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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权主义到后女权主义_西方女性主义_女权主义的理论转型_李晓光

思想战线S I X IA N GZHANXIAN2005年第2期第31卷№12,2005V ol131从女权主义到后女权主义———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转型李晓光(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100083)摘 要:当代西方出现的所谓“后女权主义”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终结,而是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转型。

后现代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对传统理论的宏大叙事提出了质疑,精神分析法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成为了传统女性主义理论从微观角度分析妇女解放问题的补充。

20世纪90年代的酷儿(Q ueer)理论以及赛伯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理论的提出,则是对传统的规范性形态的破译。

关键词:女权主义;后女权主义;理论转型中图分类号:C9131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5)02-0009-04 3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女性主义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它极大地改变了妇女的期望和生活,也影响了男性对妇女生活的看法和对待妇女的方式。

可以说,没有其他的社会运动像女性主义运动这样,如此迅速地革命化,并进而深入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1](P185)女性主义者们从最初的关注妇女压迫的根本决定因素,诸如妇女的压迫主要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庭之中、在生产领域还是在生育领域、在性关系还是母职履行中,是诉诸于经济结构还是文化表现等,从不同的角度着手分析妇女受压迫的原因,诸如父权制、剥削经济制度或是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的结构关系,从坚持自然或是生物性的论断、捍卫现存的性别安排,到取而代之的强调社会和环境因素,探讨社会性别差异,“女性主义已经从宏大理论转向了本土研究,从父权制的跨文化分析到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复杂的历史交互作用,从女性身份的观念或是妇女利益转向女性身份的不稳定性,以及妇女需要或是关注的积极的创造和再创造。

”这样的一种转向主要是通过三个关键性的因素推动的,“第一,黑人妇女对白人女性主义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假设的持续、有力的批判影响;第二,性别差异日益被看作是更具可变的、更积极的特征;第三,女性主义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接受和发展。

”[2](P4-6)但是,当代女性主义并没有完全从平等、解放运动的现代主义历史中逃脱出来,而是走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夹缝中。

一方面,女性主义继承了作为现代主义遗产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又对启蒙思想的基本假设中所包含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进行了挑战而与后现代主义结成同盟。

因为现代主义的批判并没有降低形成女性主义政治雄心的新的基础的重要性,女性主义在强调具体和差异的过程中遭遇了基于身份的政治学价值观的限制。

当代女性主义面临的战略性问题是:一方面更丰富地理解异质性和差异性,一方面继续解决赋予女性主义以意义的联合、联盟和共同性。

女性主义这种处境最明显地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境遇中。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 nr de Beauvior)、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J acques Derrida)以及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 acques Lacan)那里获得的理论启发。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3收稿日期:2004-05-16作者简介:李晓光(196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哲学研究。

者首先接受了波伏娃的“他者”思想,但是做了另外的诠释。

她们认为,妇女是他者,但是这样的他者具有种种优越性,没有必要去超越。

因为“他者的处境可以使妇女退避三舍,从而批评主流文化力求强加给每个人、包括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在这里是妇女的社会规范、价值和实践。

他者性与压迫、劣等的种种联系而言,其意义远远超过压迫、劣等的社会处境。

他者性也可以是一种存在方式、思想方式和讲述方式,它使开放、多重性、多样性和差异成为可能。

”[3](P288)而解构主义者的观点能够引起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注意,主要在于解构主义者相信“既不存在自我身份,也不存在真理;我们生活和语言中的秩序,都是被强加的结构。

”同时,德里达和拉康还多次提到“语言将‘女性气质’排除在外的情况。

”[3](P289)因此,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女人、他者陷入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空虚,现在应该是把她从这种空虚中拿出来加以讨论的时候了。

但是,正如罗斯玛丽・帕特南・童所说,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是一种颇不稳定的关系。

女性主义认为后现代主义仍然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而且在政治上过于天真;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并未摆脱本质主义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者曾攻击女性主义理论。

而对于试图基于二者社会批判的交叉点、结合二者优势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一些批评家却抱着拒绝的态度,认为它是所谓“学院派的女性主义”,远离妇女运动,孤芳自赏,在精神的花园里享受思维的乐趣。

因此,也不承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

另一些批评家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错误是在所谓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论中、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辩论中都站错了立场。

所谓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论论题是:妇女和男人在本质上相同还是不同?所谓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辩论的论题是:妇女的“本性”是“可塑的”———性情不定的、不断变化的,还是“固定的”———恒常的、不可改变的?社会性别是生理性别的有机派生物还是文化任意强加给生理性别的?可以说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是差异女性主义者。

她们认为妇女和男人不一样,妇女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体、生育节奏和性器官。

对于男女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并不想放弃,她们认为妇女想要的是和男人一样的自由,自己建构作为独特的妇女自己。

同时,大多数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都拒绝把自己归到所谓“本质主义”者之列,即认为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不同于生理性别;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妇女“本性”。

妇女可以是“不女性的”(unfeminine),男人也可以是“不男性的”(unmasculine)。

[3](P301)随着二者对对方批判过程中的不断交融与互补,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同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主义之间的争执正在缓和。

那些赞同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现在承认,“我们不需要‘断然否定……大量的历史叙事,也无需背弃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

换句话说,我们无需放弃女权主义理论。

”同时,后现代主义者也认为“这些理论不仅要对特定的历史和语境做出回应,也要对阶级、种族、性别等因素造成的变数和差异有所反应。

”[4](P279-280)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女权主义除了在多元化社会思潮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传统理论的宏大叙事提出质疑,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也成为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从微观角度分析妇女解放问题的补充。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Psychoanalytic feminism)的主要论点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深藏在妇女的精神内部。

与自由女性主义基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寻找妇女受压迫的解决方案不同,与激进女性主义基于人类的生育角色、生育实践对妇女压迫问题的解释也不一样,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行为方式的深刻根源在于妇女的精神、心理层面。

他们关注受压迫妇女的性角色,认为压迫妇女的根源深藏在妇女的精神内部。

依据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概念,如俄狄蒲斯情结等,提出社会性别不平等产生于人的一系列早期的童年经验。

这些经验使得男人和女人各自把他们看作具有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而且造成了父权制社会的男性气质优于女性气质的观念。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义者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加以批判。

比如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凯特・米利特集中批判了精神分析理论中固有的生物决定论,以及其中固有的男性偏见,质疑精神分析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确信人的性心理的成长是由生理决定的;激进女性主义另一代表舒拉米斯・费尔斯通谴责了弗洛伊德没有严肃认真地思考导致人的心理失调的多种社会起因。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著名人物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分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妇女观,认为弗洛伊德所谓的“恋父情结”,是他依照男性模式得出的“恋母情结”炮制出来的,他假定了女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身体不健全的人。

因此,波伏娃批判了弗洛伊德以男性为中心的、把妇女的生理、心理和处境归结为“性”的“性一元论”。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批判遭到了新女性主义的挑战。

正如盖尔・鲁宾(G ayle Ru2 bin)曾对此做出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理论对女性的从属处境起到了文饰的作用,(因此女权主义者的)批判是合理的。

但换个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理论又描述了女性是如何陷入依从境地的,那么批判就是不正确的了。

”因为,“弗洛伊德理论描述了男性生殖器文化如何驯化了妇女,以及这种驯化对妇女所造成的种种影响。

”“精神分析学说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5](P147)著名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心理学家朱丽叶・米切尔(J uliet Mitchell)在其文章《精神分析学与女性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中认可了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女性性心理发展过程中前俄狄蒲斯阶段的重要性,认为贬低妇女的亲属关系体制是父权制社会的主导意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就是人逐步获得这种意识的过程。

而鲁宾本人在其著名的文章《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The Traffic in Wo men2Notes o n t he“Political Eco no my”of Sex)中专门探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她超越了米切尔。

鲁宾认为,“精神分析学包含了一套理解男人、女人以及性欲的独特概念,它是关于人类社会性欲的理论。

”[5](P48)“弗洛伊德绝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一个完全的生物决定论者。

他反复强调,所有成人的性欲都是心理发展而不是生物发展的结果。

但是他的著述常常模棱两可,他的措辞为生物决定论解释留有不少余地。

”[5] (P50)女性主义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南茜・乔多罗(Nancy Chodo row)的《母职再生产》(The Rep ro2 ductio n of Mot hering)则是从女性角度诠释弗洛伊德理论的最重要著作。

乔多罗的主要论点是:“家庭心理动力,尤其是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对象—关系’促使两种社会性别人格定型。

这两种社会性别的特点———男人行动独立,相对不受情感影响;而女人则互相依赖而且容易情绪波动———为男人和女人接受各自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角色作好了准备。

男人的特点使他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发挥作用;而女人的特性有利于她们发挥再生产,特别是母职再生产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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