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积
压，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
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１９５０年代
国家开始鼓励部分城镇知识青年支援农村
和边疆建设
，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此后，
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
的重要一环。同时
，
许多城市有志青年也渴

望到农村去，希望有一番作为
。

１９６８年１２
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如果说“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那么这种措施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当时上山下乡逐渐演变成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
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度问题，这给青年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偏离了方向。知青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和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正是千千万万知青的无私奉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建设，并向那里输送了知识和文化。１９７８年，邓小平指出：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要研究
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
，
要开

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

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
。

１９７９
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陆陆续续

返回城市，历时２０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逐
步结束
，一代人的大迁徙成为了历史。

站着的是我姐姐———我家第一个知青；坐在桥栏上的是我———我家第二个知青。准确地说，照片上的我只是个准知青，而姐姐已经是个老知青了。姐姐１６岁离家的时候，妈妈远在北安的五七干校，爸爸特意从呼兰军管会学习班赶回哈尔滨。姐姐他们的队伍从九中步行去火车站，我们都涌到路边送行。只见这些刚摘下红卫兵袖章的兵团战士一身草绿棉军装，有几分臃肿，扎着皮带，戴着军帽，又有几分精神。我羡慕极了，可我一转脸，看见姥姥撩起衣襟在擦眼泪，小弟弟不知愁地骑着一棵向日葵杆跟着队伍跑。家属不允许去火车站，当过老公安的爸爸不知从哪“混”进了月台，把一支英雄１００号金笔塞给他的长女。过了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姐姐用这支笔写的信。信封的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第四十一团二营十四连。以后地址又改为：黑龙江铁字４０９信箱二一四分队。于是我开始向往信封上那个地方。终于中学放寒假了，我独自去了密山。姐姐的战友把我带到水库工地，远远地我看到姐姐满脸通红正在搬冻土块。我用双手蒙住自己的
脸，一步步走近姐姐，知青们大呼小叫：“敬
海燕
，你猜这是谁？”
我从指缝里看到姐姐

一脸迷惑，她作梦也没想到我会从天而降
。

我走近了，一下子拿开双手，露出脸来，姐姐
大喊
：“啊，小死一丹！”

在十四连，我以一个中学生的眼光看到
了那充满激情，崇尚英雄的生活，第一次接
触了北京知青、上海知青
，
第一次感受到集

体生活的青春气息，到开学时，我都舍不得
离开了
。

又放暑假了，我又一次来到十四连，姐
姐带我去看她们冬天里修的水库。那些冻土块已变成坝，坝里蓄满了水，桥栏上有四个大字：屯垦戍边。我们就在“垦”字边拍了这张照片，这时，我已经十分向往知青生活了。１９７２年夏天，我也成了知青。在小兴安岭修路、砍伐、栽树、种菜。可惜干这些活儿时，都没能留下照片，那时，照像机、胶卷，是多奢侈的东西啊！后来我当上了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的广播员。广播站另一个播音员是王照云，我俩摆弄的是那时很珍贵的６０１录音机。墙上月份牌上是当时挺有名的那幅画，叫《申请入党》，画的是一个女知青在灯下
写申请书的情景。不知有多少知青会在这画
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

“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
，
现在开始广播！革

命同志们……”我和照云的声音通过大喇
叭响彻林海雪原。有人对我说
：“
我在山上

听广播，都听不出来是你，还以为是省电台
的。”我很得意，因为她听到的其实是我
。

后来，我真的去了省电台
。

再后来
，我到了中央电视台。

（摘自《敬一丹自述》）

敬一丹：知青两姐妹
广西南宁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敬一丹（左）两姐妹
６３

知青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