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本科教育改革的案例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掀起了一场打破传统、有别于主流办学模式的本科教育改革浪潮，教育史学家称之为“高等教育创新运动”（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 Movement，简称IHEM）。一大批新创建的大学纷纷加入其中。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简称UCSC）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一、科尔的大学理想与UCSC的创建 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克拉克 科尔（Clark Kerr）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位被后人称为“美国教育界的巨人之一”的大学校长，设计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整体规划，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对此，国内学者都有过深入的探讨。但是，对这位治校有方的大学校长所秉持的办学理念却鲜有涉及。科尔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之后，将该校带到仅次于哈佛和耶鲁的位置。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伯克利有24个系名列前茅。科尔的卓越表现也赢得了加州大学董事会的信任。在1958年，他被正式任命为加州大学总校校长。作为一位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校长，科尔是如何思考伯克利存在的问题，科尔理想中的大学是什么样的？UCSC的创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科尔之前的两位校长本杰明·惠勒（Benjamin Wheeler）和罗伯特·斯普劳尔（Robert Sproul）深受德国大学注重研究的影响，伯克利也从一所州立大学跨入了著名大学的行列。但到科尔就任伯克利分校校长的时候，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二战后，尤其是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联邦政府和基金会的大量资金涌入高校，那些著名的公立大学在硬件设施、学生规模和研究队伍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往，大学和教授们通常把本科教学看作是最重要的工作。然而，现在这些大学逐渐将本科教学视为位于专业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之后的第二甚至是第三项任务”。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科尔付出了很多努力。但这一长期积累的矛盾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或许也是科尔离开伯克利时留下的遗憾之一。作为总校校长的科尔，他更多的职责是处理与州政府的关系以及各分校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作为一所独立校园的大学校长施展自己的治校才华，好在UCSC的创建弥补了他的这一缺憾。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建言在圣何塞市附近创办一所大学，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圣何塞市政府才向加州大学董事会提出正式申请。加州大学董事会根据加州人口的变化最终做出决定，新建戴维斯分校（UCDavis）、欧文分校（UCIrvine）和圣克鲁兹分校三所分校，并要求每一所分校都必须有自己的特色。科尔在担任加州大学总校校长之后，希望建立一所符合自己理想的大学。在UCSC的创建上，科尔倾注了诸多心血。长期以来，科尔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两幅画面。一是科尔在伯克利担任校长时，每周有两个小时的开放时间与学生交流。在这段时间里，学生能谈论任何话题。许多学生都抱怨周围世界的冷漠，坐在伯克利400人的大教室里，学生们迷失了自我。四年的学习生涯，极少有学生与授课教师有过私下交流。对于一个拥有几万名学生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另一幅画面与此截然相反，科尔时常回想起自己在斯沃斯莫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就读本科的经历。斯沃斯莫学院是一所规模很小，但提供高质量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在斯沃斯莫学院，学生与老师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都有着密切的来往，彼此非常熟悉。每个同学几乎都认识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种活动。这在规模较大的研究型大学里是不可想象的。为此，科尔和他在斯坦福读硕士期间的寝室室友，后来成为UCSC第一任校长的著名政治学教授迪恩 麦克亨利（Dean McHenry）有过一番深入的讨论。麦克亨利在以研究著称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度过了他的大学时光。UCLA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和研究设施是斯沃斯莫学院所无法比拟的。科尔和麦克亨利提出了的一个新的命题，文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究竟谁能提供更优质的本科生教育？看似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命题，科尔和麦克亨利却希望它能成为现实。因此，他们希望综合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两者的优势，能在加州大学系统中提供与文理学院相媲美的本科生教育。经过几年的筹划，UCSC成为加州大学历史上的第七所分校，于1965年正式开学。 二、UCSC本科教育改革的创新举措 （一）打破传统学科的边界，鼓励教师在教学上创新 UCSC的每一个学院都独具特色，每个学院有自己的主题。例如，斯蒂文森学院（Stevenson College）注重社会科学。皇冠学院（Crown College）关注自然科学，麦里尔学院（Merrill College）侧重国际事务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克雷司葛学院（Kresge College）的主题是物理科学与生态学。UCSC各个学院在特定的主题之下，要求所有刚入学的新生都必须接受其所在学院开设的跨学科核心课程。科维尔学院（Cowell College）的核心课程是西方文明，斯蒂文森学院是个体与社会，皇冠学院是技术与社会。 与此同时，UCSC宽松自由的环境激发教师们开设各种创新的课程。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由哲学家、文艺评论家和生物学家轮流主讲。而一位心理学家和一名宇航员根据自身的业余爱好开设了一门酿酒学的课程。琳琅满目的课程让大家都感觉到教师们在积极热情的参与大学的课程建设。 除了在教学内容上，在教学手段方面，UCSC的教师也可以尝试各种新鲜的想法。一位人类学教授在讲授加州临海的本地居民专题时，甚至让学生们在校园一角挖了一个大坑，搭起了古印第安人的帐篷。在这样的课堂上，学习显得十分富有吸引力。 （二）努力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冲突，在教师管理体制上做出重大变革 早期，UCSC对教学予以了特别的重视。先驱们希望在UCSC教学与科研能够取得平衡。在教师的管理体制上，将来自于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安排在同一主题学院。这种旨在推进跨学科教育和跨学科研究的新机制，与传统的跨学科课程有所不同。教师由学院和研究委员会（Boards of Studies）共同管理。在教师的选聘和晋升问题上，由这两个机构共同做出决定。在学院的课程方面，大学也鼓励教师去开发创新型的课程。同时，研究委员会也强调跨学科的研究，而学院则关注本科生的教学。一位曾经在UCSC执教的教授回忆到：“在建校初期，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只有优秀的教师才能获得终身教职。这对传统的教师晋升制度提出了一定的挑战。UCSC不单单看重研究能力，还注重他的教学水平。” （三）开展描述性评价，推动个性化教育 在UCSC的发展历史上，有一项至今还值得自豪的措施是对学生的成绩评价体系进行了创新。传统的评分标准一般用A、B、C、D、E五个等级并伴有“通过”和“未通过”来评定学生的成绩。而UCSC要求教师对学生的表现做出描述性的评价（Narrative evaluation），这使得学生们必须重视学习的过程，更主动地与老师进行互动交流，表达自己的思维。这项制度减少了同学之间分数竞争的压力，有些成绩好的学生不必担心“平均积点成绩”（GPA）的压力，而只选择一些比较好拿高分的课程。在UCSC，只要你认真参与，在课堂上充分展现自己，教师们会把这些好的方面写成评语记录在你的成绩里。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学生们在课程的选择上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UCSC适当地降低了课程的要求，学生们一旦发现自己的学习兴趣便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地选择个性化的课程。在建校先驱们看来，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学生都应该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因此，学生有权参与设计课程的内容和进度。 UCSC鼓励学生设计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比如有学生选择“和平与经济变迁”作为自己的专业。从名称上看，这是一个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专业。针对学生们的需要，UCSC开设了众多的小型的研讨课程。 （四）建立住宿制学院，营造亲密的师生关系 尽管UCSC也提供研究生教育项目并资助开展研究工作，但科尔还是希望UCSC能保持小型文理学院的氛围。UCSC一系列的住宿制主题学院正是其创新教育的精华所在。在UCSC筹建选址上，当时有很多人倾向于将大学建立在圣何塞市中心附近，然而在科尔和麦克亨利的提议下，董事会还是力排众议选定了森林环绕、风景秀丽的圣克鲁兹。远离城市的喧嚣，教师和学生都能生活在宁静的校园当中。在麦克亨利的领导下，类似于牛津和剑桥模式的小型本科生学院建立，它给本科生提供了归属感和亲密的社群关系。创校之初，UCSC仅有三个学院，每个学院大约有40名教师和600名学生。 本科生的所有课程都在学院内完成，他们能有机会与教师以及更高年级的同学学习、生活在一起。这种有别于规模较大的研究型大学组装线似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UCSC的理念是让学生们感受到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无论是在课堂内外，学生和教师都有相当多的私人交往的机会。教师的办公室就设在学院中，部分老师甚至和学生居住在一起。在建校初期，UCSC的师生比曾达到1：12，教师多能叫出各个学生的名字。不少课程甚至能够在教授家里或者校园的草坪上完成。 为了缩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UCSC在很多方面做出了独具匠心似的创新。例如，皇冠学院将院训定为“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伴随着与朋友的交往”。同时开展了很多有创意的活动，如学院之夜、诗歌朗诵、文化冲突论坛以及各种表演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增加了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机会。而克雷司葛学院开设了一门叫“重建克雷司葛学院”的课程，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由不同的教师来充当监护人。他们一起讨论学院现存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这不但使学生增加了对所在学院的认同，而且能让学院的管理者们听到学生的倾诉与希望。 三、伟大的理想与严峻的现实 伴随着改革先驱们的伟大理想，人们相信在这样的创新的环境中能提供和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在刚成立的几年里，UCSC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很多教师都对这样一所创新的大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UCSC优美的校园、浓密的红木森林和风景如画的蒙特瑞海滩，许多优秀的学者都汇聚到了UCSC。加州大学系统每年能吸引很多全州高中成绩在前5%的学生，在刚建校的前几年，有超过招生计划4倍的优秀高中毕业生申请UCSC；这一点甚至让第一任校长麦克亨利都感到惊讶。UCSC一度成为加州大学系统最热门的学校，甚至有学生放弃伯克利和UCLA，来到UCSC。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学入学人数的下降、公立高等教育的财政危机、学科专业化的增强使得UCSC不得不做出变革，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1979年，罗伯特 辛瑟梅尔（Robert Sinsheimer）担任校长之后，对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组，教师的选聘和晋升的权力交给了研究委员会，将教师的办公室从住宿制学院搬出，教师根据相同专业重新组合，学院则主要负责学生事物。 一味追求高质量低师生比的本科教育，并不能给教师带来很好的发展。如果说创校初期，教师们深刻地认同科尔的教育理想，大家饱含激情地为新大学的发展无怨无悔地做出贡献。那么十多年之后，尤其是不少年轻教师的加入，伟大的理想相对于现实的压力来说，就显得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非升即走”制度给年轻教师带来很大压力，终身教职的获得对他们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但是，花费巨大精力用于跨学科教育和本科生的咨询并不能帮助他们在申请终身教职的过程中受益。加州大学系统的教师晋升制度仍然是依据传统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在这样的情况下，UCSC的教育创新显得有点过于乌托邦。学院和研究委员会的双层结构在实际运行中经常出现矛盾。学院分担了大量的教师人事工作，但在招聘新教师和教师晋升时，学院和学科委员会要分别组织不同的委员会进行评议并对结果进行协商。这一过程经常会出现分歧。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学术共同体的双重压力迫使UCSC必须做出变革。虽然教师们大多能理解建校先驱们的大学理想，但教师们沉重的教学负担以及资源的缺乏使得这一理想很难延续。 UCSC的发展逐渐回归到了传统大学的办学模式，先驱们的许多理想在今天的UCSC校园中已不复存在。“很多伟大而良好的目标如降低师生比，缩小班级规模，营造高品质校园生活，让教师能潜心从事基础研究，等等，之所以不能实现，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校长们不懂得这一点，而是他们没有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尽管如此，有着深厚本科教育传统的UCSC仍然不失为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 四、UCSC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