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金鼎安全印制有限责任公司诉四川远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金鼎安全印制有限责任公司（原四川成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温江区黄金路191号。

法定代表人田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冯澍，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健，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远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黄土村。法定代表人黄远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顾小兵，该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成都金鼎安全印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远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成公司）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铁路运输法院（2008）成铁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5月8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澍，被上诉人远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顾小兵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成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金鼎纸厂于2003年4月24日、6 月30日、7月2日、7月4日以自己为托运人，北京辉达安全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达公司）、陈亦本为收货人，与远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托运交通银行“防伪纸”73.58吨。远成公司收到货物后，向金鼎公司出具了四份领货凭证，号码分别为成京0425-AA20023536 、成京0630-AA21047533、成京0702-AA20146197 、成京0704-AA20147942。金鼎公司交纳了相应的运输费用，远成公司也出具了相应的发票。

原审还查明：2005年7月22日，金鼎公司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拖欠货款为由起诉辉达公司，请求判令辉达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 210 927元。金鼎公司于2006年3月15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该案的终审民事判决书。

原审认为：远成公司是经工商部门批准成立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物运输、货物运输代理等，且与铁路有关部门签订了行包包租协议，有权经营铁路运输业务。远成公司与金鼎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后，双方已经形成铁路运输合同关系，另外，领货凭证第四条载明“本公司实行保价运输，保价和未保价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丢失、短少、变质、污染或损坏，按《铁路法》相关规定处理”，领货凭证是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因运输货物短少或者灭失所产生的索赔时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和《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180日的时效期间。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向法庭出示托运时双方签署的运单（即运输合同），运输部门亦未编制相应的货运记录，因此金鼎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金鼎公司于2005年7月22日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起诉辉达公司给付货款，至2006年3月15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民终字第940号民事判决书时，金鼎公司应该明确知道收货人辉达公司未全部收货的事实，故

金鼎公司应该从此时起180日内向远成公司提出索赔，但金鼎公司直到2007年9月6日才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远成公司赔偿，明显已超过了前述诉讼时效期间。金鼎公司在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后未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内向远成公司提出索赔主张，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金鼎公司请求判令远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961 401元及利息50 000元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予主张。原审据此判决驳回金鼎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金鼎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错误，被上诉人是经工商部门批准成立的有限公司，是一般的企业法人，不是营业铁路，双方不可能形成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一般的货物运输关系。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适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及《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错误。该解释和细则适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托运人向铁路运输企业要求赔偿，而不适用于托运人向一般企业要求赔偿，铁路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国家铁路运输企业是指铁路局和铁路分局”。领货凭证上的“收货人须知”第四条是一个单方规定，不能理解为约定，该条款是格式条款，排除了收货人的主要权利。如果该条款有效，也仅仅是对收货人发生法律效力而不对托运人产生效力。在二审开庭审理时，金鼎公司还提出远成公司不能证明采用铁路运输的方式运输上诉人托运的货物。据此，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并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货物损失及利息。

被上诉人远成公司答辩称：远成公司与铁路有关部门建立铁路行包租赁经营关系，行使铁路局及中铁行包公司的铁路货物经营相关权利，承担相应义务。远成公司与金鼎公司建立铁路货运关系后，也是按照铁路法及相关法规，以铁路货物运输方式办理并承运货物。货物于2003年4月至7月发送，2007年9月金鼎公司才提出货物没收到请求索赔。领货凭证第四条（收货人须知）约定，本运输争议的丢失、短少等按《铁路法》的相关规定处理。领货凭证是运输合同的一部分，金鼎公司应当知道“须知”内容及法律后果。因此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一审法院适用《铁路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案件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在二审审理期间，应本院要求，被上诉人远成公司提供了其与铁路相关部门签订的《成都—北京x88次行包快运专列承包运输合同》，经庭审质证，上诉人金鼎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另外，金鼎公司提交的金鼎公司与辉达公司签订的《“交通银行”防伪纸加工协议》第四条约定“运输采用铁路运输”，远成公司出具的四份“领货凭证”均载明“货物到达后如未提货，按铁路规定收取仓储管理费”、“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丢失、短少、变质、污染或损坏，按《铁路法》相关规定处理”，此两项证据经一审、二审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并据此确认远成公司系采用铁路运输方式运输金鼎公司托运货物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纷争的焦点在于诉讼时效期间的确定，即应当适用铁路规章规定的180日时效期间，还是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时效期间。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本院确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适用铁路运输规章180日的规定。理由如下：

首先，金鼎公司与远成公司之间发生的是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虽然没有铁路运输合同在案，但从金鼎公司提供的领货凭证、其与收货人辉达公司签订的《“交通银行”防伪纸加工协议》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以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05）大民初字第667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来看，远成公司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为金鼎公司运送交通银行防伪纸是客观事实。

其次，远成公司作为本案货物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固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所界定的国家铁路运输企业，但其通过与铁路相关部门签订“行包快运专列承包合同”的形式，取得了行包快运专列的经营权。相对国家铁路运输企业而言，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