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是近代西方思想启蒙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近代中国,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取得在华办报特权,不少中文和外文报纸伴随着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地发展起来。列强在华创办报刊,主要是为扩大侵略宣传、服务,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本土新闻事业的肇始。
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启蒙的高潮。其时,我国新闻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各种宣传变法、改制的报刊和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最具代表性的报刊无疑是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该报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强为宗旨,许多文章议论新颖,文笔活泼。特别是梁启超一手包办的论说文,行文酣畅淋漓,笔锋常带感情,广受读者欢迎,上自通都大邑,下致穷乡僻壤,“海内观听为之一耸”。青年陈独秀就是1897年在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期间最早接触到《时务报》的,梁启超宣传变法的鸿篇巨论使他深受震撼。这次接触对于陈独秀人生路向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直到晚年,他还坚定认为“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新闻舆论的震撼力如此之强大,促使陈独秀转变人生路向,从此,他以“康党-乱党-共产党”的革命人生,取代了“举人-进士-状元郎”的传统人生。
陈独秀投身新闻事业,始于1903年8月在上海参与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的编辑工作。这家报纸只有章士钊和陈独秀两人承担全部编辑事务,常常要彻夜工作。《国民日日报》是为接替因宣传民主革命被清政府查封的《苏报》而创办的,但规模超过《苏报》,且其“篇幅及取才较苏报新颖”,因此“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感称为《苏报》第二”。该报刊载时论、学说、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等新闻,尤其重视登载揭露清廷腐败和社会不公等文章。为安全起见,时论文章大多不具实名,所以很难界定哪些文章出自陈独秀手笔,但署名“由己”的两首诗,可以确定出自陈独秀,即《哭汪希颜》和《题西乡南洲放猎图》。前诗有:“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后诗是:“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骋甘入荆棘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从诗中不仅能够看出青年陈独秀的政治抱负和思想感情,而且彰显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无畏的革命气概。参与《国民日日报》编撰工作的时间虽短,但对陈独秀的政治活动和人生历程影响颇深。他认识到了新闻媒体的巨大威力,为多年后独自创办《新青年》杂志,掀起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国民日日报》后因经费困难,仅存在3个月零23天就被迫关闭。
陈独秀独立开展新闻实践,是从创办《安徽俗话报》开始的。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陈独秀开宗明义地表明办报宗旨,提出了两个目的:“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及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一件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如有什么好歹的信息,就可以登在报上,告诉大家也有个防备。我们做报的人,就算大家打听消息的人,这话不好吗?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也可以长点知识,好叫我们安徽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知识。为这两种想法,想大家多是喜欢的,大家只管放心来买看看。”他身体力行,用“三爱”的笔名在《安徽俗话报》的第1至第19期上,撰写并发表时评约50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救亡图存的道理。《安徽俗话报》政治色彩鲜明,是安徽最早的富有革命色彩的进步刊物,在对安徽地区思想启蒙教育、积聚革命力量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独秀新闻活动的高潮,是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杂志。《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擂响了继戊戌、辛亥之后又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青年》虽是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但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它一直是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从创刊到休刊,共存在7年。这7年是新旧思潮澎湃激荡的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青年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折年代。“《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纲领、方针的发布,《新青年》都是一个重要刊物。因此,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新青年》造就了陈独秀。创办和主编《新青年》,是他新闻实践中最为辉煌的一页。
《新青年》创办之初,旨在输入学理,宣称“不谈政治”。“五四”革命风暴席卷之时,其形式和内容已不能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为此,陈独秀与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的姐妹篇《每周评论》。陈独秀常用笔名“只眼”撰稿,奋战顽固派,鞭挞旧势力,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明星”和最有影响的新闻活动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领导了党的全部新闻工作。他以党的报刊为阵地,组织了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大论战。上海发起组创办秘密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陈独秀为其撰写发刊词《短言》:“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已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力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篇“颇不愧为旗帜鲜明”的宣言。《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对提高党员思想觉悟,认清党的性质和任务,发挥了显著作用。不久,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正式创刊,并由其撰发刊词《本报宣言》称:“本报同人依据„„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仅以统一、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之于国民之前!”为向工友宣传马列主义,以积聚革命力量,上海发起组创办了通俗刊物《劳动界》,它的创刊受到广大工友热烈欢迎,杨树浦路电灯厂一工友致函陈独秀说:“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愤的工人,有话可也讲了,有冤可也伸了,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啊!”陈独秀创办的最后一样刊物是《热潮》。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陈独秀在该刊发表大量文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英美袒护日本侵略中国的卑劣行径,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抨击蒋介石集团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实行媚日外交的罪恶勾当;号召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精湛的艺术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风行一时,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读者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
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编辑是报刊面貌的最终塑造者,陈独秀主编的刊物,之所以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是与他高超的编辑艺术分不开的。综而言之,陈独秀精湛的报刊编辑艺术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第一,顺应时代需求,紧密联系实际。陈独秀指出:“社会底(的)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的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报刊言论只有紧密联系革命斗争实际,才能发挥巨大的舆论作用,决不能空发不切实际的议论,“不切于实际需要的高论往往可以做旧制度的护身符,这种高论只算是低论罢了”。1919年11月,《新社会》主编郑振铎向陈独秀请教办刊方向和社会改革运动等问题。陈提出希望《新社会》办成给劳动者灌输新思潮的通俗报纸;社会改造运动要做切实的工作,不要说空话。《新青年》创刊以来,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陈独秀与一大批新文化人士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条件,从而集结于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使《新青年》成为一面鲜艳夺目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旗帜,担当起了领导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任。陈独秀在谈到文学革命的社会背景时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新青年》创刊伊始销路甚少,连同赠送交换,每期仅印1000余份,原因在于没有将主要矛头对准当时人们最关心的现实问题。1915年12月,袁世凯不顾国人反对,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下令称帝,上演了一出复辟丑剧。面对这一重大现实政治问题,《新青年》并未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读者投书编辑部要求该刊批判袁世凯的反动行径时,陈独秀则不以为然。这主要是他没有看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革命的不彻底,也不懂得没有一场广大人民的政治革命运动,要改造旧中国是不可能的。所幸的是,陈独秀不久即及时地转变了原来的办刊思路,顺应现实,与时俱进,终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
第二,旗帜鲜明,英勇无畏。陈独秀认为报刊语言应该直截了当,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清清楚楚,不能吞吞吐吐。他非常赞赏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生流利畅达、爽快浅近的文风。1918年,他在与《东方》杂志论战时,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明确要求对方“一一赐以详明之解答,慎勿以笼统不中要害不合逻辑之议论见教;笼统议论,固前此《东方》记者黄远庸君之所痛斥也”。他编办刊物,总是在一开始就向读者宣布办刊宗旨。鲁迅曾有一个比喻:“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为了追求真理,无论是面对军阀政府的威胁迫害,还是封建顽旧势力的谩骂围攻,或者是自己阵营中的冷枪暗箭,他全然不顾,抱定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精神,移山填海,寸心不懈。作为杂志的创办人、主编,陈独秀在斗争中常常是首先发难,带头出击,并且团结组织力量全面进攻,坚持到底。在论战中,他善于抓住论敌的核心要害,反复揭露、抨击,把论敌最丑恶、最荒谬的东西暴露于众,给论敌以致命打击。对他办的刊物,进步人士翘首欢迎,而顽固派则恨得要死,对他的迫害、造谣、中伤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多次因被通缉而外出躲避,颠沛流离,生活苦不堪言,但他从没有低下头。
第三,变骇为习,促人猛醒。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他在文章中说,现在的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看看目前中国土地上,只有租界里的居民能够得以安宁自由,因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矣”!文章发表后,反响极为强烈。主编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后世学者在分析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时,都一致认为这是他找不到救国出路时悲怆迷惘情绪的愤激反映。其实,如果从报刊编辑的角度看,这并不是陈独秀一时的情绪失控,而是他故作惊人之语,以极端之词造成读者猛醒的编辑意图的生动表现。变骇为习是梁启超惯用的报刊宣传方法,梁启超曾多次直言无隐,因而这种宣传方法广为时人习知。梁启超曾说:“诸君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起,则并民权亦不暇怪,而变法无论矣。”陈独秀早年深受梁启超思想影响,沿用此法乃是自然。当时就有人指出陈独秀在该文中采取了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的方法,并将梁启超与陈独秀联系在一起论述:“梁先生所为惊人之鸣,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事实上,陈独秀此文发表后不久,随着形势的迅速变化,国人对陈独秀的态度就来了个彻底的转变,由原先的误解、责骂转为接受和推崇了。李大钊就理解了陈独秀的意图:“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这种效果或许正是陈独秀所希望达到的。
第四,上演争论双簧戏,吸引读者注意力。陈独秀和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以后,开始反响不大,不仅赞成者少,就是连反对的声音也很少听到。为了传播文学革命的主张,引起社会的注意,在陈独秀的策划下,《新青年》编辑部上演了一出双簧戏,即由钱玄同扮作反对派的角色,化名“王敬轩”写作《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对文学革命大肆攻击;然后由刘半农撰文,针对“王敬轩”的文章逐点进行批驳。这场争论好似是无中生有,但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则是一次精彩的议程设置理论的彩排。事实证明双簧戏的上演是成功的。他们的争论马上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很多人纷纷加入进来。一位署名“崇拜王敬轩者”的读者看到上述两篇文章以后,写信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侮骂,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