，不会再僭越对行政行为的内容进行改判。
其次，两者另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就在于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裁判上：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即私法领域的问题。而行政诉讼必然涉及到国家行政行为，即公权力的问题。这一点，是导致兼具公法与私法属性的行政合同在司法实践中难以界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分界点，就是两种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不同，或者说诉讼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民事诉讼中强调法官主导之下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而行政诉讼则强调一种问纠式的对行政机关的非难，此时，法官扮演的更像是一个监督者的角色，通过对行政机关责问式的审查、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来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承担更大的义务和证明责任。
但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并非完全独立的，通过对《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总则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所保护的法益，都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法的价值追求上。两者是不矛盾的，只不过行政诉讼还被赋予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任务。所以，对于行政合同来说，在对合同公法上的
合法性做出裁判之后，不论适用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法官都应当负有继续对合同民事部分进行裁判的义务。就像判例法系的英国，对于行政合同，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公法或者私法，行政救济手段和民事救济手段都可以在同一诉讼中并行不悖或交替适用。
另外，行政合同产生是社会法治国家和政府行政理念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过程中的产物，代表了一种现代的行政诉讼法趋势：由传统的由单向性的异议申诉和权利救济，转而向更为平等的，兼顾行政行为和私法契约的“当事人诉讼”
④，日本的《行政事件诉讼法》就将行政合同之诉讼归入到“实质的当事人诉讼”之中，原则上准用民事诉讼法之规定。⑤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行政诉讼理念之下，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界限正趋于模糊。
最后，上文中已经反复阐述过，对于行政合同的裁判方式，如果单纯的采用行政诉讼法的判决类型，能够解决的只是合同合法性的问题，而对于合约性部分，则束手无策，此时，唯有引入民事诉讼的判决类型，如，一般给付之判决，合同无效之判决以及撤销合同判决等，才能够给予非行政主体以充分的救济。因此，针对行政合同的裁判类型上，两者也有互相融合之可能。
九、我国行政合同纠纷处理模式的探索
本文第七节提出的对于行政合同在程序法上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在实体法上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规范的法律适用模式，只是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对于行政合同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受案范围不清的窘境下的权宜之计，要想真正对行政合同纠纷处理做到“有法可依，司法有据”，还是必须通过立法层面的完善以及审判模式的创新，以及司法实践中不断地探索。
（一）对行政合同案件的双轨制审判模式的确立⑥
大陆法系国家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导致行政和民事审判模式大相径庭的最主要原因。而对于行政性和契约性兼具的行政合同，只有在审判模式上兼顾行政合法性与合同合约性，才能够完整、全面的处理纠纷。这就对法院的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既不能完全依照行政诉讼法，也不能完全归入民事诉讼法。根据上文阐述的理由，笔者认为，在管辖权这一问题上，行政合同是可以纳入到行政庭受案范围之内的，但是在审判模式上却不能等同于传统行政诉讼，应当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处理，将公法与私法相结合。
因此，双轨制的引入是一种恰当的选择。即，在法院受理了行政合同诉讼案件之后，一般先采用行政诉讼程序法以及行政法律法规，对行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为我国的立法本位是公共利益优先；随后，在解决行政合法的基础上再适用民事诉讼法与相关法律规范，对合同事实部分进行裁判。公权力合法性的判断，是解决合同和约性的前提，而民事纠纷的判决，又是行政合同效力的延续。
这种双轨制的审判模式看上去类似于理论界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行政第一性，民事第二性，两者有明显主次之分，而双轨制的审判模式，根据各国立法本位的不同（法国与德国），很难给予明确界定，有时甚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英国）。⑦其次，行政附带民事，两种诉讼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存在必然性，往往行政行为只是民事纠纷引发的结果，公法上权责的确定与私法上权利的救济并没有太大牵连，两者往往可以拆分为独立的诉讼。而行政合同则不然，有时候行政行为与合同权利义务相互渗透，很难拆分开来，比如：“行政机关滥用行政优益权，对合同条款做出不利于相对人的解释，那么，在行政审理部分，就必须运用民事法律或原则对合同条款进行辨析，并判断解释是否显失公平，而在民事审理部分，虽然可以对合同条款进行辨析，但是行政机关的行政优益权合法性问题，又要等待行政部分的审理结果，由此就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矛盾状态。
（二）专门构建行政合同诉讼制度之不必要性
对于行政合同，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在行政诉讼法中单列一章行政合同，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应，共同构建起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或者区别制定审查规则，笔者不甚赞同这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对一部行政基本法的重构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像行政诉讼法这样的行政基本法律，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其中首先涉及到的就是行政理念的问题，行政合同从产生到逐渐被接受最后到广泛适用，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官本位制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远远没有达到适合行政合同蓬勃发展的社会法制国家，并且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由于参照的是前苏联模式，仍然属于传统的行政诉讼法范畴。
其次，程序法的重构必须和实体法相协调，程序法是实体法的保障；实体法是程序法的目标，而我国行政合同纷繁复杂，令出多门，根本没有统一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有些行政合同被当成民事案件来审理，试想一下，就连行政合同到底该归于公法抑或是私法都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就要在程序法上进行构建，岂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最后，从法律体系结构上来看，即便是建立了行政合同的审查制度，其规则条文，也只不过是上文中已经阐述过的，将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相互融合，其判决形式的增补，也不可能超越民事诉讼法的判决形式，即便是引入广受行政法学界争议的行政合同调解。而这种花费大量的篇幅去重复民事诉讼法的规则，实属立法资源的浪费，也破坏了法的结构之美。再从内容上来看，这种规则增补很难保证不会导致与现有的条文之间的冲突，毕竟行政合同诉讼相对于一般的行政诉讼而言是一种特殊情况，其审理模式与具体行政行为之诉不相契合。比如《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该条文即行政机关恒为被告原则的体现，也就是俗称的“民告官”。但是对于行政合同而言，则可能出现“官告民”的情况，因为针对合同当事人之间
不涉及行政权利的，单纯因合同缔结或履行而产生的民事纠纷，是一种合同主体处于平等地位的当事人诉讼，如果不赋予合同一方的行政机关诉权，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行政合同的争议未涉及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或者自行依职权强制执行，行政主体有时候也需要法律的救济。由上，我们可以看出，不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行政合同之于行政诉讼法的重构，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有待进一步琢磨。
综上，与其用繁琐的条文去堆砌起一座看似协调华丽的行政诉讼法堡垒，不如采用从简原则，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简单地增补一条：“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对于合同合约性引发的民事争议，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三）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适用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
鉴于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解决行政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融合之可能性，行政庭法官既然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直接对非行政主体权利进行救济，那么是否也可以打破传统的行政诉讼案件诉由模式，允许当事人直接按照民事诉讼的确认、给付、变更三大诉讼类型进行起诉？
笔者认为这种审判模式的创新，有助于解决行政合同纠纷，并节约司法资源。因为如果按照传统的行政诉讼的模式，非行政主体的诉讼请求只能够启动公法上的合法性审查程序，判决结果无法直接恢复私权利的圆满状态。这一点在行政合同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此，允许行政相对人采用民事诉讼请求，首先就是考虑到了满足当事人私权利救济的诉求，而不仅仅是名义上“讨个说法”。传统的行政诉讼模式之所以限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原因就在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位更倾向于公权力的监督，无法做出满足当事人诉求的判决，因此才常常导致“官了民不了”的尴尬结果⑧，但是在行政合同中，既然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权利救济已经有了切实的依据，非行政主体又何尝不可提起一般给付之诉，或者确认之诉呢？
其次，行政合同的契约部分是双方协商一致的产物，合同相对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完全的处分权，其在诉讼请求中是否提出完全有自主决定权，法院无需干涉，这也遵循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节约了司法资源，避免法官在合同事实部分也被拖入无谓的全面审查中。
最后，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审理案件，有助于法官将注意力集中在合同争议的焦点，并且正确的选择法律适用（包括程序与实体法）。
结语
随着我国政府执政理念的不断创新，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行政合同的应用也将会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行政管理和司法实践中，因此，只有不断的与时俱进，完善行政法律体系和对行政合同进行规范的界定，并且通过审判模式
的改革和不断探索，把握住行政合同之特性，才能够在法律层面上为行政合同纠纷提供切实的救济手段。●
注释：
①赵清林刘奕淇：行政合同诉讼研究——兼论我国行政诉讼的现代转型，诉讼法论丛，2005，（00），577
②赵清林刘奕淇：行政合同诉讼研究——兼论我国行政诉讼的现代转型，诉讼法论丛，2005，（00），584
③过洋：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与交融——从有限司法变更权谈起，法制与社会，2009,(20)，236
④赵清林刘奕淇：行政合同诉讼研究——兼论我国行政诉讼的现代转型，诉讼法论丛，2005，（00），583
⑤杨欣：行政合同诉讼比较研究，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4,(02)，70
⑥乐宇歆：对行政合同诉讼的探讨，人民司法,2009,(21)，99
⑦易君：行政契约的渊源及法律适用，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0，（03），2--3
⑧李媛媛：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冲突与协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57
参考文献：
【1】赵清林刘奕淇：行政合同诉讼研究——兼论我国行政诉讼的现代转型，诉讼法论丛，2005，（00）
【2】过洋：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与交融——从有限司法变更谈起，法制与社会，2009,(20)
【3】杨欣：行政合同诉讼比较研究，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4,(02)
【4】乐宇歆：对行政合同诉讼的探讨，人民司法,2009，(21)
【5】易君：行政契约的渊源及法律适用，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6】陈瑾李媛媛：论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冲突与协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7】钱静：行政合同本质的行政法理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3，（03）
【8】周振鹏：行政合同诉讼若干问题研究，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3）
【9】杭仁春：行政契约的结构分析——与民事契约相对照，江苏社会科学，2009，（01）
【10】刘辉：论行政契约中的行政优益权，长春：长春理工大学，2010
【11】叶星：浅析行政合同救济法律制度，商业文化（下半月），2011，（01）
【12】孙新科：论我国行政合同诉讼制度的构建，青岛：青岛大学，2010
【13】余凌云：《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4】许建兵：行政合同浅探，行政法学研究，1993，（03）
【15】王喜萍：对行政合同性质的认识，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0，（01）
（本文获第九届华东律师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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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纠纷法律依据 篇一：买卖合同纠纷违约金与相关法律法规买卖合同中逾期违约金与逾期利息（逾期损失）问题鉴于，欠款纠纷的买卖合同案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除返还欠款外，当事人的金钱孳息损失，是以“逾期违约金” 提起还是应以“欠款利息”提起的问题，在查阅相关案例及法条后，就如何准确定位该诉讼请求，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也为今后该类型的诉讼案件提供一些思路。 一、逾期付款违约金和逾期利息（逾期损失）的概念所谓“违约金” ，顾名思义，是指合同一方违反合同的约定，而应向合同相对方支付的一定金额。其存在的前提是合同对此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就是合同双方约定当一方不按期履行其付款义务时，应向另一方支付的违约金。逾期利息（逾期损失），是指一方有向另一方支付一定金钱的义务，而其并未履行这个义务，另一方有权在向其主张支付本金时，同时主张本金延付期间的利息。 由上可知，原告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有合同约定，而主张逾期利息（逾期损失），则不一定有合同的约定，甚至不一定是合同纠纷，只要能够证明存在欠款的事实即可。 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款项支付的不同情形 1、当事人既约定了支付款项的时间，也约定了逾期支 付款项应承担的违约金或支付利息的标准或数额； 2、当事人约定了支付款项的时间，也约定了逾期支付款项应承担违约金或支付利息，但未约定违约金或利息的计算方法或数额；
3、当事人约定了支付款项的时间，但未约定逾期支付款项是否应承担违约金或支付利息； 4、当事人对支付款项的时间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 三、原告一般会列出的几种诉讼请求模式。 1、在请求对方支付款项本金时，同时请求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2 、在请求对方支付款项本金时，同时请求支付利息； 3、在请求对方支付款项本金时，既请求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又请求支付利息； 4、在请求对方支付款项本金时，同时请求赔偿利息损失。四、针对不同情况应当采取的诉讼模式。 我国现行法律对不同的合同中出现的欠款情形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是不尽相同的。《合同法》对此情形的基本规定是支付违约金，如总则部分和分则中的买卖合同、承揽合同、技术合同等。但是有些合同，如借款合同、建设工 程合同等，则规定的是支付利息。另外有些合同，既没有规定应支付违约金，也没有规定应支付利息。 根据上述不同类型的合同约定，我总结出以下四种向对 方主张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或利息的方法： 1、合同双方明确约定了支付款项的时间和逾期支付违约金或利息的计算方法或金额。这时，应严格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来主张违约金或利息（除非此类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此种情况下，不论是逾期付款违约金还是欠款利息，两种表述都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引起歧义，也不
律师审查、修改合同的十大法律风险 一、合同效力风险 律师必须考虑在合同审查和修改过程中未提示或者错误提示以及错误判断合同效力的风险。 首先，合同的效力审查是律师审查合同的第一重要的内容，不审查或者疏忽合同的效力审查，最终如果出现经过律师审查的合同被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判定为无效合同的结果，这绝对是律师的重大失误。 通常，一些年轻的律师或者经验欠缺的律师审查合同的时候，仅仅是在合同的文本上进行一些文字性的审查，却会忽略合同效力的审查。其实，律师在合同审查和修改的过程中，必须提醒自己以及提醒客户，合同的效力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而哪些情况可能导致待审合同的效力会成为争议的问题，这恰恰是律师必须进行审查和思考的问题。 律师在审查和修改合同的时候，必须考虑影响合同效力的各种因素，特别要十分谨慎地审查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最终防止无效合同甚至合同诈骗事件的出现，避免律师的执业风险。 其次，对当事人主体资格的审查是律师审查合同的又一重要环节。 审查当事人的合同主体资格，如果仅仅从合同文本本身进行审查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律师必须借助于尽职调查等手段，要求当事人协助提供合同双方当事人相关的资料，对当事人提供的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执照进行审查，看是否经过年检、营业执照的期限是否已经过期，
如果是分公司，签约还需要当事人提交总公司的法人资格的营业执照，或者授权委托书的效力和授权是否清晰等等。对于重大资产的出售、担保合同等需要出示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决议文件，土地转让或者房屋买卖等还需要出示资产所有权者的凭证或者文件，例如土地使用权证或者房屋所有权证。对当事人主体资格的审查必须借助于权证的审查，否则律师容易出现因考虑不周或者疏忽大意的失误，一旦签署了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合同，律师同样会因为最终合同无效而被追究过失的赔偿责任。 二、目的误解风险 律师在审查、修改合同的过程中，因为缺乏对双方当事人背景意图的了解或者错误理解当事人的交易目的产生的法律风险。 所谓交易的目的，是指委托人送审合同所指向的交易中，委托人签订合同的真正动机或希望实现的经济目标。律师在审查和修改合同中必须十分清楚地了解当事人的交易背景，该项合同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当事人愿意成就合同的底线和条件是什么？合同双方就该合同谈判中的主要争议条款是什么等等。在了解这些合同背景的前提下，律师才能有效、准确地把握合同审查和修改的基本精神、语气和条款的取舍，才可以了解当事人希望成交的合同与该合同存在的风险之间的比重，才能真正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三、履约能力风险
案例 一、甲软件开发公司与乙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办公楼纠纷案 要点：缔约过失 案情：2009年8月上旬，甲软件开发公司决定在较为繁华的地段为公司购买一座大型的办公楼。经过调查，发现有3 家卖主所提供的大楼在环境、位置、价格上可以选择，其中一家为乙房地产开发公司。8 月下旬，该公司派出有关人员同时和3 家卖主联系，准备择优选择卖主订立合同。在洽谈过程中，乙开发公司的人员一再表示愿以低于另外两家的价格出售楼房。9 月中旬，当甲软件公司同另外两家价格谈到每平方米8000元时，乙开发公司的业务员王某多次表示，若另外两家的价格真能降到每平方米8000元，则乙开发公司愿以低于8000元的价格与甲软件开发公司签订合同。经过近一个月的协商，10月中旬，在甲软件公司准备签订合同时，乙开发公司却提出，公司内部文件明确规定了业务员不得在8000元以下同客户签订合同，王某作为公司的业务员，明知有此规定，却擅自答应以低于8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签订合同，其行为是越权行为，对此公司概不负责。由于市场房价已有回升，此时甲软件公司若要购房，必须在每平方米8100 元以上才能签订合同。当甲软件公司再次找到原来洽谈的另外两家公司时，两家公司的楼房均已卖完。后来，甲软件公司查知乙开发公司的王某，在谈判过程中把所获得的甲软件公司有关产品的销售情况以及该公司固定的客户名单，泄露给另外一家软件公
司丙，致使丙软件公司拉走了甲软件公司的一部分客户，为此，甲软件公司损失近10 万元。甲软件公司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问题： 1、乙公司能否援引内部规定拒绝承认王某行为的效力？ 乙公司不能援引内部规定拒绝承认王某行为的效力。 2、8 月下旬，如果乙开发公司不与甲软件公司签订楼房买卖合同，其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为什么？ 乙开发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此时双方的合同尚未成立。 3、10 月中句，甲软件公司是否有权要求乙开发公司必须签订楼房买卖合同？为什么？ 不能。因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一方无权强迫他方签订合同。 4、10 月中旬，若甲公司被迫以高价另行购房，对于差价，甲公司是否有权要求乙房地产公司赔偿？ 甲软件公司有权要求乙房地产开发公司赔偿差价损失。因为乙房地产开发公司违反了先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5、由于王某的泄密，甲软件公司损失近10 万元，甲软件公司能否要求赔偿？为什么？
复习范围 1.恋爱期间之间的相互送礼物，用返还吗？为什么？怎样处理恋爱期间的纠纷？ 2.根据新的婚姻法解释3，小美和小帅要结婚，请分析以下情况。 3.你怎么看待闪婚，有什么样的风险？ 4.你怎么看待为了逃避债务或者规避房地产新国五条规定等目的的假离婚，有什么风险？ 5.王大爷身体一直很健康，老伴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为了以防万一，王大爷立了一份遗嘱，并到公证机关做了公证，遗嘱内容是：房产归儿子所有，所有个人存款归女儿所有。几年过去了，王大爷因运动时摔倒脊椎骨粉碎性骨折，瘫痪在床。期间，儿媳日复一日悉心照顾，使王大爷倍受感动。王大爷于病逝时，当着所有家人的面说：“把存款一半留给儿媳”。 请问：王大爷的遗产怎样分？ 6.如何订立有效的遗嘱？ 7.小李是某软件开发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他的才华得到公司老总的赏识，被安排在软件开发部任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掌握着公司软件开发过程中许多关键性的技术和机密，然而，正是这些技术和机密给他带来了一场官司。 原来，小李觉得一家正处于创业阶段的小公司更能发挥自己的才智和特长，他想“另谋高就”，遂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公司未做答复。一个月后，小李要求办理辞职手续，被公司拒绝。那么小李能另谋高就吗？为什么？ 8.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情形有哪些？ 9.2011年9月张先生想卖房，王先生看中了张先生的房子，出价90万，双方9月20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王先生已经搬入入住。之后李先生也看中了张先生的房屋，出价95万，张先生也和李先生9月30日签订了合同，并于10月10日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请问：1、现在房屋的所有权归谁？为什么？2、房屋所有权什么时间转让的？ 10.小产权房能不能买，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 11.创业有哪些形式？需要哪些基本的法律知识？ 12王某要向信用社借款10万元，找到自己的同事张某和杜某做担保人，张某和杜某碍于面子同意并签了字。请问，张某和杜某当担保人有什么样的风险？ 13张某要从杜某那借款10万元，借1年，不计息。杜某说打个借条，你帮张某打个借条。 14.公民的人身权利有哪些？ 15.王某，年满21岁，酒后开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王某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16.生活中遇到纠纷的话，有哪些解决途径？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情况 具体情况 房产归谁 个人/共同 法律依据 婚前 小美出首付贷款买房，婚后共同还贷，房子登记在小美名下 小美全款买房 小美和小帅共同出首付，婚后共同还贷，房子登记在小美名下 小帅的父母出首付，婚后共同还贷，房子登记在小帅名下 婚后 小美和小帅共同出资，一方贷款，共同还贷，房子登记在小帅名下 小美的父母出资，房子登记在小美名下 双方父母共同出资(），一方贷款，共同还贷，
买卖合同纠纷案法律意见书 买卖合同纠纷案法律意见书提要：因XX区人民法院诉前联调工作室无法联系到深圳市B公司，无法进行调解，贵司需在立案之日2011年XX月XX日起七日内缴纳预交案件受理费 来自物业管理资料下载 买卖合同纠纷案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A有限公司 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司的委托，指派本所颜宇丹律师，作为贵司与深圳市B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程序的代理人。 贵司已向本所承诺：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有关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现根据相关资料结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具如下法律建议： 一、本所代理律师代理贵司于2011年X月X日向深圳市XX区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查封、冻结深圳市B有限公司名下价值人民币XX万元的财产。XX 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X月X日作出（2011）深X法立保字第XX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名下价值人民币XX万元的财产。本所代理律师代理贵司于2011年X月
X日向XX区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联调，法院于当日作出（2011）深宝诉前联调第XX号《诉前联调受理通知书》。由于诉前联调工作室无法联系到深圳市B公司，于2011年X月X日作出《诉讼建议函》，将有关材料移交法院。本所代理律师于2011年X月X日代理贵司向XX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及有关材料，XX区人民法院作出No 《受理案件通知书》立案审理，案号为（2012）深（X）法（民二初）字第（X）号。 二、综上所述，本所代理律师认为：除劳动债权、欠国家的税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优先受偿外，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债权人享有一定条件下的优先受偿权，但必须对该被执行人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即通过法院调解取得生效调解书，或通过诉讼取得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债权。否则，即使对被执行人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人，也无权参与财产分配。 三、因XX区人民法院诉前联调工作室无法联系到深圳市B公司，无法进行调解，贵司需在立案之日2011年XX月XX日起七日内缴纳预交案件受理费，否则法院按自动撤诉处理，贵司将无权参与深圳市B公司的财产分配。 本意见书仅供贵司决策时参考。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
编号：_______________本资料为word版本，可以直接编辑和打印，感谢您的下载 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案情 原告：徐某某 被告：周某某 2002年8月2日，被告与案外人上海市宝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鼎公司”）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被告购买位于上海市虹梅路3200弄20号401室商品房一套， 合同约定“宝鼎公司”于2003年10月31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被告，双方办理了预售登记。 2003年5月26日，被告与上海广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达公司”）签订《房地产居问合同（出售）〉〉，约定被告委托广达公司居问出售401室房屋。同年5月27日, 原、被告通过“广达公司”居问，签订《转让协议》一份。该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401室商品房作价人民币1,14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于签订协议当日将房款人民币114,000元暂 存于中介方“广达公司”，由中介方在签订本协议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该笔房款交于被告。被告于开发商通知交房之日付活所有房款，并通知原告办理进户手续，原告支付房款22.8万元。 开发商大产证办出后，通知被告办理小产证，待被告小产证办出后，办理原告小产证，同时原告通过银行贷款支付剩余房款。原、被告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相应的义务，且逾期达15日，则守约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14,000元。此外, 原、被告双方还对其他的权利义务作了约定。 签约当日，原告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分别取出房款114,000元及中介费5,700元, 广达公司出具收条。同年10月31日，被告向中介方出具确认书，载明：由于本人自身原因 不出售系争房屋，本人不前往中介方领取原告暂存中介方的首笔房款，现同意中介方将上述房款退还给原告。 另，系争房屋于2003年6月2日经查核准登记的权利人为被告，同年12月16日“宝鼎公司”办理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biz.doczj.com/doc/da14639805.html, 雇佣合同纠纷有哪些法律特征 合同是确保我们交易完成的一个保障，也在交易的具体履行中制约着双方的行为，但是，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因为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出现，同样也容易造成纠纷的出现，例如雇佣合同便是常会出现纠纷的一种情况，那么雇佣合同纠纷有哪些法律特征?与劳动合同纠纷有什么区别?下面，就让赢了网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一、雇佣合同纠纷有哪些法律特征? 1、主体的广泛性与平等性。劳务合同的主体既可以是法人、组织之间签订，也可以是公民个人之间、公民与法人组织之间，一般不作为特殊限定，具有广泛性。同时，双方完全遵循市场规则，地位平等。双方签订合同时应依据《合同法》的公平原则进行。 2、合同标的的特殊性。劳务合同的标的是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活劳动，即劳务，它是一种行为。劳务合同是以劳务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只不过每一具体的劳务合同的标的对劳务行为的侧重方面要求不同而已，或侧重于劳务行为本身即劳务行为的过程，如雇佣
合同;或侧重于劳务行为的结果即提供劳务所完成的劳动成果，如承揽合同。 3、内容的任意性。除法律有强制性规定以外，合同双方当事人完全可以以其自由意志决定合同的内容及相应的条款，就劳务的提供与使用、受益双方意定，内容既可以属于生产、工作中某项专业方面的需要，也可以属于家庭生活。双方签订合同时应依据《合同法》的自愿原则进行。 4、合同是双务合同、不要式合同。在劳务合同中，一方必须为另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则必须为提供劳务的当事人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故为劳务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大部分劳务合同为不要式合同，除法律有做特别规定者外。 二、雇佣合同纠纷与劳动合同纠纷有什么区别? 1、主体资格的不同 根据我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劳动合同的主体包括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自然人)。主要指：(1)国内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2)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招聘的工勤人员、衽企业楷管理的事业组织的工作人员。而雇佣合同的双方签约主体一般为自然人，还有不属劳动法调整范围的农村承包经营户
合同纠纷律师总结解决纠纷的四种方式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有四种：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其中，和解和调解并非解决合同争议必经的程序，即使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争议条款中 作了相应的规定，当事人也可不经协商和解或调解而直接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 1、协商 合同当事人在友好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商解决纠纷，这是最佳的方式。 2、调解 合同当事人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可以要求有关机构调解如，一方或双方是国有企业的，可以要求 上级机关进行调解。上级机关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不能进行行政干预。当事 人还可以要求合同管理机关、仲裁机构、法庭等进行调解。 3、仲裁 合同当事入协商不成，不愿调解的，可根据合同中规定的仲裁条款或双方在纠纷发生后达成的仲 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仲裁指双方当事人根据有效的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给仲裁机构进行处理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 仲裁协议一旦依法成立，当事人不得再就争议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同诉讼相比，仲裁具有快速、便捷、高度保密、裁决便于执行、能够充分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利于维持和发展争议 双方之间的商事关系等特点。 4、诉讼 选择仲裁还是诉讼解决合同争议是订立合同争议条款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合同中没有订 立仲裁条款，事后也没有达成仲裁协议，合同当事人可以将合同纠纷起诉到法院，寻求司法解决。除了上述一般特点之外，有些合同还具有其自愿的特点，如涉外合同纠纷，解决时可能会援引外 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的法律。 诉讼是解决合同争议中使用得最多的纠纷解决方式。它是一种强制管辖，假若合同中没有有效的 仲裁条款，也没有另外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即使合同中没有约定诉讼，当事人仍有权就该合同 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我国诉讼制度比较仲裁制度而言具有程序严格、公正、对当事人的诉权保 障全面、法官审判经验丰富等特点。
合同纠纷诉讼管辖异议的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二百四十一条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四十二条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百四十三条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第二百四十四条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2、【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法经（1993）97号 【发布日期】1993-06-02 【生效日期】1993-06-02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法院应原告变更 被告之请求而恢复诉讼，变更后的被告 是否有权提出管辖异议问题的答复 （１９９３年６月２日法经（１９９３）９７号）
广告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0)楚经初字第315号 原告楚雄电视台传播中心. 法定代表人周美玲,主任. 被告牟定县朝钦葛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朝钦,经理. 原告楚雄电视台传播中心(以下简称传播中心)诉被告牟定县朝钦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业公司)广告合同欠款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开云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杜朝钦和委托代理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7年、1999年度,原告与被告共同签订了两份广告发布业务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在约定的时间和节目里为被告制作发布葛根汁饮料广告,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合同约定为被告发布了广告,1999年度制作发布费一万元,被告承诺于1999年8月20日前分两次付清,1997年度制作发布费五万三千六百元,经原告多次催交,被告拒不履行,1999年2月1日,双方协商,原告减免1997年度广告费三千六百元,被告承诺在1999年3月25日前付一万五千元,1999年6月25日前付一万五千元,同年9月25日前付一万元,2000年1月20日前付一万元,但至今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广告费六万元和逾期付款违约金八千五百元. 被告辩称,原告起诉我拖欠六万元广告费不实,我公司于1997年委托原告制作电视广告,所欠广告费五万三千六百元,1999年6月双方订立的协议中,已明确免去三千六百元,实欠金额应为五万元.1998年9月至1999年8月,原告所属商贸部向我公司购进价值七千三百
六十五元葛根汁,扣除此款外,尚欠四万二千六百三十五元.另外,对起诉要求我公司承担违约金八千五百元缺乏根据,1999年7月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五万元广告费,每月从经销商杨建波处收取五千元,至付清广告费为止,但由于广告未达预期效果,未能收到广告费,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协议第四条约定,如在7月中旬原告未能收到第一次广告费,原告即可停播甲方广告,这是我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不存在承担违约金,故原告起诉的欠款数额不实,违约金诉讼请求缺乏根据,由此增加的诉讼费只能由原告承担.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以下事实明确表示无异 议,1999年2月1日,传播中心与葛业公司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协议约定,传播中心为葛业公司在1997年至1998年所做广告,欠广告费五万三千六百元,免去三千六百元,应付广告费五万元,至2000年1月20日前分四次付清.对以上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争议的事实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本案争议事实如下:传播中心与葛业公司签订的广告发布业务合同是否应予以认定,合同约定的广告费一万元是否应予认定.为此原告提交了1999年6月28日的广告业务发布合同予以证明,被告不认可此广告发布业务合同和所欠的一万元广告费,为此提交了1999年7月6日协议,协议除对已认可的五万元广告费确认外,还对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其中,还约定双方各投资五千元用于被告产品的广告促销,并特别约定广告合同另行签订,但该合同未提交法庭.从原、被告双方所提交的合同来说,被告提交的合同签订在后,原告提交的合同签订在前,双方所涉及的广告发布,从时间上看不是同一内容,原告提交的合同的广告发布首次时间是7月5日,次数一百次,而被告提交的合同的内容仅仅概括约定了广告发布各投五千元,具体内容另行约定,因此,被告提交的协议并不是对原告提交的广告发布业务合同的变更,两个合同在广告发布上没有联系,因此,对原告提出的广告发布业务合同予以认定,欠广告费一万元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合同对欠款的偿还方式约定予以认定；二、被告是否有违约的事实,原告认为被告未及时给付广告费,属违约行为,被告认为不违约,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交双方认可的五万元广告费不存在违约事实,原告提交的1999年2月1日的协议约定了还款时间,但被告提交
合同纠纷法律专家建议及案例分析 这是从合同的效力角度来对合同纠纷进行的划分。 1.无效合同纠纷 是指因合同的无效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如合同无效后，合同当事人因各自返还因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发生的纠纷，合同无效责任应由何方承担，承担多少之纠纷等等。 2 有效合同纠纷 是指在合同生效的前提下，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包括合同订立后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解释，合同的履行及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中止、转让、解除、终止等所发生的一切争议，绝大多数合同纠纷为有效合同纠纷。 这是从合同的形式角度来对合同进行的划分。 1 口头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口头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口头合同虽然简便易行，但因为没有书面的证据，所以，一旦发生纠纷是不易获得解决的。口头合同多是即时清洁的合同，一般来说，发生纠纷的情况较少。 2.书面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书面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合同纠纷是书面合同纠纷。这与书面合
同应用之广泛分不开的，解决书面合同纠纷的依据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书面合同书或确认书，以及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所有与合同有关的来往函件等。故要求合同当事人注意保存所有的与合同有关的书面证据，以便在发生纠纷时可以举证,此外，有时在一项合同履行过程中，既有因书面协议引起的纠纷，也有因口头协议引起的纠纷，口头协议除非有证据证明，否则法律是不承认其效力的。 这是从合同是否具有涉外因素来划分合同种类的。 1 国内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国内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国内合同纠份不具有涉外因素，解决纠纷来说，单纯从程序角度要容易得多。 2 涉外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涉外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涉外合同纠纷因为具有涉外因素，解决纠纷时要比国内合同困难得多。所谓涉外因素，是指合同主体一方是外国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同法律关系发生在国外，合同标的位于国外等。解决涉外合同纠纷时，往往会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合同语言问题，解决纠纷地点问题等等。甚至纠纷解决后的执行间题也很复杂，所以，应尽量避免在涉外合同上发生纠纷。 这是从合同名称是否法定角度来对合同进行划分。合同
合同纠纷诉讼时效 (一)无效合同纠纷和有效合同纠纷 这是从合同的效力角度来对合同纠纷进行的划分。 1.无效合同纠纷 是指因合同的无效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如合同无效后，合同当事人因各自返还因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发生的纠纷，合同无效责任应由何方承担，承担多少之纠纷等等。 2 有效合同纠纷 是指在合同生效的前提下，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包括合同订立后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解释，合同的履行及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中止、转让、解除、终止等所发生的一切争议，绝大多数合同纠纷为有效合同纠纷。 (二)口头合同纠纷和书面合同纠纷 这是从合同的形式角度来对合同进行的划分。 1 口头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口头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口头合同虽然简便易行，但因为没有书面的证据，所以，一旦发生纠纷是不易获得解决的。口头合同多是即时清洁的合同，一般来说，发生纠纷的情况较少。 2.书面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书面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合同纠纷是书面合同纠纷。这与书面合同应用之广泛分不开的，解决书面合同纠纷的依据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书面合同书或确认书，以及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所有与合同有关的来往函件等。故要求合同当事人注意保存所有的与合同有关的书面证据，以便在发生纠纷时可以举证,此外，
有时在一项合同履行过程中，既有因书面协议引起的纠纷，也有因口头协议引起的纠纷，口头协议除非有证据证明，否则法律是不承认其效力的。 (三)国内合同纠纷和涉外合同纠纷 这是从合同是否具有涉外因素来划分合同种类的。 l 国内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国内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国内合同纠份不具有涉外因素，解决纠纷来说，单纯从程序角度要容易得多。 2 涉外合同纠纷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涉外合同而发生的所有争议。涉外合同纠纷因为具有涉外因素，解决纠纷时要比国内合同困难得多。所谓涉外因素，是指合同主体一方是外国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同法律关系发生在国外，合同标的位于国外等。解决涉外合同纠纷时，往往会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合同语言问题，解决纠纷地点问题等等。甚至纠纷解决后的执行间题也很复杂，所以，应尽量避免在涉外合同上发生纠纷。 (四)有名合同纠纷和无名合同纠纷 这是从合同名称是否法定角度来对合同进行划分。合同法具体规定名称的合同为有名合同，其他合同则为无名合同。 1.有名合同纠纷 从合同法规定来看，有名合同纠纷主要有以下15种： (1)买卖合同纠纷，包括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纠纷，农副产品购销合同纠纷，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等。 (2)供用电合同纠纷，包括供用电、气、水、热力等合同纠纷。
采购合同常见法律纠纷问题 采购是供应链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其中存在的风险不能小觑，尤其是法律风险的处理会直接影响整个供应链体系的构成及运转。通常资深的采购会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经验去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但有时总会有意外发生。较常见的法律纠纷中就包含了：货物交付、产品质量、第三人主张权利等等。接下来小编就要为大家梳理下常见的合同纠纷。 1、采购合同货物交付之前损坏风险由谁承担？ 一般情况下是由出卖人承担的，但是法律规定了几种标的物交付之前买受人承担风险的情形。《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买受人没有收到货物却需承担风险的几种情况如下： （1）第143条规定，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2）第144条规定，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担。 （3）第145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141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2、第三人对买到的货物主张权利时怎么办？ 《合同法》第150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51条规定，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本法第150条规定的义务。 第152条规定，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可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但出卖人如果提供适当担保，买受人不能中止支付价款。 3、买到货物没检验，一年后才发现质量问题怎么办？
运输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原告金桥公司诉被告张克、被告荣祥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02年9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杨善和独任审判，分别于2002年10月17日、11月18日、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桥公司委托代理人肖世敏、程睿、被告张克、被告荣祥公司委托代理人刘国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2年3月23日，原、被告签订了货物运输协议，由被告为原告从上海运输货物到成都及其他地区。被告在运输途中，因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托运的货物受损。其后，被告未依法进行赔偿，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原告因在处理事故中所支付的费用和可得到利益共计270198.9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张克辩称，原告所述合同的签订及因交通事故造成货损的事实属实，但赔偿金额应照实计算。 被告荣祥公司辩称，荣祥公司未与金桥公司签订任何运输合同。事实是张克与金桥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但张克现不是荣祥公司人员，荣祥公司也未对其授权。故金桥公司的起诉与荣祥公司无关。荣祥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责任。 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23日，被告张克与金桥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托运货物为化工原料、家用电器、五金配件等货物。始发地为上海，收货地为成都、乐山、重庆、绵阳等地，运输费用为10440元。金桥公司上海分公司预付4000元。运输期限为5天，如迟到一天扣运费500元。在全程运输中，造成货物破损、受潮、短缺、被盗，均由承运方按货物价值赔偿。运输车辆为川c05466，车辆户口登记地址为自贡荣祥汽贸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后，金桥公司预付运费4000元给张克，张克经清点货物后并在承运单上签字。上述合同内容及承运单、运费等事实，张克均不持异议。张克在运输途中，当行至安徽省桐城市与另一货车发生碰撞，致使金桥公司托运的货物严重受损。事故发生后，金桥公司邀请安徽省桐城市公证处对货损情况予以公证。2002年3月28日，该公证处出具了公证文书及物品清单。该清单按照现场尚有的货物名称及数量进行了清点。同年3月30日金桥公司与荣祥公司(张克)就货损处理问题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贡大安区支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昌市定损中心、江西银轮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达成了协议(以下简称五方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五方对张克承运的货物进行了清点，对公证书中所列完好物品清单共计20项清点数量完全予以认可，均无异议。对损坏货物由金桥公司提供原始货价进行计算，损坏货物残值处理按8%计算由金桥公司处理。计算依据仍依金桥公司原始货价计算，从货物价值中直接扣除。上述公证文书及五方协议，原、被告均不持异议。 庭审中，金桥公司提供了已对托运客户进行了赔偿的证据共计262171.9元，其中包括公证文书所列货损180696.3元，公证文书未列货损81475.6元。对上列两项赔偿的金额，质证中，荣祥公司认为，其一，按照五方协议，金桥公司应提供原始货物价值，金桥公司对客户所作出的赔偿不能作为赔付依据。其二，公证文书中未列出的货物即表明金桥公司未交与被告张克承运。故公证文书以外的货损不能作为赔偿请求。对此，金桥公司反驳认为，托运的货物是经张克清点无误，但在清点货物中，却短缺了部分货物，因在处理事故中，当地农民抢走了许多货物，由此造成短缺的货物理应由被告赔偿。庭审中，对金桥公司已对客户赔偿的金额逐一进行了核实。核实中，荣祥公司对金桥公司的部分赔偿证据及金额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此外，金桥公司在处理事故中花去了8601元的费用，被告张克及荣祥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公证费属实，机费虽属实，但应按火车硬坐费计算。 另查明，张克驾驶的运输车辆是在荣祥公司按按揭方式购买且挂靠在荣祥公司经营运输活动，且荣祥公司按月向张克收取管理费。
合同范本之合同纠纷法律意见书 合同纠纷法律意见书 【篇一：xxx货款纠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拟定版本】 xxxx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xx （20xx）xxxx 号 关于的法律意见书 某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xxxx律师事务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机关依法批准、合法设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从事法律服务资格的律师执业机构。现本所应贵司要求，指派本所律师就贵司与江苏xxx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苏xxxx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货款纠纷案的相关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事实依据： 1、江苏xxxx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起诉贵司的《民事起诉状》； 2、江苏xxxx实业有限公司起诉贵司的《民事起诉状》；
3、贵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与江苏xxxx公司货款纠纷案的后续处理意见报告》； 4、贵司出具的《xxxx财务情况》； 5、贵司向某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质保金《收据》； 6、贵司向江苏xxxx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售后服务费《收据》； 7、江苏xxxx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 8、双方20xx年7月的对账单。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江苏xxxx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 xxxx 实业有限公司诉贵司的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业经xx 市xx 区人民法院受理，目前仍在诉讼一审 阶段。 江苏xxxx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称：江苏 xxxx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直向贵司供应手机及配套产品， 月22日期间的货款x 元，且其已于200x 年x 月10日后停止供货 贵司应予归还质保金x 元。综上，贵司应合计返还其 为证明以上事实，江苏xxxx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交了部分增值税发 票和一张售后服务费《收据》作为证据。 【篇二：服务合同纠纷法律意见书】 关于张aa 酒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的法律意见书 尊敬的张aa 女士: 上海福一律师事务所接受您的委托，为您和 shanghai 市kz 实业有 限公司kzhu 酒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提供法律服务，我们审查了全部 资料，现提供如下书面法律意见，供您参考，同时，我们将指派张韶 峰律师出庭为您代理，参加诉讼活动。 关于服务合同是否成立 根据现有证据资料，我们认为，张女士系在接受酒店服务的过程中 造受人身损害，事实清楚。具体可以表述所谓系酒店的消费者，在接 受停车服务（按照酒店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三、 事由 贵司尚欠自200x 年x 月至200x 年x x 元。
当出现合同纠纷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现实事务中，经常出现合同纠纷的情况，出现纠纷要么是一方不履行合约，要么是合约双方就分歧没达成一致。那么当出现合同纠纷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律伴网为你解答。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37条的规定，解决合同纠纷共有4种方式。一是用协商的方式.自行解决，这是最好的方式;二是用调解的方式，由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三是用仲裁的方式由仲裁机关解决;四是用诉讼的方式，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寻求纠纷的解决。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4种方式，我们分别作详细介绍。 一、协商 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合同纠纷，是指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合同的约定，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达成和解协议，自行解决合同纠纷的一种方式。合同签订之后.在履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容易产生纠纷，有了纠纷怎么办?应当从有利于维护团结、有利于合同履行的角度出发，怀着互让、互谅的态度，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协商求得纠纷的解决。对于合同纠纷，尽管可以用仲裁、诉讼等方法解决。但由于这样解决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财，而且也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以后的合作与往来。用协商的方式解决，程序简便.及时迅速，有利于减轻仲裁和审判机关的压力，节省仲裁、诉讼费用，有效地防止经济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有利于增强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友谊，有利于贡固和加强双方的协作关系，扩大往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种处理方法好，在涉外经济合同纠纷的处理中，也相当盛行。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解决纠纷.应当遵守以下原则：一是平等自愿原则.不允许任何一方以行政命令手段，强迫对方进行协商，更不能以断绝供应、终止协作等手段相威胁，迫使对方达成只有对方尽义务，没有自己负责任的“霸王协议”.二是合法原则。即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其内容要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不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否则.当事人之间为解决纠纷达成的协议无效。 发生合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分清责任是非。协商解决纠纷的基础是分清责任是非.当事人双方不能一味地推卸责任，否则，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为，如果双方都以为自己有理，责任在对方.则难以做到互相谅解和达成协议.第二，态度端正，坚持原则。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既互相谅解，以诚相待、勇于承担各自的责任，又不能一味地迁就对方，进行无原则的和解。尤其是对在纠纷中发现的投机倒把，行贿受贿，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要进行揭发。对于违约责任的处理.只要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是合法的，就应当追究违约责任，过错方应主动承担违约责任，受害方也应当积极向过错方追究违约责任，决不以协作为名.假公济私，慷国家之慨而中饱私囊。第三，及时解决。如果当事人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出现僵局，争议迟迟得不到解决时，就不应该继续坚持协商解决的办法，否则会使合同纠纷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一方当事人有故意的不法侵害行为时，更应当及时采取其他方法解决。
从涉外合同纠纷看涉外合同中争议解决”及法律适用”条款摘要：我国法律对于涉外合同的定义并无直接规定。一般而言，我们会将涉外理解成“带外国因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就是专门为涉外民事诉讼所设，其中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据此，合同一方系外国人，标的物在外国的，或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可以理解为我国民法及民事诉讼法范畴内的涉外合同。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涉外合同纠纷案件，除与国内合同一样会出现买卖合同纠纷、运输合同纠纷等实体纠纷外，法律适用和法院管辖的问题，更是司法实践中涉外合同纠纷需面对的首要问题。 一、案例介绍 （一）不方便法院原则 2008年10月9日，Baron Motorcycles INC.(巴润摩托车有限公司)以海上货物运输事同货损赔偿纠纷为案由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AWELL LOGISTICS GROUP,INC.(美顺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返还货物。①该案中，原告系收货人、被告系承运人，货物由中国宁波港运至美国MIAMI，原、被告双方都是在美国注册的公司，涉案提单系被告签发，运费由收货人到付，而提单背面载有第40条第
2项载明的“美国区法院（U.S District Court）裁决”的条款。但原告认为，提单为被告与发货人之前的合同关系，而涉案货物在我国的宁波港装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可以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原告认为中国法院本应有管辖权。而被告提出管辖异议，被告认为原、被告都是美国公司，提单按美国法律制作并由被告签发，诉称的事件发生在美国，诉讼标的也在美国，与美国的联系最密切，故该案应由美国法院管辖。最终，宁波海事法院以不方便原则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不方便法院原则，源自2005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发[2005]26号），该通知第11条规定，我国法院在审理涉外商事纠纷案件过程中，如发现案件存在不方便管辖的因素，可以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应符合下列条件：(1)被告提出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而受诉法院认为可以考虑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2)受理案件的我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3)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协议；(4)案件不属于我国法院专属管辖；(5)案件不涉及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6)案件争议发生的主要事实不在我国境内且不适用我国法律，我国法院若受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7)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 本案是两个外国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其当事人、涉案标的、法律事实均发生在国外，由外国法院管辖确实能够方便双方当事人，也有利于该案的审理。但是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