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国内学者网络舆情研究述评近五年国内学者网络舆情研究述评网络舆情是近五年（2005-2010）兴起的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舆情在网络载体上的延伸。

网络舆情又有其相对独立性，部分舆情直接源于网络实践，并在网络载体上传播、演变、发展。

研究网络舆情，对充分了解普通民众的心声、化解舆情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舆情研究现状及数量描述根据对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搜索，输入“篇名”=“网络舆情”，或“主题”=“网络舆情”，或“关键词”=“网络舆情”，查找所得数据，国内学者对网络舆情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的4篇期刊论文，分别是：郭乐天撰写的《互联网虚假信息的控制与网络舆情的引导》，从信息传播角度研究网络舆情引导；苏云升、周如俊撰写的《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舆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阐述了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敏感地觉察到网络舆情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撰写的《以科技手段辅助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检测分析——方正智思舆情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介绍了方正智思舆情系统对舆情工作的辅助作用。

在2005年之前，仅有一篇文章涉及到网络舆情研究，即邓新民《网络舆论与网络舆论的引导》，发表在2003年《探索》杂志上，其中主要还是研究网络舆论的引导。

在2005年之后，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逐渐浮出水面，2006年有5篇文章，2007年有21篇论文和会议报道，其中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刘毅出版著作《网络舆情研究概论》，可以看做是网络舆情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2008年，则有47篇关于网络舆情研究的论文和会议报道，其中涉及高校网络舆情的文章有8篇。

2009年和2010年的论文和会议报道则成井喷之势，论文数量达到90篇以上，并且有杜骏飞主编的《沸腾的冰点——2009年中国网络舆情报告》以及喻国明主编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两本专著（见表１），学术界对网络舆情的研究遂成热点。

近五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大力倡导高校进行网络舆情研究，使高校成为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分支。

从表1的数据搜集（截止于2010年10月）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总的论文数量，还是从专著来看，学术界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呈上升趋势。

对目前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有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并不多，大多数论文都是反复论述相似问题。

针对网络舆情的特点、引导方式的研究，也是大同小异。

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随着网络舆情影响的加深，渗透的日益广泛，研究网络舆情的视角越来越多，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

可以预测，今后几年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仍会呈上升趋势，也期待着有指导性、科学性的专著出现。

二、网络舆情的内涵研究对内涵作出界定，应包括事物的概念和外延。

既有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定义，也有对事物外在属性的描述。

关于网络舆情的概念界定，基本上只要有探讨网络舆情问题的，都会在自己的语境内提出相关概念，也有作者直接引用较为成熟的概念。

例如，纪红、马小洁在《论网络舆情的搜集、分析和引导》一文中指出，网络舆情“就是指在网络空间内，围绕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网民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态度。

”［１］张丽红撰文认为，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民众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社会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

以上两个概念强调网络舆情的“内隐性”，都认为网络舆情是对中介性事物的“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

也有学者对网络舆情的定义，定位在包含“情绪、态度和意见”的言论上，凸显“外显性”。

如陶建杰在《完善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一文中认为，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

［３］刘燕、刘颖则认为，网络舆情是在互联网上形成并传播的带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热点问题或者有明确态度的意见与言论，一般受到的关注程度比较高。

［４］郝英杰、马海红指出，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见。

［５］苏云升、周如俊强调，网络舆情是有一定规格的网络舆论，既要有量的规格，又要有舆论强度。

［６］以上定义虽各不相同，但有几点是共同的：网络舆情是发生在网络空间的；网络舆情的发生与现实紧密相关，有其产生的中介事项；网络舆情是一种公众情绪或意见的集合，而不是单个人情绪的表达。

也有学者对网络舆情的特点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纪红对舆情因变事项做了进一步阐释，认为舆情因变事项是网络舆情的生成基础，而社会矛盾、突发事件、恶意煽动、个人情绪是常有的四种舆情因变事项；［7］谢海光、陈中润在《互联网内容及舆情深度分析模式》一文中，将互联网内容及舆情核心元素分为热点（热度）、重点（重度）、焦点（焦度）、敏点（敏度）、频点（频度）、拐点（拐度）、难点（难度）、疑点（疑度）、粘点（粘度）和散点（散度）十个方面，并进一步指出热点是网络舆情形成的基本判据；［８］徐晓日总结了网络舆情的5个特点：来源具有广泛性和匿名性，倾向于问题揭露与现实批判，具有突发性，传播易出现群体极化倾向，能够形成更大的群体压力；［９］马映红在《网络舆情的基本特点、演变机理与社会效应》一文中，将网络舆情的特点扩展为即时性、隐匿性、直接性、互动性、丰富性、广泛性、非理性；［１０］毕宏音认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冲击，网络舆情中网民心理呈现出渴求新知、猎奇探究、彰显个性、娱乐时尚、减压宣泄、跟风从众、追求平等、渴望创新、自我实现九大心理特征。

［１１］其他关于网络舆情外在属性的研究，还有网络舆情的传播渠道以及网络舆情的分类等。

如张丽红认为：“网络舆情主要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和其他社会性软件等来传播。

”［１２］苏云升、周如俊指出：“网络舆情是社会不同领域在网络上的不同表现，有政治舆情、法制舆情、道德舆情、消费舆情等。

”［１３］三、网络舆情的研究视角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网络舆情是网络与社会事务的结合体。

网络舆情从诞生那一时刻起，就扮演了社会舆情显示器的角色。

纷繁复杂的网络舆情联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现实舆情的衍生体。

多视角地研究网络舆情，是舆情内容多元性及舆情影响复杂性的必然要求。

有些研究者从网络政治的角度研究了网络舆情。

张丽红在《试析网络舆情对网络民主的影响》一文中，首先指出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媒介，已经发展成为网民发表政治言论，进行舆情表达的重要场所，因而研究网络舆情对网络民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丽红着重对网络舆情主体做了研究，认为网络舆情之所以对网络民主有重要影响，是因为网络舆情主体——网民具有网络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网络舆情主体政治参与的低成本，大大加速了网络民主化的进程。

网络舆情主体的参政质量，决定了网络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网络舆情主体的多元参与及其舆情的交互，推动了网络民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网络舆情监督开辟了网上民主监督的新时代，扩展了民主监督的对象和范围。

网络舆情监督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监督。

”［１４］胡同新则分析了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局限性，认为网络硬件条件、网络的技术性、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局限性，使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能力和兴趣利用网络参与政治，成为网络舆情主体”。

［１５］因此，推进网络民主还需在以上方面进行改进。

刘泽西在《科学面对网络舆情》一文中探讨了各级政府的态度，认为网络舆情是培养公民民主意识的推进器，是实现社会监督的有效工具，更是社会心理的风向标，要通过网络舆情直面民意。

“现代政府需要科学面对网络舆情，把握民意，汇聚民智，为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１６］也有学者从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如何应对网络舆情影响，以及提高办案、执法公信力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

有学者从传播学视角探讨网络舆情，比较网络舆论与网络舆情的异同，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网络舆情，提出了预防和应对“舆情危机”的途径。

王来华在《论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换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舆论与舆情的区别在于舆情有丰厚的社会心理内涵，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是公众对社会生活中各方面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的情绪反应。

舆情可能是公开的言论，也可能是不公开的，而舆论总是表达出来的；一定的舆论总是与一定的舆情相对应，且是舆情在先舆论在后，但舆情并不必然表现为舆论。

“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变后，又会受舆论的刺激而得到强化，进而再转变为新的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舆情与舆论两者之间高频率的相互转换。

”因此，在“舆情危机的出现与应对时要密切关注在网络信息传播各类条件影响下的舆情向舆论的转变和相互转换。

同时预防和应对舆情危机，还在于敏锐发现和整理有关舆情和舆论包含的重要信息，并加以正确甄别筛选，开展动态跟踪，进行科学分析研判。

”［１７］丘盘连等从传统媒体与现代网络媒体的互动角度，研究网络舆情的社会服务作用，提出“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监督舆论，引导舆情，化解社会矛盾；巧妙针对网上”热炒“，澄清是非，弘扬正气；网络与报纸互动，网民与记者交流，实现传播效果最佳化”；［１８］汤晓寒在《传统媒体如何应对网络舆情》中写道，要“关注网络，为我所用；以快治快，抢夺话语权；以公信力赢得市场”，［１９］由此，刺激传统媒体不断改进，迎来新的发展。

高校网络舆情是近几年来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网络舆情分支，对概念、中介事项、特点、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引导措施都有初步的探讨。

高校网络舆情与一般网络舆情相比，具有“内容多元性与分散性，制造和参与主体特殊性，形成过程迅捷性”的特点，［２０］二者发生的空间不一样，主体不一样，由此生成的中介事项也不一样。

高校网络舆情大多与校园师生关注的事物相关联，徐岩、杨丽英等将校园网络舆情的内容主要总结为“校园生活和身边事件，情感交流和休闲娱乐，社会焦点和时政问题，学习交流和文学艺术”等，王健将其分为社会稳定类、学校声誉类、校园安全类、管理决策类和师生权益类和其他信息类。

［２１］刘燕、刘颖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大学生中的不良网络舆情形成的诱因：“一是由社会矛盾诱发的带有倾向性的意见，经网络等途径形成群体舆情；二是个人意见由意见领袖借助论坛、集会等手段扩展形成“聚议量”；三是偶发事件的激发。

”［２２］丁建军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大学生的群体性特征紧密联系，并指出大学生群体具有相互交往频率高，相互影响和人际吸引大、相互关系持续时间长、群体认知和群体目标共性强等群体心理特征，这些因素遇到热点事件极易诱发不良网络舆情。

另外，“高校网络道德规范不成熟，高校网络言论方面的管理存在缺陷”［２３］，都是不良网络舆情发生的原因。

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方面，研究者根据不同的案例提出了不同的对策。

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刘燕、刘颖认为，在导向上要正确、坚定；在手段上要创新、讲求实效；［２４］徐岩认为，要建立和完善网络管理规章制度；培养论坛领袖，加强网络引导；建立和完善网络评论员队伍；［２５］郑恒毅、王健卉、李学静认为，要构建高校网络舆情安全技术、设备保障体系，并指出高校网络建设要具备五种能力，分别是防范有害信息渗透的能力、掌控网络舆情的能力、疏导不稳定因素的能力、调查网络案件的能力、辅助思想政治工作课题研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