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9-04-16

作者简介:孙拥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研究。

鲁迅国民性思想体系分析孙拥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摘　要:鲁迅毕生专注于中国国民性研究,其围绕国民性问题所论述的各个方面和观点,己伸展到该命题的各个重要领域,从其对国民性这一命题思考的深度、幅度及广度来看,在理论和实践上己构建了独特的自我思想体系,其思想体系中论及的国民性形成的特殊时代背景、国民性批判的理论武器、国民劣根性的根源、理想的国民性、如何改造国民性等方面无不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对当代中国人思想的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关键词:鲁迅研究;国民性;思想体系;分析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09)04-0036-04

1840年后,西方现代文化伴随着炮火大规模涌入中土,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强烈的碰撞,在这一碰撞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逐步出现了裂痕,作为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国民性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研究反省的视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终于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启蒙学者梁启超、严复、邹容、陈天华等率先提出“国民性”并进行初步探讨,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阐述各自不同的国民性改造的方法与途径。从而,“国民性”的揭示、批判和改造,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启蒙思想者全心探索的一个基本主题。一、国民性批判思想的集大成者———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毕生孜孜不懈于国民性研究,被称为“针贬民族性的国手”,他的创作最集中、最深刻、最鲜明地体现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他从启蒙主义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现实,致力于人的精神状态的关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之愈切,责之愈深,这是鲁迅对待国民的基本态度。一部《阿Q正传》,就是他对国民病症的一次大解剖、大示众。阿Q的所谓精神胜利法之所以能引起广泛而持久的思想震动,正是因为它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我们民族劣根性。在鲁迅笔下,华老栓、闰土们的愚昧麻木,甘做奴隶;七斤、阿义们的闭塞保守、畏惧变革;乃至孔乙己、陈士成们的倍受毒害,而不醒悟;吕纬甫、魏连殳们的妥协动摇、卑怯消沉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充实和丰富了阿Q形象所揭示的国民劣根性的内容。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和不懈探求,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正视现实的勇气,使鲁迅在以他那“渗得出血泪的目光”注视着他所挚爱的人们的同时,又毫不容情地剔挖着阿Q们的精神创伤和思想缺陷,把那些阻碍他们自身解放的无形枷锁展示在国人面前,“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1]鲁迅围绕国民性问题所论述的各个方面和观点,已伸展到该命题的各个重要领域,从其对国民性这一命题思考的深度、幅度以及论述的广度来看,其实在理论和实践上已形成了其独特的自我体系。然而,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是一个逐渐完善的生成的历程。在其生成历程的不同阶段,融汇着不同的思想资源,吸纳着不同的文化因素,最终建构起其独特的国民性批判理论思想体系。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不断丰富和拓展了对鲁迅国民性思想体系的研究,如钱理群、汪卫东等人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渊源进行不懈探讨,林非等人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体系中国民劣根性进行细读,王得后、高旭东等人关注于国民性改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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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卷　第4期2009年7月 曲　靖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LOFQUJINGNORMALUNIVERSITY Vol.28　No.4July2009路的研究等等。二、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理论武器鲁迅“立人”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自觉建构毫无疑问是日本留学时期开始的。1902年,鲁迅公派赴日本留学。在仙台学习医学期间,为“示众镜头”所刺激,不能忍受国民体格虽健壮但精神极度麻木的状态,毅然“弃医从文”,要用文艺来唤醒和改变愚昧国民的麻木状态,以呐喊声惊起在“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鲁迅在留日期间大量地涉阅西方思想文化,对进化学说和人道主义理论尤其嗜爱,并以此作为理论武器,以批判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对国民性进行重新审视。其实,鲁迅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早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他曾经回忆求学时的情景:“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2]严复译著每出一部,“一定设法买来。”[3]通过严复的翻译,鲁迅了解到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西方政治、伦理和法律观念,认识了另外一种世界观和认识论。“生存竞争”、“种类竞争”、“适者生存”等进化论观念给他以刺激和警觉,激发他去寻求救亡图存的办法。到日本之后,西方人类文明进化观更进一步对他产生了影响。时值革命党人章太炎等流亡日本,鲁迅在同他们的接触中,同样也间接地接受着广泛而复杂的西方文化。革命党启蒙学者对天赋人权观念的宣讲,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专制政体的批判以及对中华民族奴隶劣根性的批判,都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人道主义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影响,是与进化论密切相关的。“五四”时期他提出个性解放的文化倾向,明显地是上承赫肯黎“伦理过程”和受严复、梁启超“开民智”、“新民德”的影响,对鲁迅寻求改造国民性方法的过程起着关键性的指导作用,使他能够特立于维新派与革命派两种进化观之间而力持“特意力以辟生路者也”,认为改造国民性是最佳手段,“立人”是中国出路的关键。立人的目标是人的解放和人格的健全发展。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各种精神奴役之下的中国人在人格上必然是病态的,人性是扭曲而畸形的。同时,鲁迅既不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也不认为本性是恶的。在他看来,善与恶都是后天的,是文化造就的产物,因而它是可以改造和更新的。为此,鲁迅提出了他以“立人”为核心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以进化论和人道主义思想为理论武器,

开始对有关国民性的问题进行思索与探究,并在当时河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之历史》、《科教史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初步构建了一个从“立人”到“兴国”且较为清晰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体系。

三、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和根源鲁迅“改革国民性思想”的重心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他的小说以思想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写出了“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近于残酷的剥露,使人们震惊了“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目的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呐喊》和《仿徨》着力表现了劳苦大众所受的精神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愚昧、麻木的精神病态,这种种精神病态所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不关心,缺乏同情,有着极大的凉薄性和冷酷性。《阿Q正传》是鲁迅“改革国民性思想”的代表作。这篇作品通过阿Q这一落后农民典型的塑造,集中挖掘了被压迫民众身上的劣根性。他一方面异常犀利和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国民的主奴劣性,另一方面唯妙唯俏地刻画了中国国民独有的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阿Q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受尽压迫凌辱,这种苦痛却无法解脱,于是便去寻找一种假想、虚幻的胜利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他几乎随时随地都要受到别人的压迫、侮辱,但他又几乎随时随地都能转败为胜,得到精神上的胜利,这种把耻辱当光荣的病态思想是自我意识丧失的表现,阻碍了国民以清醒的意识面对生活,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鲁迅不只是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国民性的弱点,更进一步的挖出了造成国民性弱点的病根。尽管鲁迅对此没有作专门的论述,但在许多文章中也有所探索和挖掘,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根源都有洞见和探究。鲁迅认为,中国国民并非生来就是自欺欺人的,走上自欺欺人的路是不得已的,中国人都有极强的虚荣心,过于讲究“面子”。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爱面子是中国人精・73・

孙拥军:鲁迅国民性思想体系分析神的纲领”,“只要抓住了这个纲领,就像二十四年前抓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不动了”[4]。鲁迅对这种只讲面子,不求实效的国民性弊病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和批判,如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满口之乎者也”等等。同时,鲁迅进一步揭示了祖先崇拜对中国国民奴性性格的影响。在祖先崇拜盛行的文化氛围下,人们把“孝”与“顺”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必须绝对的遵从祖先的传统、思想,顺从长者的意志、教诲,因而,人们在信奉“孝”的同时,不知不觉的选择了“顺从”,从而无条件地顺从和忍耐构成了国民奴性的负面特征。在国民劣根性根源的具体探讨上,鲁迅认为有以下三点:一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鲁迅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培养国民劣根性的温床。二是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专制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奴役人民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浸透着人们的心灵。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5]三是外来侵略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自汉唐以来,汉族屡受游牧民族的侵害与骚扰,以及部分时期的少说民族统治,造成了国民在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四、理想的人性的追求什么是“理想的人性”?这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问题整体思考中的一个有机部分。鲁迅确实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但从鲁迅的整个作品中是可以看出一个概貌的。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是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期间开始思索改造国民性问题的,那时鲁迅就常和他谈起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6]从这个简单回忆中可以看出:鲁迅是把中国国民性和理想的人性对举,是在和世界其他优秀民族的民族性的对比中,来寻求中国民族性的弱点及其病根的。其研究国民性,一开始就是把最理想的人性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病根,是为了找出中国国民性和理想的人性之间的差距,然后加以改造,使中国国民性趋于理想的人性,使中华民族成为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民族,以免在列国角争中被淘汰。从他对问题的提法来看,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倍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把中国国民性和世界优秀民族的“理想的人性”相比较,这可以看出他改造国民性的基点,

就是警诫国人,发奋自励,警惕自然淘汰。因而,

“五四”时期,鲁迅已开始注意从工农群众身上发掘优秀品质。同时,鲁迅也充分肯定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

五、怎样改造国民性鲁迅对该问题的思考经过了一个探索的过程,并不断得到实践的纠正,逐渐克服知识分子思考角度和方式的局限,由外围递进到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批判国民性主要在于揭示国民的灵魂以引起国民的警醒,从而剔除民众身上的奴性和砸碎各种因袭的精神枷锁,产生人的觉悟和做人的追求,进而通过呐喊声唤醒在“铁屋子”里沉睡的国民。鲁迅最初所找到的改造途径和方法,是“思想革命”,具体手段是文艺。鲁迅的实践主要表现于社会文化批判。鲁迅不仅关注灵魂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