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笛卡尔与形而上学勒奈·笛卡尔作为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创始人不仅奠定了近代唯理论哲学的主要原则，更是为17世纪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时至今日，笛卡尔在西方哲学中仍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些流派、观点都直接或间接与他产生关系，从他的思想和方法中汲取灵感。

而他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就是他对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之一。

一、笛卡尔之前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这个词源于希腊文ta meta ta physica ，字面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

它最初只是安德罗尼柯（Androicus)在整理和分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把讨论终极本原问题的著作排在其物理学之后而得名。

此书进入中国，由于其内容具有超感性、非经验对象的性质，与魏晋时期的玄学相似，曾被译为“玄学”。

后来严复据《易传系辞上》中“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之说，把“物理学之后”译为“形而上学”。

再后来，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被赋予与辩证法相对的，某种机械的，静止的和绝对僵化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也是在这一含义上使用该概念的。

形而上学问题涉及到哲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尤有重要意义，它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和基点，甚至成为哲学的同义词。

1．形而上学意义的开端从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关于“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开始，西方哲学就把探索“始基”，即宇宙自然永恒普遍之本质的形而上学问题提了出来。

后来巴门尼德提出更为一般的“存在”作为万物的“始基”，从而奠定了他在形而上学史上的“开端”地位。

巴门尼德认为有两条不同的研究途径：一条是主张“存在着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主张“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

”保罗·爱德华兹(P.Edwards)在其主编的《哲学百科全书》的“形而上学”篇中这样认为：“最恰当地说，形而上学开始于巴门尼德，因为在他残留的作品中表现，至少是暗示了作为一门独特的哲学探索的形而上学的一些典型特征”。

[1]在巴门尼德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e, 公元前468—前399）对形而上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他把神和心灵作为哲学的对象，对事物的目的进行研究。

其次，他提出“美德就是知识”命题。

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不仅可以推出善就是真，且具有“合理的利己主义”。

再次，他对一般伦理定义进行寻求，为形而上学的基本对象的确定提供了前提。

[1]保罗·爱德华兹《哲学百科全书》2．形而上学意义的确立继苏格拉底之后，在古希腊产生了另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这就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

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终形成的，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了形而上学的学科地位，确立了形而上学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提出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其研究对象，并规定了他在各学科中的基础地位和指导作用，强调了它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尊贵性。

这在形而上学发展史上乃至人类学术的发展史上，都是具有跨时代的贡献。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作了详细研究，提出了关于“实体”的“四因”学的认识论。

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四因构成的，分别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

由此出发，他肯定了三个实体：质料、形式、个别事物。

总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仅形而上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明确的确立，而且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也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再加上亚里士多德所叙述的形而上学的认识理论和认识方法，可以说，这使形而上学的完整意义得到最终确立。

3．形而上学对象研究的深入化中世纪哲学在古希腊哲学所确立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基础上，以其特有的方式，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形而上学的对象，注入了更多的神学因素。

由于经院哲学不是面向自然和社会，而是在经院里论证宗教教义，所以它所论证的问题多是一些文字游戏（如：“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

但是，从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发展来看，在其所讨论的问题中，两个问题影响重大。

第一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这个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可以是安瑟伦（Anselmus，1033—1100年）。

第二是关于个别和一般及其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著名研究者可以算上以安瑟伦为代表的实在论者与以洛色林（Roscelin，约1045—1112年）为代表的唯实论二派。

总之，中世纪经院哲学用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目的论证明等理性神学的方式进一步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并在究竟是一般先于个别还是个别先于一般的问题上形成了实在论和唯名论两个派别。

从整体上说，中世纪经院哲学虽然在形而上学的意义方面基本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但它对形而上学的对象（上帝）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对形而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笛卡尔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思想家之一，要全面的领会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我这样的水平，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根据前人的资料和自己的发挥，我决定分四个部分进行阐述。

1.上帝自基督教兴起之后，上帝问题不仅是一个神学问题，也始终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在许多人心中，笛卡尔以普遍怀疑为武器对经院哲学的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过全面的批判和清算，且这种批判和清算使笛卡尔成为了与经院彻底决裂的勇敢的先驱者。

但不可否认的是，时代对一个人的影响仍然巨大且不可抹杀的。

笛卡尔生存的17世纪，经院哲学的影响仍然巨大（从布鲁诺的献身就可看出这点）。

笛卡尔亦多少受其影响。

著名哲学史家吉尔松（Etinne Gilson）就曾指出：“围绕笛卡尔开展的最新研究无法使我们怀疑一些神学运动对他的影响。

如果人们不考虑他在弗莱歇公学所受的教育，对圣·托马斯的阅读以及与奥拉托瓦(L’Oratoive) 修道院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频繁交往，那么，笛卡尔的神圣的自由观念关于恶，错误和判断的学说，关于人的自由的观念就无法得到全面的解释。

”[1]因此，上帝这个概念对于笛卡尔来说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上帝是笛卡尔整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能论证上帝的存在，那么笛卡儿就不能摆脱唯我论的质疑，以及确立世界的客观性。

所以，笛卡尔对上帝的“依赖”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要注意到，尽管笛卡尔对上帝十分“依赖”，但笛卡尔哲学的体系与中世纪的体系还是有着区别的。

首先，在于他所说的“上帝”与经院哲学的“上帝”还是不完全一致的。

他对“上帝”做过这样的界定：“上帝这个名称，我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久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

”[2]这些话表明，笛卡尔对于上帝的存在和特性的形而上学探讨是以纯粹哲学的方式而不是经院的启示的方式。

笛卡尔对于实体的定义是一种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东西，只靠自身就能存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实体研究的意义上）只有上帝才是实体，上帝这个实体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独特的，全知全能的，并且创造了存在的一切。

其次，他对上帝的论证是基于对自我的论证。

“我们在认识上帝的完满性之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完满性，这是因为我们在注意上帝之前已经注意自身。

”这句话包含这两层意思：一方面，对笛卡尔来说，上帝在创造自我的时候，已把“自我”的观念放在我的心中，如同工匠把标记刻在他的作品上。

另一方面，笛卡尔心灵中的首要概念是上帝的概念而不是自我的概念和物质的概念，因为上文论述的上帝是无限的实体，而自我与物质是有限的实体。

在确定了自我之后，笛卡尔提出了他自己著名的上帝论证方法，这就是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三沉思”中对于有限的自我不能推出无限实体观念的论证。

他说：“当我是无限时，我不可能拥有无限实体的观念，除非这个观念是从某个具体的无限实体中推导出来的”。

总之，笛卡尔在不能摆脱“上帝”的情况下，赋予了“上帝”新的存在方式，将“上帝”实体化哲学化，即将形而上学的对象实体化，给予了形而上学新的实体内容。

2.方法每一位形而上学家都有其特有的方法，并通过其特有的方法对其思想进行表达和阐述。

笛卡尔作为17世纪形而上学家的代表，其对方法的重视更是尽人皆知，因为他认为“经院哲学家”“把他们并不具有的完善知识作为原理”是一种罪过，，他要用新的方法代替普遍的正统观念。

笛卡尔关于方法的哲学思想与其缜密的数学思想密切相关。

他认为数学方法是哲学学习的榜样，数学推理的清晰明确，普通和必然同样成为哲学追求的目标。

所谓数学方法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主要指的是一种逻辑的推演体系。

其推导的方式就像数学体系或几何学一样。

但这样一种知识并不单纯是分析的，他还能给我们提供实际的信息。

笛卡尔相信数学这种普遍的方法，它体现了理性的普遍性，通过数学式清晰，可靠的论证形式，从已知的因素出发可以达到对未知因素的确定，从简单的，理解了的理由出发，可以解答更复杂和更困难的问题。

在数学中，笛卡尔事实上已经发现了新哲学的关键因素：知识不是基于不确定。

笛卡尔方法的关键之处是“秩序”（order）概念。

他在“原则五”中写到：“整个方法只是在于，为那些我们的心灵目光所集中广泛的事物安排秩序，我们首先把混乱暧昧的命题还原为更为简单的命题，然后从对所有最简单的命题的直观出发，尝试以同样的步骤升至关于其他一切事物的知识”。

笛卡儿在这里使用的显然是是数学中的解题模式。

他解释道：“算术和几何对难题的解决，正是采用这样一个步骤，即把问题还原为最简单的成分，然后从简单自明的起点出发，一步步的推向更为复杂的结论。

算术和几何学关心的是简单抽象的事物，这些事物并没有假设经验可以是不确定的，而且它们仅仅是由论证得出的结论。

”笛卡尔的方法就在于把问题分解开来，并把他还原到最基本的成分，最终使我们得到足以作为可信赖“原则”或出发点的简单自明的命题，由此我们可以推出对那些困惑我们的各种问题的答案。

这种最后结果只能出现在长长的演绎推理过程之后，但笛卡尔认为，我们的结论是与起点目标同样自明的，我们一步步小心翼翼地从起点推进，最后确信整个推理过程的每一步都是清晰自明的。

他说：“这些长长的链条是由非常简单容易的推理构成的，几何学家通常用它们达到极为困难的证明。

这些链条使我想到，人类知识范围中的一切知识，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相互联系的。

而且我认为，一旦我们不能把非真的东西看作是真的，一旦我们总能遵循从某物演绎他物所必须的规则，就没有什么得不到或者无法发现的东西”。

[3]这段话最明显地表明，笛卡尔的确提出把数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知识范围中的一切东西。

”此外，笛卡尔还强调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通过前者可以把模糊的命题还原为简单的明确的命题，分析方法是发现的逻辑，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就是用这种方法推出“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的；而综合的方法就是从单纯命题出发，逐级上来认识其他一切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