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嘉定起义后，踌躇满志，派人来逼降允彝。允彝严词拒绝了敌人的逼降，决定以死殉国。就在九月十七日，留下了绝命词，自沉于屋后松塘。后来陈贞慧在《乙酉四
君子赞》中，写到这一事件说，当时允彝在家中，大设宴席，遍请诸亲好友:"一时射雕侠客，绣虎名流，西园歌舞之宾，
少长咸集。歌笑淋漓，献筹交错，客方轰酒，乃起避席更衣，则已赴沉湘矣。"①死前一再告诫家人，不许相救，自尽时，因池浅仅没胸，故俯伏水面，气闷而绝。夏允彝的殉难，毫无悲哀恋世的作态。死前的欢宴，是对汉奸李成栋之流逼降手段的蔑视。夏允彝虽然没有战死沙场，但他和那些英勇奋战、马革裹尸的民族英雄们一样，以其高大的形象永垂史册!
掌权的马士英等人为了装点门而，一再召允彝入京供职。但他为了表示与马士英等有着径渭分明的不同立场，虽满制后也未应召。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六日，清军进入南京。当清军过江后，江南出现了"士大夫相率奉手板入渴，无敢柞"②的可悲局面。而夏允彝面对这种形势，不但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态度，并且积极筹画组织抗清活动。当清统治者再次重申严厉执行改装剃发令时，本来已被清军烧杀淫掠罪行激怒的人民，这时更加忍无可忍，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不断出现。当时，各地义师中涌现了许多有声望、有号召力的领导人，夏允彝也是其中之一。在南京陷落后，陈子龙等人曾在松江盟誓抗拒清兵。是时，江南总兵吴志葵屯兵海中，陈子龙他们计划让他移兵太湖。因吴原为允彝门生，故请允彝偕子完淳去吴军中参谋军事。允彝至吴军中，为他起草檄文，联络江浙士大夫起兵响应，准备大规模抗击清军。允彝等估量敌我形势后，计划以吴的水军为主，登陆进攻苏州。各地义军听苏州军捷报后，同时行动。嘉兴徐石麒、嘉善钱赚、钱梅各率义军攻打杭州;嘉定侯蛔曾会合荆本彻等扫荡沿海驻防清军;等各方面得手后，再以宜兴、句容、漂阳、漂水各县义军围攻南京。此外，让徐孚远、章简、沈犹龙、李待问等坚守松江据点，陈子龙则以监军名义招募水师，结营柳湖，与松江成椅角之势。如果这一周密计划得以实现，江南的抗清局面大有可能改观。可惜苏州一战，虽然有鲁之均率先锋队奋战杀敌，打乱守城清军的布署计划，迫使他们仓皇应战。可是却因主师吴志葵庸懦无能，徘徊观望而坐失战机。致使前队人马覆灭，鲁之均率部壮烈牺牲，继后大军也为清
食之源流"这样四个内容，分《国运盛衰之始》、《辽事杂志》、《门户大略》、《门户杂志》、《流寇大略》、《东彝大略》六部分来阐述，本着不失之诬的精神，对明末的政治大变动，作了很有见地的评述。作者持论的公允，应该说是其他同时代人的同类著作，无法企及的，《幸存录》特别在亡国的责任问题，以及朋党纷争的评价问题上，有其很独特的见解。这两个侧题
古人日已远_青史字不泯_论夏允彝与_幸存录_.txt6宽容润滑了彼此的关系，消除了彼此的隔阂，扫清了彼此的顾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临沂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
古人日已远，青史字不泯
-论夏允彝与《幸存录》刘秉铮
清顺治二年(1645)九月十七日，是明末江南抗清志士夏允彝的殉难日。夏允彝在明末士林中，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生平著作虽丰，留下的却并不多。较为完整的《幸存录》，是他在国破家亡，舍身赴义前，写下的一部总结明末政局的史论。这部史论对明末政坛的观察、分析、议论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而且持论异常的公正，为其他同时代的著作所少见。他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是和他一生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理解《幸存录》的观点，首先必须认识夏允彝和他的时代。
恰恰是明末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封建时代的史家们，长期以来在这两个问题上，发表着一些散发封建统治者意识和顽固的宗派偏见的议论，使得这段史实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当然，对待这两个问题，今天的历史学家，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已不难正确地给予评价。但是，翻开三百四十多年前，这位学者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要对这些问题，用公允的观点进行评述，是多么不容易。既要背叛封建时代为臣之纲的做人原则，又要跳出宗派主义的门户
(一)
夏允彝字彝仲，号缓公，明松江府华亭县人。万历四十六年举孝廉，崇祯十年中进士，授福建长乐知县。在任五年，政绩卓著，曾被举为天下廉卓第一，在明末腐败政权的官吏中，确实是少见的贤能之士。夏允彝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处于急骤变动的时期。明神宗万历帝，幼年即位，首辅大臣是张居正。张不但政治上有主张，行政治理手段也相当出色。因此，万历初，财政和吏治，都井井然。可是，万历本人却是一个非常庸愚的皇帝，只知儿女私情，根本不问国家大计，一切依靠张居正治理政务。而居正晚年，则因位高望尊，傲慢专横的毛病几乎到了顶点，动以廷杖、削职等高压手段，压制言官对他专横行为的议论。表面上看来政治一统，实际上却自此植下朋党互攻的祸根，埋伏了明末政治灾难的导火线。张居正死后，继任的几任宰辅，不论是威望或手段都不如他，但权势欲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内阁和言官的明争暗斗就愈演愈烈。"妖后"、"楚太子狱"事件，是党势形成的明显标志。紧接着发生的"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更成了朋党纷争的主要内容。万历死后光宗即位，泰昌朝仅存一月有余，熹宗就接替短命的父亲，做了皇帝。在这种旋风般的皇位变动中，东林一派在熹宗天启朝初期的两党纷争中，占了优势。随即不久，宦官魏忠贤就乘隙专权，不得志的一派为了报复东林，加入了魏党，把万历、泰昌两朝的纠葛，一古脑儿加罪于东林党身上。天启中后期，东林党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夏允彝中举后，历经十八年才中进士，这整个中青年阶段，正是他思想日趋成熟的时期，也恰恰处在明王朝日渐衰微时期。而他在这段时期，由于处身政界之外，对政治
之见，才能坚守"不失之诬"的原则。没有极大的勇气是很难做到的。而这种勇气，有时甚至要比为国殉难还要来得困难。理解这点，我们再看夏允彝的观点，就更能为他的一些论述所感动了。
对待明王朝的覆灭，责任在谁?《幸存录》发表了不同于众的见解。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者，在追究亡国乱政的责任时，不外是女人祸国，人民不臣这两点。特别后者，总是把起义造反的人民骂之为贼，斥之为寇。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不是，都不能与此相
子龙在《报夏考功书》中，深情地说允彝:"文章通博，吐言成论.而且童稚一言之合，贵于球璧;名高顾俊，一世龙f沙，而得末士一行之善，馨若椒兰。"表彰他对后进的提掣。允彝的一生，不但博学工文，而且处世谦逊，志节高洁，坚贞不移。这样一位人才，生在皇帝昏庸无能，宦阉弄权柄政的时代，必然不可能大展才智的。而他对这样的政治局面，也很自然地格格不入。当张溥、张采等人组织复社时，他与徐孚远、陈子龙等人也创办了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抨击时政流弊。夏允彝这一时期的活动，正如他的姻侄侯玄涵所说:当"东林诸贤，或拙或申，而公等伏处郡邑，与夭下同忧乐，抵激污流，指诃失政，视穷达蔑如也。历朝二十余年，游历遍中国，二都十三洲之士，争希其风，修节振拔，士气一变，而公所援引导率之功尤多'，①。这段话，不但表彰夏允彝在乌烟瘴气的政治环境中，不同流合污，而且道出他用
心良苦地培育后进，与恶势力作斗争的情况。崇祯即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阉党。但是，不久由于崇祯刚俊自用、猜忌无常的性格，使得一些锐意进取的骨鳗之臣又纷纷被贬斥退。一些无耻之徒，因能迎合崇祯，装扮成谨愿自守，庸懦无能的样子，得到了重用。结果崇祯朝在皇帝的默许下，继续操演着万历以来的党争。
崇祯十年，夏允彝中进士，授福建长乐知县。赴任后，表现了他清廉干练的本色。居官期间县治极佳，很为百姓干了几件好事，在吏治极坏的明末官场，的确是难能可贵。这也恰恰证明，在明末污浊的政局中，夏允彝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实行其廉明政治的主张。崇祯十五年吏部尚书荐廉能知县七人，允彝为其首，恰在这时，允彝母亲逝世，他丁忧回原籍。即使如此，仍时时顾念国家的危亡，只是这时的政局已大坏，且一败而不可收拾了。
(二)
夏允彝在《幸存录》一书前的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予也应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读书，时有著述，随手沦散;今待死耳，又复何云?然于国家之兴衰，贤奸之进退，虏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惧后世传者之失实也，就予所忆，质之言乎。言之或幸而存，后世得以考焉。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诬者予其免夫。"②明确表达了写作的动机和态度。细读《幸存录》全文，夏允彝确实是信守诺言的。全文围绕着"国家之兴衰"、"贤奸之进退"、"虏寇之始末"、"兵
①侯玄涵:《夏允彝传》。
②侯玄涵:《夏允彝传》。
军大败，最后被消灭，吴志葵等将领被俘遭害。紧接着其他各路义军也一一被分别击破，起义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暂时隐蔽，有的远走福建。夏氏父子也避居华亭曹溪.有人劝允彝入海去福建，但允彝决心殉国，拒绝了这一建议。他抓紧时间著述《幸存录》一书。正在这时，他的好友侯桐曾在嘉定起义失败后，与子玄演、玄洁三人同时赴义。凶信传来，允彝急赴嘉定为好友料理丧事，回来后准备完成《幸存录》未竟部分。谁知汉奸李成栋在镇压
群臣之故，置庶务不理;士大夫益纵横天下，故国事大坏。""客氏者熹庙之乳母，而与忠贤私为夫妇者也。上于庶务皆委不问，宫中唯忠贤、客氏为政。""烈皇帝太阿独操，非臣下所得窃用，而每当大举措，则内挡每发其端，似阴中而不觉也。若满朝之用舍荣枯，则一视首摆之趋向，亦似阴移而不觉者。""烈皇帝之英明勤敏，自当中兴，而卒致沦丧者，以辅佐非人也。庶几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贤，方岳贡之清勤优国，不失贤相，惜用之少迟卫"用这样的语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丁未，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消息传出后，全国震动。留都南京的各种政治力量，经过复杂的斗争后，互相妥协拥立福王朱由裕监国，不久登极，在南京组建了第一个南明政权。第二年改元，年号弘光。但这个刚建立的政权
，很快就又陷入党争中去。不久就完全成了污浊腐朽的北京旧政权的继续。这期间
言，来评价明代后期三个关键性的皇帝，不是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神宗、熹宗、思宗昏昧不明而又平庸无能独断专横的处事方法，的确是误国的总根子?至于对于象弘光这样荒淫无耻、昏庸无道的皇帝，则更是直言不讳的斥之:"南都之政，咄咄怪事，殆不胜书。性活在封建时代、受封建伦理教育的士大夫，在总结当代亡国历史教训时，能触及神圣的皇权，指出君父为误国祸根，应该说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才有可能迈出这一步的。虽然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在这问题上，有更较强烈的言论，但毕竟已是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