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孝通费老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其学术研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然其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费先生的笔下,微视研究和巨视研究一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是和先生一起随行调查还是品读先生的论文和著作,费老先生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在两者间应用得游刃有余,并不时地产生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对于东方人类学者而言,能自如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得以本土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费老先生很早由派克的城市社会学方法启蒙，后来师从于马林诺斯基，在学习的过程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费老先生非常出色地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他对于本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成为非西方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典范。费先生对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合的研究,是其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中心环节,它强调一种时空的结构。而对于社会人类学而言,在研究一个社区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范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历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也就是非常重视基层社会的结构特色，进一步说明小传统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
费孝通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一生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广西金秀瑶山，第二次是在江苏江村，第三次是在云南禄村，这也可以说是费孝通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三部曲，由此形成三部著作：《花瑶蓝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正因为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有如此深邃的研究,使得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把握,能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人类学思想。费孝通先生从横的方面来谈社会结合的实态,又从纵的方面来分析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特别是与现代化的关系。
一、研究的内容：
(一)家庭与人际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每个成员的性质和作用也是不同的，个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费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个体是社会关系中类别的基础。费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对于血缘结合的基础———家族的研究,一直是他研究的重要基础。费先生最早的论文是与婚姻和家庭问题有关的。费孝通后来不管从事文献研究,还是变为重视实地调查,都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至为重要的基本单位———家庭及社会结构变化同家庭结构变化的关系(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 -04:52～53)。费先生把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称作“小家族”。在中国社会，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多层性。探索家的多层性结构集中体现在阶序关系和差序格局中。所谓阶序关系是强调家的纵式结构,围绕着同一父系血缘集团内部的结构特征予以展开,而差序格局则强调家的横式结构,侧重于家的网络关系。按照家的上与下存在着的结构特征把家族分为如下几个层次:1.礼教的家、2.由家扩大成为宗族、3.家的基层———家庭4.跨越血缘的家──户
费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来确定疏与近。他通过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细致观察,指出了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差序格局。他说,差序格局就如同将一颗石子投入水中后所形成的圆心扩散圈。离中心越远,圈就变的越薄。同理,在中国传统农村里,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圈心,以差序方式来建构同其他人的关系(费孝通,1985
-06:21～28)。
费孝通先生60多年来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始终强调传统的重要性。正如后来主持授予费孝通教授以“马林诺斯基奖”的美国应用人类学会会长辛格尔顿在仪式上所言(辛格尔顿,1984),把马林诺斯基奖授予费先生,是因为他通过应用人类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就是如何把社区中的经济关系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对美洲、拉美国家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费孝通先生在“晋商的理财文化”一文中又进一步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费孝通,1995-05)。对传统的关注,是费先生社会人类学思想的重要基础。他认为,“传统是社会累积的经验,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乡土社会的秩序依靠传统来维系。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费孝通,1985 -06:53)他的研究不断地在认识传统的基础上,而得以发展、升华的。在1991年秋天费先生去武陵山区做调查。在火车上费先生对他的学生说,我一辈子在写两篇文章,一是农民,一是少数民族。关于农民的文章从村庄到城镇、区域最后到全国,提出了一些发展模式;另一篇文章,扩展到边区的发展。在这一整体思想中,费先生的研究驰骋东南西北,纵贯上下五千年。
(二)文化传统与城乡发展模式
费先生关于中国城乡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都贯穿着他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思路。特别是已注意到乡村工业和城乡关系的重要性。他在江村调查时虽已明白这个情况,并已看到城乡联系的重要性”(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 -04:1)。进入80年代后,在对城乡发展的研究中,他始终没有离开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体现。正如他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乡土社会发展到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这条道路上传统文化会起什么作用,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平心静气地加一分析和评估”(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8)。
立足于文化传统的模式论：
在费先生提出的诸多模式中,往往是从地区经济和传统中寻求特点,在此基础上来研究其动态的特征。1983年底,费孝通教授领导的小城镇调查组,到江苏考察。他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是这次考察的总结。在文章中费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模式”一词和“苏南地区模式”(苏南模式)这一发展模式。他认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系统。所谓区域经济系统,是指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意义的经济模式。”费先生一直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路子背后的地区特色和地区传统,即文化特色。依此费先生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这些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一种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是一个地区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按一定的内部关系构成的协调一致的体系。费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文化模式的视角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扩大了文化模式的理论范畴。
(三)边区开发与文化传统
费孝通先生的另一方面就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边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始终强调因地制宜,注意民族特点。从1984年开始,费先生的研究工作重点从沿海转到边区又到内地,从东南移到西北,从农村小城镇转到民族地区。他始终强调“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发展战略要考虑民族因素”(费孝通语)。中国社会的民族特征,从历史上开始就在不同民族的交错地带,建立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久而久之,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区域。人们在这个区域中,你来我往,互惠互利,形成一多元文化共生的格局。因此费先生提出了依托于历史文化区域推进经济协作的发展思路。如费先生提出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两南兴藏”、“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就是基于地区文化传统而提出的。费先生通过对临夏回族的考察提出“发挥回族人善于经商的优势,搞活区域经济。费先生在这里进一步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发展主要靠善于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条件,提高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发挥自己的精神文化”(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 -04:33)。80年代中期,费先生对甘肃的甘南和肃南进行了考察,提出发展“两南”，将“两南”看作是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把现代化科技知识送入藏族地区。
三、理论与态度：
人类学的精神源于人类学的传统。按费孝通先生的话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实地做研究的客观精神,以及学问为民、志在富民的人文精神。
费先生在调查中能身体力行的深入地去进行跨越东西南北的社会调查,使得其思想的火花不时地增添新的内容。费先生的“三态”论就是对中国社会洞察的一个重要贡献。费先生在不同的场合,分别提到人文生态、自然生态、心态的问题。
(一)失衡的生态
实现持续和平等的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而生态问题是发展中重要的一环。他在早期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已得到同样的观念,他在书中叙述了人们怎样在农业社会里把人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与斯。费先生在进入80年代后,特别是1984年后,其研究重点转到边区民族地区,挑选赤峰作为内蒙古开发问题的入门口。在这里他注意到农牧矛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费孝通认识到“边区开发必须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在对定西的考察中,费先生清楚地认识到该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此外对西部甘南临夏等地研究,费先生也注意到农牧结合的生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自然生态的平衡问题只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费孝通,1987 -03:81)。这一系统的另一部分则可称为“人文生态”的平衡问题。
(二)人文生态中的文化传统
费孝通认为“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至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正常生活和繁殖。在整个西北边区,人文生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22)。对于包钢这一大型企业的研究就是这样,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职工上下左右之间的亲属和伪亲属关系。费先生在对包钢人文生态的分析,其概念是利用差序格局。事实上,差序格局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特质与社会结合的概念,它揭示了人类组织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一概念包括亲属和非亲属关系。在包钢内部职工之间的亲属称谓主要也是一种伪亲属关系。以此文化传统的资源,用来扩大和加强与亲友之间的亲密联系。这种伪亲属关系的建立虽然有助于加强彼此间道德与情感联系,同时对个人而言也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但是这种关系扩展到像包钢这样的国营大型企业,无疑影响企业的良性运行和活力。费先生认为作为人文生态的第二个恶性循环表现在地区之间。由于东西差距的拉大,引起了边区的智力外流,如水土流失那样出现了人才流失的问题。由于企业办社会,使其在扩散功能上也出现了人文生态的失衡。因其扩散是一种近亲繁殖的企业扩散的方式。费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形象地从中国家的性质和结构特点来分析企业内部的结构。在对包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费先生如何用文化传统的特质分析人文生态失衡的问题。
(三)作为文化价值取向的心态
1990年12月在日本东京以庆祝费孝通八十寿辰的名义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费孝通以“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为题,发表了重要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费先生提出了一个建立人类心态秩序的问题。“在这个各种文化中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样式进入了共同生活,怎样能和平共处确是已成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