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早期学术历程探究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2009级6班常亮赵一璇赵丁荻赵赫范强1.对象与方法1.1研究对象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中国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学者。
陈三立子，陈宝箴孙。
早年留学欧美，先后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回国后历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
对中国中古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
1.2研究背景陈寅恪先生为当今鸿儒，陈学的研究向来是学者的关注所在。
本探究旨在还原陈先生早期的学术历程，尽量清理其早年为人论学的大体思路，为当代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认识提供较良好的土壤与背景。
正所谓“清华同学，薪火相传”。
谨以此探究献给有志于中国文化事业的青年学子。
1.3探究目的鉴于近阶段普通民众对于国故的追捧和热爱，并时值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报告献给所有热爱景仰陈寅恪先生的普通读者。
1.4研究方法1.4.1资料筛选法：对大量的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择优而录。
1.4.2著作考证法：回归原始资料，直接从被研究者的著作入手。
1.4.3综合比较法：与其他同时期人物的历程进行对比参考。
1.4.4实地考察法：利用假期等课余时间自行前往清华园进行实地调研。
1.4.5小组讨论法：以个人为单位进行任务分配，然后综合建议，形成文字。
2.研究过程2.1对小组中各人分配好各自的任务2.2筛选整理并分析资料2.3小组成员间进行讨论并整合提高2.4综合各组员建议并形成文字2.5对文字进行修改并最终定稿3.内容与结论3.1语言文字学3.1.1综述陈寅恪先生早年是以语言为研究的第一大武器，从他所学的三十余门语言中也不难看出。
其中包括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犍陀罗文、希伯来文等也是近代世界范围内学界研究之新成果。
其次，基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这一时期，俄国的钢和泰，德国的吕德思、瓦尔德施密特，美国的兰曼，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成果迭出。
而中国方面的陈寅恪、汤用彤、金克木、季羡林等也都与世界语言接轨，或师之，或破之，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陈寅恪和季羡林。
陈先生早年搞语言学研究，中年转型到史学，季羡林早年在北大创办东方语言系，并终身以印欧语系发展与流传的研究为己任，后来季先生写回忆性的文章时也说到：“在清华读书时给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早已因王国维的投湖和梁启超的病故而被迫关闭，但陈先生仍坚持以语言形式的变化来分析佛教的衍变与传播，这是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与陈寅恪先生的个人研究方向有关。
由此可见，当时的研究院确乎是以语言文字为主导，而并非是以“小学”、“经学”、“考据学”、“史学”这些乾嘉诸老已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国学”为主流（包括王国维自己开设的课程也是以甲骨文，敦煌学为主）。
当此之时，国学研究院关于语言学的成绩也是最为突出的。
3.1.2音韵与语言学统计一下当时陈寅恪先生发表在《清华周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期刊》等学术刊物上的文章，不难发现《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上的大部分关于音韵学的文章，如《从史实论切韵》、《四声三问》、《论韩愈》，都是在他任教于国学研究院期间发表的。
吴宓在《空轩诗话》中写到：“其《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及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
”这样的成绩既推动了陈先生个人学术事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后的清华在学术上的发展与传承。
3.1.3敦煌学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
以为一时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
”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陈寅恪不仅对敦煌学进行了准确定位，也指出了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a.唐代历史b.佛教教义c.小说文学史d.古语言文字e.古经翻译陈寅恪先生为敦煌学所作出的贡献与“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世的敦煌学者所铭记。
3.1.4比较文学“远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点得以革除。
因其能取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互相比较研究，于是系内各个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
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
故欲祥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寅恪先生可以说是第一个将比较文学引入中国的学者。
这种“立体”的比较观不单可以取得局部性的成就，更能在世界的大背景下引发长远的效应。
在他不自觉的运用“比较文学”的手法时仍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而否定了“全盘西化”与“打倒孔家店”的偏激思想。
陈先生运用最新的研究方法，以中国中古文化为背景，以中古中外文化交流为轨迹，以佛典与中国中古文学为主要对象，展开研究，使比较文学迅速的显示出了中国的特点。
陈先生的言传身教与学术成就影响了许多当时的与后来的学者。
3.1.5贡献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中，从而达到其“预流”的目的。
时至今日，其影响仍无人能及。
3.2历史学3.2.1综述陈寅恪先生最负声名的三本史学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柳如是别传》，均是在他经历了国难家愁后强支病体以惊人的记忆力和创造力完成的。
余英时先生的《试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中写到：“陈寅恪的治学范围虽广，但他的兴趣好像自始至终偏向史学。
”“在30岁前后，他已选择史学作为他的专业了。
”后期的研究虽与他早期的研究稍有出入，但方法确是一脉贯通的，从罗列史料到“寅恪案”再到具体结论。
这种治学方法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都有所体现。
另外他在某些问题上所开创的“范式”也是后人做某些研究时所必须借鉴和无法超越的。
因而说陈先生早期在《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都为他后来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里仅对《金明馆丛稿初编》与《二编》上的两篇文章做简要分析。
《桃花源记旁证》一九六三年清华学报陈寅恪先生将桃花源记置于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予以剖析解读。
重点考证了中国的迁徙文化与坞垒生活（以客家形成为例）强调中国的迁徙文化具有其深刻文化内涵，即迁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载体，而“坞垒生活”式的“家族”与“士族”文化则是当时社会的最强支柱。
《蒙古源流研究》四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在该研究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领域中传统的补证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30年代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体现他中体西用思想研究体系的代表文章。
3.2.2贡献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季羡林、汪荣祖等“陈学”名家的看法与研究总结出以下三条：①史料学非史学：但史学考证须以史料为基础力求通过考证来发掘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展示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②诗史互证：通过比较分析既可以以文证史，也可以以史证文；既是比较文学新方法的引入，也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
③政治演变：用儒家士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势力升降来解释当时的制度交替，并提出“关陇集团”的概念。
总之，陈寅恪先生的史学研究可以说是集千古之大成，并中体之西用，“发前人之所未发，补史籍之所缺载。
”（季羡林语）陈寅恪先生在对待历史性的问题时仍主张以语言为其工具。
换句话说，出洋十余载对三十几门外文的掌握无非都是为了回国“整理国故”（胡适语）以备不时之需，因而后世认同的也大多是陈先生在历史学上作出的贡献。
俞大维先生在评价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时也曾说到：“在史学研究上，他受王静安先生影响较大，在语言文字上，王静安受他影响较大。
”在王国维先生先生投湖自尽后，陈寅恪先生写下了流传后世的《海宁王观堂先生纪念碑碑铭》。
在结尾陈先生再次阐发了他的治学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3.3思想精神汪荣祖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有段精辟的论述：“陈寅恪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a great humanist）这包含他所具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人文学中已达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尤表现出高尚的书生风骨。
令人有志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慨。
”陈先生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他的治学思想和个人精神。
3.3.1治学思想陈先生的思想可以用十个字来准确的概括，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句话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在给北大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的赠语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也就是说陈先生早年出洋留学是为了要洗刷所谓中国史在日本学的耻侮。
这背后当然是强烈的民族尊严和爱国精神。
可是在留学欧美之际，他又深深感到欧洲的东方学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的，中国的学者无论怎样赶超最多也只能打个平手。
正如陈先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唱酬。
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他认为作为中国学者不能不与西方学术界脱轨，但又要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
由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印度学到佛教发展再到纯中国式的诗史互证与历史研究，陈先生的成就一次盖过一次。
所以说陈先生早期的思想转化是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的。
3.3.2个人精神李慎之先生在论述陈寅恪的思想精神时曾经发问，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底是什么？早在1927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陈寅恪就高度概括地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之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因而说陈先生既不是胡适所谓的“文化遗民”也不是王国维式的“前清遗老”，而真正是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并且能够延续传统文化精髓的“五百年来第一人”（傅斯年语）。
据后世史学家考证，陈先生很可能是第一个通读《资本论》原文的中国人。
当时与他一并留学欧美的吴宓、俞大维、罗家伦、傅斯年、毛子水等人也都曾回忆过陈先生慷慨激昂、针砭时弊的情形，从他的家庭来看，陈先生也应具有遗传的政治天赋，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最早以实际行动支持变法的地方高官（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维新派的激进人士。
而陈寅恪先生回国后之所以未选择从政，一是与他早年的志向有关，二是恐怕受到了祖父与父亲的影响（陈宝箴最后饮鸩而死，陈三立也终生不被朝廷录用），三便是与他思想形成有关了。
陈先生不像胡适那样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苏俄式的共产主义，更不赞成以“主义”的形式来搞学术研究，这从《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