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综述
摘要：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也日益成熟。

许多的患者从器官移植技术中获得生命的延续。

但是对于器官移植手术，人们存在巨大的争议。

本文主要从器官移植过程中的伦理问题；手术后可能出现的的并发症及预防；移植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器官移植后的法律风险。

四个方面对器官移植技术进行综述。

关键词：人体器官移植、伦理态度、不相容器官移植、法律风险
（一）器官移植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器官移植的含义：只将健康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体内的手术，以取代患者体内已损伤的、病态的或者丧失功能的相应器官。

在体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有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

赞成者认为：在不危害供者自身的生命及降低，自身生存质量的情况下，其出自完全自觉自愿，捐献活体器官，去帮助一个生命垂危的患者，并能拯救受者生命，是一种高尚，的利他行为。

反对者认为，活体器官移植无论对受体还是供体都存在着风险。

第二方面，是提供器官的供者在什么情况下提供的器官：是否自愿或事先有无同意捐献器官的意愿？是否供者可以不需要这个器官而保持其生活质量？抑或供者已经不再需要所提供的器官？
第三方面，器官分配上的伦理问题。

有限的移植器官供体如何分配，谁能先得到器官，由谁做出裁。

根据什么原则进行裁决等。

第四方面，卫生资源分配上的伦理问题。

器官移植手术费用昂贵，而且有些患者不能一次成功，即使成功存活的时间也不长，这就存在一个有限卫生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的伦理难题。

（二）术后可能出现的的并发症及预防
在移植受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为免疫或非免疫因素引起的移植物失功阶段的阶段，恶性肿瘤的发生仅仅被认为是移植后的一种并发症。

但是器官移植受者都应当被认为是恶性肿瘤的高危人群。

植后肿瘤的发生通常认为同免疫抑制相关，抗肿瘤免疫监视作用和抗病毒活性功能受到破坏是导致肿瘤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临床治疗中，黑色素瘤、肾细胞
癌以及结直肠癌对白介素－2（IL－2）以及γ－干扰素（INF－γ）等免疫治疗非常敏感，而这些治疗的关键就是使机体保持对肿瘤监视功能的完整性，比如NK细胞能够参与免疫监视并对肿瘤细胞进行早期清除。

长期的免疫抑制使得宿主免疫系统特异性的监视功能受到抑制，随着移植器官中的异体抗原长期慢性刺激、患者多次感染以及血液制品的输注，部分被抑制的宿主免疫系统被过度刺激，就会导致移植相关的淋巴瘤发生，并且一旦出现免疫调控的紊乱，免疫防御功能减弱，其它非淋巴系统的肿瘤就可能发生。

此外，移植受者所处的环境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

如EB病毒同PTLD的发生、人类疱疹病毒－8感染同Kaposi肉瘤的发生以及乳头瘤病毒感染同鳞状细胞癌之间的关系业已明确。

还有，免疫抑制剂可能和其他因素（如日晒）叠加后具有潜在的致癌作用，增加肿瘤的发生率。

移植后肿瘤发病风险降至最低的预防原则是：免疫抑制最小化。

尽可能将免疫抑制剂用量最小化，避免过度抑制以及病毒感染，可以降低移植后恶性肿瘤的发生率。

并且通过免疫抑制剂的联合使用，还可以降低单个免疫抑制剂的毒副作用。

在减小免疫抑制剂用量的同时还要避免排斥反应的发生，一旦出现排斥反应，就需要加大免疫抑制强度，使得任何免疫抑制最小化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因此，免疫抑制最小化的关键点还在于把握好过度抑制和排斥反应的平衡。

（三）移植技术的新发展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由于器官供体的缺乏，很多患者死于等待的过程。

人们考试考虑ABO不相容器官移植，开展ABO不相容器官移植可以有效解决器官供体短缺的现状。

在ABO不相容器官移植中肾脏移植占大多数，治疗效果也比较好。

其次是肝移植，但是容易诱发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血栓以及胆管并发症。

然后是其他器官的移植。

在心脏移植中，成人对抗体介导的移植物损伤缺乏有效的处理措施，死亡率较高。

而儿童患者，由于其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移植效果较好。

虽然进行ABO不相容的器官移植可以有效缓解供体器官的缺乏，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解决ABO血型不相容引起的排斥反应，经一步提高移植成功率。

一般，对于ABO血型不相容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的处理方法都是集中于消除受者体内的特异性抗A抗B抗体，以及抑制受者免疫系统。

但是移植
前后如果过度免疫治疗很容易引起各种感染，只有在严格控制感染后，才能实施移植。

还有一种新技术也有效的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

通过饲养一些已接受基因改良的猪，将含有人类基因的病毒注入到小猪体内，或直接注入到机子中，使这些经过特殊基因改良后的猪，长出人类的器官。

在这些猪还将注入6中人类基因。

防止移植的病人出现排斥移植后的器官。

但是目前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技术还未成熟。

（四）器官移植后的法律风险
从医疗机构角度来分析，人体器官移植法律风险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诊疗过程中，所实施的医疗行为，存在或可能潜在与国家法律、医疗卫生法规、部门规章、医疗常规及伦理道德等不相符时，出现或可能出现与服务对象、医疗机构、参与
实施诊疗行为的医务人员各自期望的目标不一致，甚至发生了不良后果，从而导致医疗机构及实施行为主体应承担相应责任的可能性。

目前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
1 器官移植对象审查不谨慎，间接推动人体器官非法交易。

当前由于供体器官来源严重不足导致器官移植有买卖化倾向，且医疗机构管理部门及其医务人员化解法律风险能力普遍有限，对上述规定的内容重视或理解不够，仅流于形式的应付审查。

未能充分发挥医学伦理委员会严格的会议听证制度审核，如对非法的中介组织、受体与供体单方或多方恶意隐瞒真实情况视而不见；对某一方所提供的虚假证明材料难以辨别，不请求公安部门协助确认，甚至故意放纵，从而为不法分子获取非法利益而进行了移植手术，最终导致医疗机构及实施医疗行为的医务人员产生了法律风险。

2 器官移植手术排序不透明，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根据广东省广州地区某所大型综合医疗机构2009年12月召开的每月一次的医学伦理审查会议中可示，该院批准通过的尸体肝移植的受体共16例，其中属香港、台湾地区的受体共占了6例。

而尸体肾移植共18例，其中属香港居民受体的就有8例。

这多数与国内受体的经济收入及政府与医疗机构都没有完整与科学的手术排队制度有关，且医师和医疗机构为了经济利益，多数决定倾向经
济好的特区患者人员，导致了器官移植技术成为有钱人独享的技术，显示了穷人与富人不平等的社会问题。

3 摘取供体器官制度不健全，容易引发诉讼
在器官移植供需存在很大缺口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将盈利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导致医疗机构为了获取与摘取到器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钻法律、法规的漏洞或空子、伙同非法组织寻找合适供体器官，从而引发买卖器官或相应的其他社会问题。

为有效防范器官捐献的法律风险，医务人员应严格遵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第二章关于“人体器官的捐献”的有关条款。

负责人体器官移植的执业医师在摘取活体器官前或者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前，应当向医疗机构医务部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提出摘取人体器官审查申请。

医疗机构应教育医师，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不能为潜在受体寻找、采摘、储存、保鲜器官，不能为了器官移植的需要，将还没有符合死亡的人宣布为死亡。

这应是现今医师为实施器官移植最重要的底线。

其次医务人员不得参与器官买卖、非法中介和交易等违法活动，绝不参加器官源来历不明的手术。

要从供受者双方的利益出发，摆正医学与名利的位置，不能为了追求技术创新、申报基金、医疗机构创收、个人晋升，而置供受体双方面临两败俱伤的危险和大笔的医疗费用而不顾。

树立患者的利益高于科学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思想，要严格遵循“关心患者第一，发展医学科学第二”的原则，尽可能地使供、受体双方的风险减低到最低限度。

结束语：
器官移植对一些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是救命的最后一招，它可使患者生命赖以继续，这是20 世纪医学的重大突破，也是医学史上应该大写特写的一页。

随着器官移植理论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免疫学、生物学和外科学的进展，前途是很广阔的。

目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这门新兴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技术的研究。

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器官移植只是解决器官功能衰竭的一种辅助措施，最好的办法还是努力防止器官疾病发展到衰竭的地步，尽量减少因器官功能衰竭而造成的死亡或需做移植的人数，从而保证人们的健康，减轻国家的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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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死回生的器官移植》刚菊，武宁科学之优2010/１１上旬
《“基因猪”为人类提供器官移植的可能》中国动物保健2010/10
《器官移植供体缺乏之解决途径:器官移植》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10/53 《器官移植手术的发展之路》发明与创新（综合版）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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