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统与梁启超的启蒙救国取向

敖光旭 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维新———立宪派政治家、启蒙思想家和杰出学者的梁启超,在传播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方面,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研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方面,以其涉猎之广,著述之多,影响之大而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①成为近百年间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人。

他的业绩包括学术和政治两大方面,而思想宣传和社会启蒙则又是其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勿庸置疑,梁启超选择开启民智和社会启蒙作为社会活动的着力点有着多方面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导向。除了救亡和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及其特有的资质之外,还与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士”的整体性格及其所特有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即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存在着内在而密切的关联。探讨和研究这种关联无疑有助于我们揭示和了解梁启超的社会政治活动和学术文化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尤其是传统文化观念。

一、传统的人格规范与梁启超的宣传启蒙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中国并没有象欧洲和印度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宗教和神学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和种族的繁衍。严格地讲,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君临各民族之上的国教。其缜密而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系统和行政管理模式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确立一个既相对稳定又具穷变通久功能的伦理中心和学问对象,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能臻于登峰造极并延续长达二千多年之久的奥妙所在。它同时拥有一个数量可观的精神贵族阶层“士”来承载和传播意识形态并维系从穷乡僻壤到大都会的社会运作机制。文人士子的由个人而天下、由心而物的人格规范及其外烁发散模式经久不衰,显示出颇具魅力的文化景观。儒家历来都讲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内圣外王”、“修己安人”之学,其为学次第则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内而外,由己而人、由个体而群体的发散过程。其立论的基础是唯心的,不但认为“心力之大,无不可为”,而且认为人类历史也是圣贤之学推演转换而成的。所以无论是“立人”、“达人”还是“外王”、“安人”,其侧重点不在物质运动过程,而在圣贤之学的意识推广。113

　广东社会科学 1999年第2期　因而梁启超也说“形质为下,心智为上。”②健全人格包括“独善其身”的道德修养,但关键和终极指向却在广布圣道于四海天下,此则学问的“究竟”。以“教”立圣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传教”则是致圣的最重要途径。梁启超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进行过震聋发聩的激烈批评,但纵观其一生,其基本倾向还是服膺“圣贤之学”的。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也是“圣贤之学”的身体力行者。他严厉驳斥那些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的“无赖学子”,说他们“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借西学以自大”。③他所反对的只是“王学末流”,嘲笑君臣上下,八股士人,未识儒学大体而妄自称儒。他认为,儒学根本即是做人的学问,“直译的philosophy,其含义不适于中国”。中国哲学的实质是“儒学道术”和“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这种学问“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大学`内圣外王'一语括之”。④在“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之后,只有广布圣道、为人师表方能“养成健全人格”⑤。他几乎将教育启蒙、开启民

智上升到宗教的地位和高度,并认为“孔教者,教育之教也”⑥。他认为教育和传教是

治国安邦、保种保教的根本所在,“保全支那者,必兴教育。教育固国民之元气也”。⑦

反复强调“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⑧,通过教育和言论“交换知识,实

惟人生第一要件”⑨。他于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写道:“教孔子太平大同之

教于万国,斯则学问之究竟也!传教之功课,在学成之后。然堂中所课,一切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功课也。”⑩在国难当头、内忧外患之际,“诸君若共识此意,急求学成,传教他人,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使人咸知有公理公法之学,或则可以不亡也。” 1

梁氏最崇拜的有两个圣人———“孔子和康有为”, 12还有最接近“儒学正宗”的王阳明,以及“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曾国藩。 13虽座次略有矛盾,但标准则一,即能“立功,立德,立言”,尤其重要的是“立言”。孔子之所以能为“万世师表”,原因就在于“传教他人”。一方面,我们不能将梁启超依重学校、报纸、演说“三利器”, 14而把启蒙宣传作为救国救民的重心过多地归结为传统儒学的人格规范;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忽视这种人格规范对历史人物的人格塑造和导向,也显然是有背常理的。做为过渡时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无论是梁启超的思想还是行为都带有显著的先哲往圣的“学人的品格”和遗风。

二、儒学心物观与梁启超的宣传启蒙客观地说,梁启超的心物观(物质与意识)是比较复杂的,很难简单地说哪些方面是唯心的哪些方面是唯物的。再加上他喜言极端,又增加了理解他的哲学观和历史观的难度。但总的看来,唯心主义显然是其基本倾向,带有更多的一贯性和自觉性。而他的唯物主义则带有明显的经验色彩和非系统性。正是他所笃信的“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 15成了他“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哲学依据。114他非常赞同陆九渊“圣贤之学,心学而已”的论断。在《儒家哲学》中他回顾了这种心学的源与流:孔子虽讲心,但未着意发挥,孟子遂成心学鼻祖。以后有陆象山、朱熹承之,至王阳明方收其大成之功。与孟子同时的还有荀子一派,“两大师皆讲心”,只是一侧重于“内部的修养”,一侧重于“养心治心”。而禅宗的“即心是佛”也渐融于儒学。 16

虽然梁氏以“太无成见”自嘲,或言舆论则讲“天地间最大之势力”; 17或言学术则讲“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 18或言学校则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19或言学会则讲欲中国不亡,“在兴学会”; 20或言报馆则曰“能开将来之世界”;或谈史学则讲“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 21或谈小说则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兴一国之小说”。 2但其中以一贯之的红线却是分明的,即“境者,心造也。” 23“思

想者,事实之母也”。 24思想,意识,理性,智慧,灵感及其外化形式“口沫”,笔锋,报纸,学校,学会,即他所说的“心”或“心力”,不仅决定物质世界的存在状况,而且影响历史的演进。具体地讲,他的“心力决定论”包括下面5个方面的含义:(一)心力决定人类社会的存在。“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 25“今日光明灿烂、如

荼如锦之世界何来自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者也。” 26(二)心力决定国家的存亡续绝。“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

思想。” 27他一直将救国救民的不二法门视为“开民智”、“开官智”、“开绅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 28中国败亡之由正在于“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 29(三)心力决定

民主政治的命运。“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 301908年梁启超上书摄政王载沣说:“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一事,实为本原。” 31(四)“英雄”的心力决定历史发展进程。“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

成”,人类社会日进,“全靠他们(英雄)的自由意志”。 32若曾国藩、袁世凯等人其“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 3(五)心力决定社会革命的成败。他多次

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 24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如此,“今兹革命之收奇功,得诸兵力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十之七”。 38由此看来,梁启超的心物观与启蒙活动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另须说明的是,梁氏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心学”为基础的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内容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尽管他的历史观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但有时也坦率地说:“请君勿以为一切风潮,皆一二人可以煽动也。苟非时势之所趋迫,虽孔子释迦,必不能煽动一人。” 36又说:“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人之代表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故吾所思所梦者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37

梁启超思想中诸如此类的矛盾很显然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我们也可以从他“生性之弱点”即“太无成见”,以及其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论战风格得到部分说明。面对麻木如“闭门之妇”、“深院之僧”的“无血性”的国民,他“恨不能速求一死所”。 38

115因而不得不以极端的言论震动其脑识。如欲导民以民权,“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 39他还曾说:“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言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互相依,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出焉。” 40同时,这也与他当时所享有的盛誉和天才资质有关。作百年一遇的“言论界之骄子”,他那挟雷生电,恣肆汪洋的华章,“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41黄遵宪称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42严复也肯定其言论“实有左右社会之能”。 43据说慈禧太后读了他的针砭文章竟“愤而痛哭”。 4可以说,近代中国至少有20年时间是在他的深刻影响下度过的。这自然助长了他的英雄主义情绪。从某种角度看,梁启超的缺陷正是他的独到之处,因为它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毛泽东曾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因而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梁启超依重言论以济世救国,正是传统心物观的特征的体现。

三、“知行合一”学说与梁启超的宣传启蒙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四大命题之一的知行学说极为驳杂也极为精深,它对梁启超的思想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大体来看,梁启超自始至终都是敬佩王阳明其人其道的。这主要是因为他能集心学之大成,提出了完整的知行合一说,从而使儒学完成了一次革命,成为生机勃勃的实践的学问。梁对知行合一学说的见解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文章中,但集中而系统地来谈的则是1926年所写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教》。有的学者曾将古代知行合一学说分为两种:“价值的知行合一观”和“自然的知行合一观”。 45前者认为知行合一为“应如此”的价值或理想,是须经过人为的努力方可达到的目的和境界。而后者则认为知行合一本来就“是如此”的自然现实,用不着努力即可达到。王阳明就是“价值的知行合一观”的代表。 46

梁启超曾将王阳明的知行说用三组话概括出来。第一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解释说:“凡人有某种感觉,同时便起某种反应作用,反应便是一个行动。感觉与反映,同时而生,不能分出个先后。”这里面其实包含三层意思:不知则不行;“苟知之极明,则行之则必勇”;“彼知而不行者,终是未知而已。”第二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凡人做一件事,必须先打算去做,然后会着手做去,打算便是知,便是行的第一步骤。换一面看,行是知的什么?不过把所打算的实现出来,非到做完这件事的时候,最初的打算不会完成,然则行也只是贯彻知的一个步骤。”第三组:“知行实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