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考古班 范洁 08313028 傅斯年与“整理国故”
摘要：每当人们提起五四时期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时候，首先都会想到胡适、王国维、鲁迅、梁启超等代表性人物，可是单单忘了傅斯年先生，其实傅斯年先生在“整理国故”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发起到高潮，处处都能看见傅斯年先生活跃的思想。 关键词：傅斯年 整理国故 胡适 思想
Abstract： Every time when people remind “The Movement for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the names which they always first come to mind are Hu Shi, Wang Guowei, Lu Xun, Liang Qichao and so on. But they forget a vital person whose name is Fu Ssu-nien. Actually Fu Ssu-nie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vement. We can easily find Fu’s active thought through the whole movement. Key Word: Fu Ssu-nien “The Movement for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Hu Shi Thought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非常杰出前卫的青年，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思想与实际的行动，推动者中国学术界不断前行，傅斯年先生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傅斯年先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笔者认为要对傅斯年先生在学术界尤其是在“整理国故”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动态和行为态度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首先应该对傅斯年先生的生平以及所受到的教育文化背景有个全面的、清晰的了解。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生于1896年3月26日，出身儒学世家，傅家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但是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时，家境出现衰落。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于1984年得顺天举人，有文名，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1904年殁于任所，十年9岁，当时傅斯年先生只有九岁，从此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操持，幸赖傅旭安的众门生照顾，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因此傅斯年虽然出生时代官宦的书香家族，但幼年时期，过得还是清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能够比较深刻的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在一次与何兹全先生的闲谈中，何问傅先生怎么懂得这么多的人情世故，傅斯年先生回答：“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从6岁到9岁，傅斯年在离家不远的私塾读书。10到13岁在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在这七八年里，每天白天去学校，晚上则由祖父傅淦在家课读。祖父、母亲对傅斯年读书要求都很严格，加之傅斯年天资聪颖，努力勤奋，在11岁得时候就能通读“十三经”了。在这期间，他所受的关于中国古典经史方面的训练扎实深刻，从后来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看见其坚实的古典经史的影子。 1908年的冬天，傅斯年13岁，跟随父亲的学生吴延塽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校四年，于1913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大本科国学门，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 在北大的这几年，是傅斯年思想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师从中国学术界有权威、有影响的大师章太炎，章得大弟子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教书，他们 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继承章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以前读的是古书，接受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四年，据毛子水评论说“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但是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且聘请了思想开放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代北大任教，傅斯年经过与这些新来的带有新思想的人的交流与交往，逐渐被他们重视逻辑、讲求方法的治学风格所吸引，于是接受新说，尽弃旧学。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出版带有前卫思想的《新潮》月刊，并在《新青年》、《新潮》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勇为新学术的先锋。后来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他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1在此期间，傅斯年“获得了优质的人文教育，投入新文化的激流，成为时代浪潮中的一个风云人物”。2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山东官费出国留学，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选修心理及生理，兼修数学、物理学、化学。1923年秋，入柏林大学哲学系修心理学、物理学和比较语言学。1926年冬天回国。其在英国、德国的这大约七年中，学习的涉及面是比较宽泛的，而且多属于自然学科，没有历史学，但是从傅斯年已有的深厚的中国文史知识基础上来评价，就知道留学对于他后来对中国传统文史资料的整理是有好处的，他所学的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正像他的朋友罗家伦所说的：“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罗家伦述说他们“这群人的学术心理”里,有一种“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3这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它具备了西方自然科学背景，饱尝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蕴，再加上北京大学的国学熏陶，使得傅斯年在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优秀学者。 回国后，傅斯年立即厉行于自己的学术信念。先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还兼任历史、国文两个系的系主任，同时还创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并未学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史》、《诗经》、《尚书》等课程。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报告书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又说:“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至1950逝世，终身未曾离职。在此期间，他领导的史语所在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他本人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也备受瞩目。 2、“整理国故”与傅斯年的贡献 作为一场旨在推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曾经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民国知识界异常兴盛，究其缘由，大致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所促生的，并且在这三面的原因中，傅斯年先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 2004年04版
2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一》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序言6
3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北方论丛 1999年03版 首先是新史料的发现。傅斯年曾在《史学方法导论》讲义中提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4而20世纪恰是新史层出不穷的一个世纪，这无疑大大拓展了“整理国故”的天地。傅斯年回国后带领语史所和史语所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引导下，史语所大规模展开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这尤其表现在收购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殷墟发掘上。 1922年，隶属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竟将所藏明清大内档案8000余袋，总计15万多斤，以4000元的价格售予北京同懋增纸店，作纸浆之用，以致酿成轰动一时的“八千麻袋”事件。罗振玉闻讯后，随即以3倍价格即1.2万元回购收藏，并从中整理印出《史料丛刊初编》10册。1924年，罗氏将这批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售与李盛铎。至1927年，李氏渐觉庋藏困难，又欲出售给日本人。马衡得知此事后，坚决予以阻止，并且致函傅斯年，商情其所在中大史语所购买。然而中大限于财力，亦无法筹集足够款项。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为此特意致函蔡元培，商请大学院购置。在该函中，傅斯年向蔡氏介绍说：“其中无尽宝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中也。„„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该年12月，大学院终以1.8万元收购了这批档案，转交史语所收藏整理。随后，史语所以历史组为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这批档案。至1949年，已整理出《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四编四十册，并以此校勘《明实录》之脱漏讹误，此举轰动一时。 而殷墟考古发掘，是史语所成立之后，倾注心血与力量最多收获也最丰厚的项目。从1928年到1937年，史语所考古组先后在殷墟开展了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计25000片，以及古器物169万件。这不仅彻底证实了甲骨文的真实性，而且还为古史学和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切入点，并由此把丰富但散漫的史前遗存组织起来，排出顺序。 其次是新方法的运用，开阔了“整理国故”的视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也是推动“整理国故”运动兴盛的重要原因。这尤指在语音学研究方面广泛运用的比较语言学和试验语音学等方法。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在音韵学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久以后，《国学季刊》第2号发表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是将比较语言学方法付诸实践的例子。此后，傅斯年再为史语所命名的时候并使将比较语言学提到了与历史学并重的地位。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与“外人争胜”。有些人剖析说：“整理国故 这面旗帜显然是在民族情绪鼓舞下掀起的。中国近现代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如果缺少民族运动与民族情绪的激发，就无动力可言。”5的确，任何一项运动的兴起，外因只是促成因子，而内因则是其发生的主要动力与根本原因。“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与受到国外汉学的刺激密切相关，由此产生的民族好胜心理与爱国情怀是推动此项运动兴盛十年的的根本动力。最为“整理国故”主要的发起者得胡适曾在1922年1月所撰《自序》中坦言：“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6次
4 岳玉玺等编 《傅斯年文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