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红 （赤峰学院 社会科学部，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中国与非洲虽相距遥远，但已有悠久的交往史。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非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出于拥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几乎相同的历史任务，中非友好合作关系自上世纪50年代一经建立，历经半个世纪的国际风云变幻，始终稳固推进，历久弥坚。冷战结束以来，中非合作模式逐渐改变了过去以政治合作为主，经济方面的合作以中方向非洲国家提供单方面的援助且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格局，变为政治与经济合作并重，以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为主。合作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淡化，合作层次、方式与途径日益丰富多样。中非合作历经国际风云变幻，几经变迁而演化为现今的状态。其发展演进既受到历史规律推动作用的影响，又受到现实发展基本要求的制约；既有其内部的决定因素，又有其外部的条件因素。但归根结底，中非合作的演进是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的作用下，随着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及时代主题的不断变换，最终由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博弈变化而决定的。 关键词：中非合作；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动因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6-0021-02 一、中非合作的发展历程 中国与非洲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虽然相距万里之遥，但双方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可上溯至约公元前一千年。在这三千年的漫长交往史中，中非交往从间接到直接、从民间到官方、从零星到繁盛、从松散到紧密，经过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考验，跨越了漫漫历史长河，一直延续到今天，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文明交往史。 （一）1949年前的中非交往 古代的中国与非洲都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而形成的自然经济体系。双方在彼此的交往中，经济体系上具有自给性，政治体系上具有封闭性，经贸交往上具有零散性，人员往来上具有偶然性。因中非地理上相距遥远，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科技水平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中非双方的交往规模始终不大。同时，双方交往经常受到中间势力的影响与左右，联系方式经常以间接贸易、间接交往为主，直接贸易和交往较少。中非之间民间交往早于官方交往，间接交往早于直接交往，这是古代中非关系发展史上的主要特点。在早期的中非交往中，由于中国农耕文明较为发达且政治上常处于大一统的王朝状态，在中非交往中占据着高端，处于主导性地位。非洲各国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国家实力相对不足，在交往中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管在早期中非交往中中国处于强势地位，但是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各层面的交往都是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从近代世界体系确立之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中非交往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旁落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手里。在政治方面，双方都沦为无力自主的列强附庸；在经济方面，双方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掌控；在人员交流方面，双方也再不能自由往来；在民族关系方面，近代世界体系把中国和非洲紧密地连结到了一起。也正是在共同遭受西方民族压迫的过程中，双方对彼此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亲近，从而结成了历经历史考验的战略关系，并为当代中非关系最终演变为全天候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1949年——1978年的中非合作 这一时期中非合作的主要目标可以概括为“求生存，争自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非关系开创了新纪元，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由以民间交往为主的间接往来上升为以官方交往为主的直接合作。同时，中非之间开创的“以经济先导，以政治主导”的援助型合作模式，展现了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平等互利的关系，并在国际上形成了一股和平、民主、合作、发展的正义力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略力量对比和国际政治氛围。通过合作，中非双方特别是非洲国家逐渐摆脱了西方大国的控制，重新掌握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权和主动性。在这个时期，中非交往与经济政治等方面合作的广度深度都前所未有，是几千年来中非交往的新高峰。中非合作是真建立在独立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对方内政、不附带条件的新型关系上的合作，充分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同时，中非合作政治主导性极强，具有强烈的反霸权反殖民地性质，顺应了民族解放的潮流，合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在合作交往过程中，中国充分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根本利益的诉求来制定对非洲国家的政策，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实践上的灵活性，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国际反殖民地、反帝、反霸权的统一战线，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广阔的国际战略纵深空间。但客观地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对非战略是将国家政治利益放在首位，向非洲国家提供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主要考虑政治效果，忽略经济效果。同时，在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 （三）1979年——20世纪末的中非合作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国际形势风云激荡。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国际格局在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超多强”的过渡性局面。同时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相互依存持续加深，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对话取代对抗，合作替代纷争。中非双方面对外界的新转折、新变化，在各自内部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转变，政策方针纷纷回归到“谋发展，促自强”的主题上。中非合作由原先的“政治利益为主导，经济服务于政治”的政策逐渐转向了“政经交往平衡，合作对等互利”的方针，体现出一种“务实进取，谋求双赢”的精神，有利于双方合作开展的长期性和建设性。中非双方通过调整合作方式，即由国家官方援建合作逐步转向民间合资合营，由政府经济援助转向商业低息信贷，进一步提升了合作效益，有助于实现彼此的联合自强，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面对着全球化趋势给中国和非洲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予弱势地位的中非双方都明确地认识到开展经济建设，发展民族经济的重大意义。双方在经济合作上达成了共识，着力推进以经贸合作为重点的全面、双向、共赢的合作，并取得了显著的合作成果。中非合作经受住了历史与实践的考验，并根据形势任务的改变不断地调整完善，可谓历久弥新。同时，中非双方在长期的交往合作中增进了彼此的信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中非合作步入了理性、平衡、互补、多元的合作阶段，并在不断地摸索和探寻着更多的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新型合作方式，为新世纪中非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非合作的动因 （一）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①而国际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集合，它的出现和演进也与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推动国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原因和根本动力。 (二)顺应时代主题的变迁 “时代主题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中最重要、最突出、最活跃的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②它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是对时代潮流的集中概括和最终体现。从根本上讲，时代主题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所决定的，是在国际关系中产生的一种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统领性的趋势。同时，时代主题还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在国际社会最高层面上的最集中反映，它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变换。同时，时代主题的形成和确立还要切实以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诉求为依据，只有各国就自身根本利益诉求协调一致后，才能真正形成对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普遍性认同，即时代主题。可以说，时代主题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推动与国家根本利益诉求的共同搏弈下确立起来的，是从最高层面上对国际社会基本特征和主流趋势的概括，是国家战略制定、国际形势判断、国际关系处理、发展道路选择等方面的重要依据。而事实上，时代主题也是随着国际体系的形成两出现的，并始终直接影响着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中非合作始终顺应时代主题，不断调整和变化。 (三)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 “国家利益是指满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具有某种客观性质的必要条件，分为根本利益及一般利益”③。本文论述的国家利益特指根本利益。而所谓国家根本利益，亦称国家战略利益，是对于国家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之一，是国家间独立性和差异性的主要标志，是一国有别于他国的基本特征。国家利益是各国在国际诉求上最高层次的集中表现，对国家间的关系与彼此间的状态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国家利益诉求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化，是引起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变化的基本动因。从本质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存在与活动，都是以其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的。而国际合作与国际对抗也是以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差别性为基本依据的，国家利益的共性是实现国际合作的客观基础和主要动力，国家利益的差别性是导致因家对抗和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条件。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关系发展、国际合作开展的基本动因。任何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开展，都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和立足点，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政策行为，并以更好实现国家利益、促进国际合作为目标不断推动国际关系向前发展。中非合作是符国家战略利益的。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中非合作在石油、铁、铜等资源上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同时，中国的资源需求又拉动了非洲经济的发展，非洲目前经济的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另一方面，中非合作，提供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在人权、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增加了中国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