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译儒经之“讹”的翻译常式论透视
摘要：翻译中的“信”与“讹”都可以作为实现“达”的手段。翻译常式论认为：处于弱势文化中的文本要成功进入处于强势地位的目的语文化，译者必须在两种行为常式中获得平衡。辜辜鸿铭英译儒经之“讹”恰好体现了翻译行为常式的运作。
关键词：辜鸿铭 儒经翻译 翻译常式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1)05-0035-02
1、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学东渐”已成为主流之时。致力于“东学西渐”、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者，以辜鸿铭的影响为大。除了完整地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辜鸿铭还零星地翻译过《易经》、《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的一些段落和句子。辜鸿铭于1898年就以《论语》译本，作为一个中国人首次独立、自动和完整地向西方输出中国——儒家经典，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由西方传教士垄断的局面。辜鸿铭第一次做了博采西言，理喻儒道的尝试。这种尝试，一改西方汉学家拘泥于宋注的传统，以清新独特的面貌，吸引了大批西方读者，在中西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有的学者认为辜氏译本中有太多的讹译。1913年，辜鸿铭《论语》译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足见这样的“讹”译本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翻译现象。笔者认为他的翻译是在翻译行为常式运作下译作顺利进入到目标语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译者在选择一个文本进行翻译时，为了使译作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往往要考虑能否避免和怎样避免所选择的文本与目标语文化中的信仰、价值观念、语言、文学常规、道德行为常式、政治等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所选择的文本一方面基本符合目的语文化的各种行为常式，而且能够满足目的语文化当时的某种文化心理需求，那么译作相对而言就能够顺利地进人目的语文化。处于弱势文化中的文本要成功进入处于强势地位的目的语文化更是如此。图里(toury)认为，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受到三类行为常式的制约：首先，预备行为常式决定待译文本的选择。在特定历史时期，翻译、模仿、改写有何区别?目标文化偏爱哪些作家、哪个时代、何种流派的作品?其次，起始行为常式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即倾向于来源语言和文化的行为常式还是服从于目标语言和文化的行为常式。再次，操作行为常式制约实际翻译活动中的抉择(toury，2001：58-61)。
2、由预备行为常式透视其待译文本的选择
辜鸿铭所处的时代，西方工业化后的社会弊端日渐暴露，反现代化思潮风行。从17世纪中叶英国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后期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但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也日益显现，社会各阶层对资本主义的生活和制度表现出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浪漫主义思潮得以产生。浪漫主义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而，但主要表现在文学领域。浪漫主义者大多强调情感、心灵、自然、宗教信仰、道德和正义，反对自私自利、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些都对辜氏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一些浪漫主义思想家如卡莱尔、爱默生等对东方和中国文明的推崇和他们否定资本主义文化、强调道德精神生活也是相通的，这些都为辜氏英译儒家经典的成功做了历史铺垫。辜鸿铭去世当年的《大公报》上就有人评论，其“尊崇儒家。提倡中国礼教之道德精神，亦缘一己之思想见解确立以后，返而求之中国学术文明，见此中有与卡莱尔、罗斯金、爱默生之说相类似者，不禁爱不释手，于是钻研之，启发之，孜孜焉，举此吾国固有之宝藏，以炫示西人”。(黄兴涛，1997：19-27)中国的儒家学说所塑造的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的道德精神，正好为迷惘的西方人指引了方向。因为，西方人已经发现并承认，“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日道德力。”(辜鸿铭，1996：25)由此可见选择儒家经典作为待译文本是能够满足目标语文化当时的文化心理需求。
3、由起始行为常式透视其翻译策略
辜鸿铭并不因为西方文化系统处于世界文化强势而放弃儒家思想的传播，而是想通过“归化”的方式让西方接近和尊重中华文明，进而将中国文化推介于西方。他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尽可能把源语的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中来。图里根据社会文化限制翻译的诸多因索的不同来源，把翻译行为常式区分为源语行为常式和目的语行为常式，并称这两极为“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译作可处于两极中任何一点。辜氏《论语》英译本的副标题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为了让英语本族人读懂儒家经典，辜鸿铭“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辜鸿铭翻译儒经的主要目的是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偏见，因此，他引用了非常著名欧洲作家的话，通过征召这些欧洲读者熟悉的思想系列来让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哲学。和辜鸿铭几乎同时代的德国著名翻译家施莱尔马赫有句名言：“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辜氏明显属于后者。其几乎归化至极的译文，处于图里描述的非常接近“可接受性”这极的某一点。在《论语》中有这样一句“入太庙，每事问”。理雅各曾把它翻译为“when he entered the
ancestral temple ofthe state，he asked about everything”.而辜鸿铭的译文为“when he attended the service at the great
cathedral fantestral temple of the reigning princel he always
enquired what hewould do at every stage of the service.”这里辜鸿铭为了西方读者容易接受。不但把“太庙”译成“great
cathedral.”，而且增译了“at every stage of the service”，所有这些翻译策略完全是由辜氏的翻译动因所决定的。对于理雅各逐字逐句的译文，辜鸿铭这样评论：“理雅各布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著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辜氏译文的意向读者是绝大多数英国人。辜氏对理雅各的批评正显示了他在读者接受方面所做的努力。
4、由操作行为常式透视其篇章取舍、遣词造句
操作性行为常式属翻译行为的微观抉择，一般指译者翻译活动中使用的翻译技巧。它影响篇章中语言材料的分布方式、篇章结构和文字表述，因此也直接或间接地约束目标语篇章和源语篇章之间公认的关系，译文中所谓省略、增添、位移和篇章切分等都受操作行为常式制约。
在辜氏译文中，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被他用西方人所熟悉的人名、地名所代替或直接删去，以淡化原文陌生感或异域性。在孔子的众多弟子姓名中他只保留了最出名的颜回和仲由，其余均译为“one
disciple”。而且他在第一次提到颜回时加了注释：“tile st，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a pure.heroic，idealcharacter，the
disciple whom the master loved.”尽量降低了目的语读者对中国人名的陌生感。某些实在缺乏可译性的章节也被直接删去，如《论语》“微子篇”中讲诉鲁国乐官的第9章和讲诉周代八十的第11章均被删去。更有甚者，辜鸿铭在译文中使用一些具有独特的饱含译人语文化、历史色彩的词，便于读者对照理解，从而为译文成功进入目标语文化铺平道路。如“泰伯篇”第18章，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confucius
remarked，“how toweringlv highand surpassingly great in moral
grandeur was the way bywhich the ancient emperors shun and yu came to thegovernment of the empire，and yet they themselves
wereunconscious of it.”confucius remarked.“oh!how great.as
aruler of men.was yap the emperor!
note：the isaac andjacob of chinese history：two men in early
patriarehic times inchina who rose from the ploughshare to
the throne.(b.c.2255-2205 and b.c.2205-2197)the abraham of
chinesehistory.(b.c.2356—2258)
辜鸿铭在翻译儒家经典时还特别目的语读者的思维模式，对原文进行合理重排，适当增删。如《中庸》第6章中“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一句，辜鸿铭将其译为“shun had anatural
curiosity and he loved to inquire into near facts(literally“near words”meaning here ordinary topics of conversationsin
everyday lite).he looked upon evil merely as
somethingnegative；and he recognized only what was good as
having apositive existence”.辜鸿铭将“隐恶扬善”译作“he
looked uponevil merely as something negative.and recognized
only whatwas good as having a positive existence”，以“恶”为“negative”.以“善”为，“positive”，虽被王国维批评为附会西方哲学，但我们必须要承认辜鸿铭这样翻译实际上是存心要为儒学的“性善论”辩护。辜氏认为孔子着眼于性善是深刻而有洞见的，辜氏对某些细节的“讹译”，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彰显儒学的精神或内涵，强调其淑世功能。 5、结语
辜鸿铭英译儒经的“讹”，显然是有意为之。“信”与“讹”本是一对矛盾，但因为“达”是最主要的目标，这种矛盾关系就起了一定的变化：“讹”也是实现“达”的手段，正如“信”是实现“达”的手段。翻译行为常式论认为，为了使弱势文化的文本顺利进入处于强势的目的语文化，并较容易地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译者就要向目标语言和文化的行为常式靠拢。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与文化体系。既然源语文本是某种行为常式的产品，那么翻泽就难免受译入语系统包含的行为常式所制约，各自的行为常式可能是全然不同的。翻译活动涉及一个艰苦而又冒险的过程，翻译的终极目的是交际沟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翻译活动便失去了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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