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作者简介：邹蒙蒙（1987—），男，汉族，江西乐平人，西北政法大学2010级法律硕士。
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陕西西安710063
【摘要】本文从效力待定合同的含义及我国现行法律之规定着手，根据《合同法》中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现状，逐一进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合同；民事行为；效力待定
一、效力待定合同的概念
效力待定合同，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已经成立但其效力还有待确定的合同。依据《合同法》，大部分学者认为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其成立时有效或无效处于尚未确定的状态，尚待有形成权的第三人同意或拒绝的意思表示来确定其效力的合同。［1］
二、《合同法》规定的效力待定合同种类
《合同法》将效力待定合同规定为三类：（一）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二）无权代理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三）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
论合同解除制度 肖少启 （韶关学院法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摘要：我国现行合同法把协议解除与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并立为合同终止的基本类型，造成了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在立法上的包涵，使得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在逻辑上出现了矛盾。进而言之，合同解除制度给理论界与实务部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国外对合同解除制度内涵作了不同规定，大陆法系狭义的合同解除制度不包括协议解除，而英美法系对合同解除制度存在两种解释，即与合同终止相对待或与大陆法系的合同解除相同。我国应将协议解除合同与合同解除制度区别开，构建以稳定合同关系、保障合同权威性为基础，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目的及其基本原则的合同解除制度。 关键词：合同解除；协议解除；法定解除；溯及力 合同依法成立后，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解除。然而在经济生活中，由于主客观情况总是经常变化且难以预测的，合同解除也就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合同解除制度是合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合同其他制度，如合同无效、合同变更、合同担保等互相配合，共同构成合同法的完整体系。合同解除制度是用以协调“契约必须信守原则”与维护公平正义所需的特殊例外的一种手段，其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法律补救措施，且事关合同纽带作用的发挥以及人们对合同的信赖程度，起着规范合同解除行为、保护合同权益、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各国合同立法均对合同解除予以高度重视。然而，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制度的相关规定不近人意，特别是合同解除制度与相关配套制度的规定极不协调，造成了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在立法上的包涵，并使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在逻辑上出现矛盾。所以，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该制度予以廓清。本文将就合同解除制度的相关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我国现行合同解除制度的概念及其结构 合同解除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具备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1]。毋庸质疑，合同解除制度的适用前提是合同解除标的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其结果是导致合同关系的终止。合同解除制度作为合同制度的一部分，要符合“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合同立法目的，内容上应包括合同解除的条件、合同解除的程序、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从而保证与合同制度的整体协调统一。 我国将合同解除规定在《合同法》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中，由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及第九十七条规定，可见其在体系上，导致合同解除这一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包括不可抗力解除合同、当事人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合同、违约解除此四大类型，即将我国的合同解除制度分为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然我们应该在着眼于法的系统化的同时，更注重法的内在意旨和外在法律后果上的逻辑、结构的协调、统一。[2]在此，要正确把握合同解除制度，必须了解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之间的差异。
从一个合同法案例看对合同效力问题的认识 摘要：在案例中，被告吉祥服装厂在采购布料时误以为是纯棉布料并将其制成成品卖给原告，并没有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因此，被告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但是，由于原告和被告都发生了错误认识，并且此种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利益，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或者予以变更。 关键词：重大误解合同效力 案例 1996年8月10日，吉祥服装厂(被告)携服装样品到某市大华商厦(原告)协商签订服装购销合同。大华商厦同意订货，并于当月16日签订了合同。当时，吉祥服装厂称样品用料为纯棉布料，大华商厦主管人看后也认定是纯棉布料，对此没有异议。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吉祥服装厂向大华商厦提供按样品及样品所用同种布料制作的女式裙9000件，总价款为360000元。 一个月后由吉祥服装厂将货物送到商厦营业地，大华商厦按样品验收后于1-5天内将全部货款一次付清。 8月25日，吉祥服装厂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将货物运送到了指定的地点，大华商厦验货后认为数量、质量均符合合同约定，于是按约定的时间向服装厂支付了货款。但是，9月1日，有一位顾客购买此裙后认为不是纯棉布料，要求退货。 大华商厦立即请有关部门进行检验，后证实确实不是纯棉布料，里面含有15%的化纤成分。大华商厦认为吉祥服装厂有欺诈行为，于是函告吉祥服装厂前来协商，要求或者退货或者每件成品降低价款10元。吉祥服装厂则辩称：其厂业务员去南方某市购买此布料时是按纯棉布料的价格购买的，有发票为证，且当时拿样品给商厦看时，商厦也认为是纯棉布料，因而不存在欺诈行为，不同意退货，如果退货每件成品只能降低5元，为此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 此后，商厦主管人员调离岗位，此争议被搁置，直至次年9月26日，商厦才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全部制成品，并要求吉祥服装厂承担责任，赔偿损失。
浅论效力待定合同 内容摘要:效力待定合同（学理上的说法）是一类性质较为特殊的合同，长期以来未有统一的定义，“效力待定”和“效力可追及”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论述虽各有千秋，但笔者认为尚不全面或过于绝对。或未能述清该类合同的效力因法律事实或行为的影响而显现于外部之前的内部机理，或未能充分体现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和社会价值，故笔者在文中提出“效力隐藏可变”合同的观点。隐藏是合同成立后效力存在的状态，即以肯定合同效力的确定性为前提基础；可变是特性，即承认法律事实或行为对“已确定之效力状态”的影响。并就其包含的几种合同分别浅谈笔者的认识及对“效力隐藏可变”合同之意义的理解。 关键词：效力待定，效力可追及，效力隐藏可变 Key words: the effectiveness of Uncertain，the effectiveness of recoverable， effectiveness should be hidden and inverted 一．效力待定合同概述 再讨论效力待定合同之前，有必要先对合同效力做简要表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效力，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法律拘束力，即法律效力。这个“法律效力”是说由于合同当事人的意志符合国家意志和社会利益，国家赋予当事人的意志以拘束力，要求合同当事人严格履行合同，否则即依靠国家强制力，要当事人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合同的效力还应当具有对外的“对抗力”，即合同不容外人侵犯，尤其是来自法院及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当干预。我国新《合同法》第三章专设“合同的效力”。“合同的效力”从以往一个主要限于理论研究中使用的概念，成为一个为现行法律明文规定、不可回避的现实法律问题，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也就更具有了实践上的意义。同时新《合同法》加强了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提高了合同的对抗力，扩大了合同的效力范围，完善了合同的效力体系，与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相比，弥补了它们各自的不足，确为一大进步，对于维护缔约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维护社会公益等均有重要意义。 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人在学习当中对于效力待定合同颇感兴趣，在此试论对效力待定合同的初浅理解。
（合同知识）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问题浅谈
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问题浅谈 壹、合同的解除和解除权行使的主体。 合同的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当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壹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合同解除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壹)解除的合同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只有于依法成立且生效后，才存于解除。无效合同、可撤销的合同不存于合同的解除。 (二)合同解除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合同壹旦生效，即具有法律拘束力，非依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随意解除合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主要有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三种形式。 (三)合同的解除必须有解除行为。除当事人协议解除以外，当约定解除或是法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之后，合同且不自动解除。无论哪方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主张解除合同的壹方当事人，必须向对方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 (四)合同解除使权利、义务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壹款规定：“当事人协商壹致，能够解除合同。”根据本条款的规定，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壹致的意思表示能够导致合同的解除，此种解除的情形称为协议解除。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能够约定壹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能够解除合同。”据此，当
事人也能够于合同中约定壹方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待条件成就时单方解除合同，这种约定解除的情形称为约定解除权。 约定解除权和解除权的行使，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俩个概念。约定解除权是指当事人双方于合同中约定，于合同成立以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由当事人壹方于出现某种情况后通过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解除权的行使应当以当事人于订约时或其后约定的解除权条款为前提。合同订立后，壹方当事人根据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导致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属于解除权的行使。解除权能够于订立合同时约定，也能够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约定;能够约定壹方享有解除权，也能够约定双方均享有解除权。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也即解除权人不必再和对方协商，便可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根据原《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28条的规定，当出现了解除权行使的法定事由，当事人壹方要求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对方，且且通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1986年4月12日法(经)发[1986]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出现下列情况之壹的，应当允许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壹)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且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二)订立承包合同依据的计划变更或者取消的;(三)因国家税收、价格等政策的调整，致使收益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四)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的;(五)因发包方或承包方不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义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六)承包人丧失承包能力的;(七)承包人进行
《英美合同解除制度研究》的知识贡献(一) 英美法系是与大陆法系相并列的西方两大法系之一,契约法与侵权行为法是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正如梁慧星教授在《英美合同解除制度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其特色,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其特色,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各国联系之加强,两大法系呈现出趋同之势,在民商法领域尤为明显。以英美合同法为例,虽以普通法为其主要渊源,但诸如美国《统一商法典》、英国《货物买卖法》等成文法的地位已不容忽视。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所进行的法律重述运动,更是将成文法与判例法的融合推向了高潮。在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日益重视判例的作用。随着当前法律的趋同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法律的进步和发展需要博采众长已是不争的事实,对英美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然而,我国民法学界对英美法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合同解除制度是我国合同法立法当中的重点和难点,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该问题都存在极大的分歧。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该制度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1],但目前不管是从国内法还是比较法角度,并无专着出版。李先波教授的《英美合同解除制度研究》,则是一部系统研究英美合同解除制度的学术著作。该书的出版一方面填补了合同解除制度方面无专着的空白,另一方面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英美法的独特视域。 该书是作者在其提交的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拓展深化而写就的,系其历时三年多的心血结晶。我国著名民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所梁慧星研究员为该书泼墨作序,可见其对该书学术价值的肯定。全书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英美法上的几种主要的合同解除方法:协议解除、履行解除、受挫解除、违约解除,并在结合我国立法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可谓我国民法学界研究英美合同法方面的一部力作。 纵观全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1.资料新颖翔实,不乏独到见解。该书作者在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曾被国家公派到美国乔治城大学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进行访学,访学同时作者有意识地收集了大量有关英美合同解除制度方面第一手外文资料,为本书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从本书的注释中亦可见一斑。本书中大量引用和参考了国外的有关研究成果以及案例,很多资料是全新的、国内所没有的。这些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为国内外学者对英美合同解除制度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占有丰富和新颖资料基础上,作者对英美合同解除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在损害赔偿计算方面,作者提出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确立的期待利益、信赖利益、无偿得利的具体计算方法,同时还应当考虑受害人的间接损失、非金钱损失和其他因素。这些内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无具体详细的操作方法,法官或仲裁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不利于实现损害赔偿之救济目的,作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无疑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参考借鉴作用。 2.对英美合同解除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而系统的研究,视角独特。本书
论合同解除制度的重构(一) 摘要]我国的合同解除制度中，解除原因（条件）的多元并立导致了合同解除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方面充满混乱和矛盾。为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性，应限缩合同解除制度的涵摄范围，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中分离，由合同订立制度加以规制；准确理解恢复原状的功能和含义，确认合同解除的一体溯及力；在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上，采用瑞士债务法的思路，由过失方赔偿无过失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关键词]协议解除，溯及力，恢复原状，信赖利益在我国，无论是立法的规定，还是学说对合同解除制度的解说都存在诸多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合同解除原因（条件）的多元并立及由此导致的合同解除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方面的混乱和矛盾状态。鉴于法律的确定性对于法律发挥实际调整作用的重要性，有必要对合同解除制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着眼于立法技术的角度，对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方面进行逻辑清理，使该制度的构造在理论上和立法上更为精致，与合同法乃至民法体系更为和谐，以充分发挥其调整功能。一、限缩合同解除制度的涵摄范围，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对待一项法律制度不能仅从法律后果立论而不加区别地将可以导致某种特定法律后果的诸种法律事实笼而统之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内容对待。具体到合同解除制度，可能导致合同解除这种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有：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当事人协议成立新合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以上几个方面的法律规则虽可达至相同的法律后果-解除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但在构成上却大异其趣。学说和立法上在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使的归属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不把它们作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一部分，而视为并列于合同解除的独立法律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两立并存。由此带来的启示是，立法上，着眼于体系化和确定性，诸种法律规则是否构成一项法律制度，不仅仅在于要求这些法律规则均导致相同的法律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各法律规则有基本相同的构造，具有整合为一体的基础。但耐人寻味的是学说和立法都无视协议解除与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在法律构造上的区别，将协议解除纳入合同解除制度，作为合同解除的基本类型。（注：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以下。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作者认为不应把协议解除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容，而应通过合同订立的规则规制协议解除。首先，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规则都是针对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和行使而设，对协议解除均没有意义。合同解除制度中的解除权的发生原因（条件）、解除权行使方式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基本规则都旨在规范解除权的运作、协议解除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同意将合同解除的行为，它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必要，解除行为也不是解除权的行使。（注：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其价值也恰恰是于解除权不存在或不成就场合，解决合同的解除问题。因此关于解除权运作的规则，对协议解除没有适用余地。协议解除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在构造上大异其趣，没有必要将二者“拉郎配”式地捆绑在一起。其次，将性质完全不同的协议解除和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捆绑成合同解除制度，势必使合同解除制度内部充满矛盾，甚至可能“因为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无视逻辑捆绑起来的规则，根本不可能构成内部和谐一致的制度。因为协议解除的介入，合同解除制度中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使该制度承受着不能承受的张力，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拼盘式的合同解除，还是否有资格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其一，在合同解除的标的问题上，如果将协议解除纳入其中，解除的标的就不能只是有效合同，（注：我国学者多认为合同解除的标的为有效成立的合同。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因为当事人各方完全可以通过协议解除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结束该类合同效力的不确定状态。没有任何理由将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排除在协议解除的标的范围之外，而且通过协议调整当事人间业已存在的法律状态，安排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较其他方式更能体现合同法的意思自治理念，更应该得到提倡。其二，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对于协议解除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协议解除场合，各方当事
浅谈合同的效力
题 目： 浅谈合同的效力 学 院： 商学院 专 业： 工程管理 姓 名： 陈昌全 学 号： 110707203 完成日期： 2013.12. 13 经济法学
摘要 在当今社会合同运用的频率和要求越来越高，对合同的效力的了解和认知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充分理解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正确的认定和处理二者的区别。合同效力，指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的必须履行其合同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法律拘束力。合同的效力问题是合同法中的核心问题。合理地运用合同效力，这样才能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我国以前颁布的<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等都没有以"合同的效力"为题设专章和专节的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专设第三章"合同的效力",遂从以往一个主要限于理论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转变为一个现行法律明文规定、且不可回避和逾越的现实问题,对其进行探讨更具实践意义. 在实践中，合同效力的认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很多合同纠纷的处理都要从对合同效力进行认定开始，甚至有一些合同纠纷的处理就是以对合同效力所做的妥当认定来作为终结的。从我国《合同法》第三章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来看，得到明确认可的合同的效力类型至少有这么几种:生效合同、效力待定的合同、可撤销的合同、绝对无效的合同。除了上述四种合同的效力类型以外，其他一些相关的法律，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合同效力，比如相对特定第三人无效的合同以及尚未完全生效的合同。本文就合同效力的涵义以及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与合同效力之间的相互联系予以分析。并阐述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和特别生效要件，以及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的特殊内容。并介绍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各种行为和情况，对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作以说明。 关键词：合同的效力；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
效力待定合同的案例 2006年3月6日，原告与某单位签订租赁合同，由原告租赁某单位7个房间，年租金20000元，约定租期2年，自2006年4月1日至2008年3月31日，由某单位在现条件下将设施查点无误交与原告，由原告与前承租人处理搬迁事务。原告依约交纳了租金20000元，但双方并未清点财物。2006年6月20日，被告人某单位欠前承租人款未还，同意前承租人使用房屋为由占用房屋15间。导致原告与某单位合同无法履行。原告诉与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每天54.79元，并负担诉讼费。 被告（前承租人）辩称：原告起诉主体错误，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违法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且第三人未将房屋交给原告使用，与答辩人不存在任何关系，纯属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且案外人马某与第三人的租赁关系到2006年6月20日到期，在合同到期前三天，第三人因欠我们的钱，某单位法定代表人同意我接用马某租赁的房屋，我与原告没有关系，原告与第三人所签租赁合同在他人的合同有效期间，原告所诉房屋并未依法租出，没有合法使用要件，没有在房地产部门做租赁登记，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法律不应保护。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案外人某单位所签房屋租赁合同，在某单位与马某的合同有效期内，且原合同并未解除，某单位与原告的合同显然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且原告所签合同，某单位并未履行，原告并未取得争议房屋的使用权，被告占用房屋，原告无权主张权利。故原告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2）项、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六十条之规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此案虽以侵权起诉，但此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与某单位之间的合同之间的合同效力问题。对此，一直存在有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原告与某单位的合同为有效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是原告与工业总公司的共同意思表示。且无违法及违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行为。合同虽然涉及马某未到期合同，当时原告与某单位并未在签订合同后立即履行。在合同到期后，马某应当知道马某原租赁房屋已租赁与他人。而马某不出面主张权利，显然已默许原告与第三人的合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所以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 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为无效合同。因该合同在他人合同有效期内，且按照法律规定，租赁房屋在到期后，原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该合同显然侵犯了第三人马某的利益，
浅谈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成立以后，当解除条件具备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 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对于合同的解除有明确的规定，据此，合同解除在种类上可以分为协议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等几种。尽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真正在行使合同的解除权时会遇到一些很有争议的问题。 一、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方式 我国《合同法》第96条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有明确的规定。该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可见，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只要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并通知对方，合同当即解除。在对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无需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是否解除。但是，在对方当事人有异议，并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时，法院或仲裁机构才对合同是否解除进行确认。我国合同法对解除权行使的规定看似合理、全面、简洁，但是，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却常会引起较大争议。 二、合同解除权行使的限制 《合同法》赋予了解除权人有权解除合同，却没有明确规定解除权的具体期限。 《合同法》第95条第1款规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第2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可见，该条也明确规定了解除合同应受期限的限制，但是，具体多长期限却没有规定。对此，不得不指出，这种规定过于宽泛。 因为，在理论上，既然法律赋予了解除权人有合同的解除权，当解除权的情形出现时，权利人就享有解除权。但是，又没有规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这样的话，如果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就有可能使解除权长期处于空置的状态，也就使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这就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 本来法律规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是督促权利在合理的期限内行使，从而消灭合同的效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如果长期不行使就会与法律规定的精神相悖，所以，确定合理的期限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如何来确定合理的期限呢?可根据解除权的种类不同而设计出不同的期限。 在约定解除权的合同中，如果也约定了解除权的期限时，按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在法定解除权的合同中，或者在约定解除权却没有约定解除期限的合同中，要确定合理的期限就显
合同解除制度概述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目前中国合同解除制度问题研究 【引言第一章】合同解除制度概述 【第二章】合同解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第三章】合同解除制度的比较分析 【第四章】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的现状、不足与完善 【结论/参考文献】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引言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合同的内核，客观表现在双方当事人的羁绊性，合同法亦是立足于意思自治原则而展开，法律制度不仅要保障缔约的自由，更要保障解约的自由。合同解除制度的价值就体现在综合多重价值取向确定合同解除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指引和调整。合同解除制度的周延，能够有效降低当事人的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有利于在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层面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同时，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进行指引，进而形成相应稳定的交易秩序。 2 研究现状 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研究的学术成果蔚为大观，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崔建远教授的《合同解除的疑问与释答》一文中以风险负担规则
为背景，厘定不可抗力解除、协议解除、违约解除，并提出合同撤销权在特定条件下与合同解除竞合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亦阐明了可撤销合同在行使撤销权之前系有效合同方可解除的立场，同时又提出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可以作为解除对象，亦说明了成立且“有效但并未生效”的合同状态存在的必要性。对违反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时，唯有符合致使合同目的不能的情形下方可解除。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剑在《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 条将异议权作为实体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旨在限制异议权、稳定合同关系的合同解除异议制度，无论是逻辑层面还是价值层面均存在不足，更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影响，适用《解释二》第24 条时，应对解除权的有无进行实质审查，并据此判定解除行为的效力，从而致使该条规定形同虚设，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对比，提出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相关建设性意见。华东政法大学杨静在《论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一文中，站在违约救济的立场上，结合实务操作，论述了附条件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结合外国理论研究与立法现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英国违背“要件条款”的规定，还是德国“债权人无被苛求遵守的可能性” 的规定，均以合同目的实现的可能性为根本。我国合同制度较多地吸收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的相关规范，尤其体现在我国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中，融合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此外，日本民法典规定了单独针对合同履行的强
政府采购合同解除制度的缺失 谷辽海政府采购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它也是一种法律制度。其法律特征是：政府采购合同解除以有效成立的政府采购合同为标的;合同解除必须具备解除的条件;合同解除原则上必须要有解除行为;解除的效果是使合同消灭。 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这是我国政府采购法明文规定的。在整部政府采购法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政府采购合同的解除，因此，政府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只要存在我国合同法三种解除情形，那么，通过严密程序所达成的政府采购合同都将轻而易举地被解除。在此情形下，我国政府采购立法宗旨和政府采购合同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目标都将落空。以下，笔者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分析我国政府采购法合同解除制度的缺位。 政府采购立法没有禁止协商解除合同 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是我国合同法所允许的合同解除情形之一。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依照我国合同法，缔结合同是当事人的自由，解除合同也是当事人的自由，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与他人订约，有权决定与谁签订合同，有权决定签订什么样的合同，也有权决定在合同成立后通过协商解除合同。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合同中的体现。自由解除合同是民事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容之一，在法无禁止的情况下，政府采购合同的自由解除同样也应该体现意思自治原则。当然，这与国际上的政府采购合同制度是背道而驰的。但由于我国立法将政府采购合同定位在民事合同上，政府采购法又无例外规定，故只要具备合同法所规定的协商解除条件，当事人通过协议，重新成立一个合同，将原来的合同废弃，使基于原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只要符合我国合同法的解除条件就是允许的。
浅谈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有平等自愿原则，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守法原则，鼓励交易的选择。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和执行合同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合同法的灵魂。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区别其他法律的标志，集中体现了合同法的基本特征。 平等、自愿原则合同法的平等原则指的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平等，包括订立和履行合同两个方面，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平等原则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区别行政法律、刑事法律的重要特征，也是合同法其他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合同法的自愿原则，既表现在当事人之间，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合同当事人与其他人之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自愿原则是法律赋予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法律规定的限制，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愿”。法律的限制主要有二方面。一是实体法的规定，有的法律规定某些物品不得买卖，比如毒品；合同法明确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对此当事人不能“自愿”认为有效；国家根据需要下达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的，有关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不能“自愿”不订立。这里讲的实体法，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涉及社会公共秩序。法律限制的另一方面是程序法的规定。有的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某类合同，需经批准；转移某类财产，主要是不动产，应当办理登记手续。那么，当事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不能“自愿”地不去办理。在合同法中，不仅对平等、自愿作了原则规定，
而且在具体制度、具体规定方面体现平等、自愿原则。 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这里讲的公平，既表现在订立合同时的公平，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发生合同纠纷时公平处理，既要切实保护守约方的合法利益，也不能使违约方因较小的过失承担过重的责任；还表现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因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履行合同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公平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诚实，要表里如一，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二是守信，要言行一致，不能反复无常，也不能口惠而实不至。三是从当事人协商合同条款时起，就处于特殊的合作关系中，当事人应当恪守商业道德，履行相互协助、通知、保密等义务。 在起草合同法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规定等价有偿原则。等价有偿是商品交换的规则，作为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公平原则已经包含等价有偿的内容。公平地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就有价值相等的意思。我认为在合同法中还是用公平原则代替等价有偿原则为好。等价有偿作为商品交换的规律，并不表现在每次商品交换中，每一次商品交换的不是商品价值，而是商品价格。只有在长时期的商品交换中，在价格围绕着价值的上下波动之中，才表现出等价有偿的规律。公平原则既表现在整个社会的交易秩序方面，更表现在个别的具体的合同之中，任何一个合同都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体现公平原则的精神。由于合同种类广泛性，有的合同属于无偿合同，用公平原则比等价有偿涵盖更宽一些，更能照顾千姿百态的各类合同的需要。 遵守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
效力待定合同的追认要件 合同效力待定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因存在不足以认定合同无效的问题，致使合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合同效力暂不确定，由有追认权的当事人进行补正或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进行撤销，再视具体情况确定合同是否有效，处于此阶段中的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 合同效力待定意味着合同效力既不是有效，也不是无效，而是处于不确定状态，设立这一不确定状态，目的是使当事人有机会补正能够补正的问题，使原本不能生效的合同尽快生效，以实践合同法尽量成就交易和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从促使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尽快确定和稳定的原则出发，合同效力待定的时间不可能很长，效力待定也不可能是合同效力的应有状态。 一般说来，效力待定合同应以明示的方式予以追认，如通过语言文字或其他方法直接进行意思表示，只要能清楚表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即可，但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追认也可以用默示方式，默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追认在运用默示方式时应当以积极肯定的行为，原则上，沉默不能视为追认，但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形除外。 在进行效力待定合同的追认时，行为人必须以当事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效力待定行为的本质就是以当事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若行为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则不存在追认问题，对效力待定行为进行追认时，本人必须具备行为能力，这不仅指本人在追认时必须具备行为能力，而且本人在实施民事行为时，也必须具备行为能力。 除此之外，被追认的效力待定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如果承认对非法行为可以追认的话，无异于允许行为人可以实施非法的行为，而后由本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有违于追认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且与法律相抵触，但是，对于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以及部分无效的民事行为，应当加以区别对待。
从两起案例浅谈劳动合同 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期间 案例一：马某系某集团公司职工，双方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5年申请人因盗窃公司财物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判决下达后，马某向集团公司请求继续留在集团公司工作并获集团公司同意，双方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2008年9月，该集团公司以马某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解除了马某的劳动合同。马某不服，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案例二：张某于2008年1月进入某商贸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8年因商贸公司生产经营遇到困难，2008年2、3月份的工资只到4月份才发放。此后商贸公司经营转入正常，员工工资一直按时足额发放。2010年10月，张某以商贸公司未按时支付其劳动报酬为由,向用人单位提出辞职，并要求单位支付其经济补偿。 上述两个案例均涉及到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权，但对于单方解除权是否应受到必要的限制，实践中却观点不一。 观点一：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在法定情形出现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法定权利，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因此，案例一中的用人单位和案例二中的劳动者，依法行使法定的劳动合同解除权，并无不妥，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依法应该支持。 观点二：虽然《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法定情形下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但由于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为一年，因此，在法定情形出现时，作为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权利人，不管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其权利的行使应该受到时效的限制，应当在法定情形出现一年内行使，否则将丧失该权利。因此，上述案例中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被追究刑事责任三年后才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超过了时效期间，用人单位的解除决定依法应予撤销。案例二中的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拖欠其工资行为发生后二年余，以用人单位拖欠工资为由行使其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依法也不应给予支持。 观点三：劳动合同解除权作为一种根据权利人自身的行为就 1
浅谈劳动合同解除的几个法律问题 目录一、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中的问题…………………………………1 （一）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1 （二）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现状………………………………2 （三）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要表现…………………………2 （四）产生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3 （五）建议采取的对策……………………………………………………3 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中的问题………………………………………3 （一）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4 （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现状………………………………………4 （三）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4 （四）建议采取的措施……………………………………………………4 三、劳动合同违约解除的法律责任………………………………………4 （一）违约金………………………………………………………………4 （二）赔偿损失……………………………………………………………4 （三）继续履行……………………………………………………………5 四、对完善劳动合同解除有关立法的思考………………………………5 （一）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思考……………………………………5 （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思考………………………………………6 [ 内容提要]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订立以后，尚未履行完毕之前，由于一定事由的出现，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行为。劳动合同的解除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前途与生活来源，也关系到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和工作秩序，是一件较为严肃的事情。单方解除不当则会破坏劳动合同的效力和尊严，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基于此，本文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中的问题、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中的问题分析了当前在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其表现形式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浅谈一些建议采取的措施；随后，又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谈了违约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种责任方式：违约金、赔偿损失和继续履行；最后谈了对完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法律规定的思考。总之，全文虽然分析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解除劳动合同中双方的一些问题，但从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制度、解释的立法初衷来看，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法律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赋于了双方当事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以期通过建立一种良好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环境，以使人力资源真正实现优化配置，从根本上减少劳动合同解除所引发的纠纷和争议，更好的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利益。 [关键词]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法律问题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事业组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与劳动者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它是一种法律行为，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且劳动合同关系一经形成，便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法律关系，就具有法律效力。劳动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终止，都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本文仅从劳动合同的解除来探讨有关问题。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订立以后，尚未全部履行以前，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劳动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提前终止劳动关系的法律行为。一般而言，一个守信用的劳动合同当事人，一定会自觉履行
Vol.33No.5 M ay 2012 第33卷第5期2012年5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我国将合同解除制度单独规定在《合同法》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节中，在立法体系上与第七章的“违约责任”相互独立。此种独立表明了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是在实践中两者的功能价值定位并未得到应有的区分，合同解除常被误读为违约的特殊情形。为此需要回归功能价值定位本身，对两种制度进行明确的界分。 任何一项制度的创设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都是以满足现实生活的需求为目的，从而体现一定功能价值的。通常而言，制度的创设有两方面的功能： 一是秩序建构。秩序建构一方面来自于现实生活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是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断博弈的结果，众多参与博弈者所追求的目的在此秩序的构建中得到了综合与平衡，并最终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秩序建构的另一方面来自于制度本身，随着法律（制度）工具论的兴起，制度本身也成为一种秩序的建构力量，这种力量内含着国家（或者说是统治精英）的意志，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行为的引导和控制，使得国家意志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无论是自发秩序还是国家意志下制度的引导秩序都是一种原发性的秩序。 二是秩序维护。秩序维护一方面是自发秩序本身的内在自我救济，自发秩序被破坏时，其本身会形成一种自我救济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人们不断适应社会变迁、逐步积累的自我创造，而法律制度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这种自我救济机制的再确认和再规范。秩序维护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原发性秩序的保护和补救，这种保护和补救亦是在法律（制度）工具论视野下的“国家关怀”。从秩序建构和维护的角度对合同解除及违约责任的功能价值进行分析，将有助于厘清两者的关系，从而明确合同解除制度的独立价值。 一、合同解除的价值分析 古典合同理论强调合同神圣，因而要求合同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守合同，按照合同中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但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合同成立生效后，导致“合同僵局”的各种因素不断增加，若要求当事人固守合同的约束力，无论是对社会个体还是整体而言，都 是无效率的做法。合同的目的在于交换，交换的目的是利用交换所得到的标的物——— 自己利用创造价值或者继续交换获得价值，交换本身只是手段。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交换讲求的是效率，若一味地要求合同当事人恪守合同义务，就会束缚当事人的交换自由，使当事人丧失其他的交换机会而受到损失[1]。“合同僵局”致使原合同权利义务破坏，合同作为交换的手段已经无法达到交换的目的， 因此要么对交换进行补救，要么终止交换并通过建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此构建新的秩序。 因而，在必要时赋予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和自由，让合同在特定的条件下得以解除，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遇到“合同僵局”，进而通过合同解除建立新权利义务关系的反应；另一方面是法律中国家意志对秩序建构的触发，即通过合同解除制度本身去建构一种新的秩序。因而合同解除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而秩序的建立一方面需要激励，另一方面需要约束。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解除权发生条件是两种：一是因当事人约定（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即约定解除；二是依法律规定（第九十四条），即法定解除。实际上《合同法》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也是意思自治的表现，此时双方均享有解除权并同时行使。故将此处协议解除与约定解除统归于意定解除。关于合同解除与新秩序的建立，具体分析如下[2]： （一）意定解除情形 意定解除包括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两者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所不同的是，约定解除是事前约定，协议解除是一种事后的协商；协议解除是在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共同的解除合同，而约定解除是在出现约定的条件后，赋予一方当事人解除权，其行使解除权后才使合同解除。 从激励的角度来看，协议解除属于事后激励，即当出现“合同僵局”时，赋予合同当事人协商解除的权利，使当事人可以从中解放出来，激励人们在“合同僵局”后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而约定解除属于事前的激励，即事前拟定好“合同 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制度之比较 何国强1,2，石一峰2 （1.广东警官学院，广东广州 510230；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430074） 摘要：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制度适用的混淆，源于前者法律后果中的损害赔偿经常被认为是违约损害赔偿，这忽视了两种制度功能价值的差异。从秩序构建的角度来看，合同解除制度与违约责任制度价值功能的区别在于合同解除是构建一种新的秩序，而违约责任是补救原有的秩序。此种制度比较的厘清， 有助于还原制度设计的初衷，为制度的具体适用提供理论的支撑。关键词：合同解除；违约责任；比较分析中图分类号：DF41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４１－０２ ４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