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邦诉强生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邦公司）是在北京地区从事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和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公司）缝合器及缝线产品销售业务的经销商，锐邦与强生公司之间有着长达15年的合作，经销合同每年一签。2008年1月2日，强生公司与锐邦公司签订《2008年经销合同》及附件，约定锐邦公司在强生公司指定的相关区域销售缝线部门的产品，不得以低于强生公司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
2008年3月，锐邦公司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行的强生医用缝线销售招标中以最低报价中标。2008年4月2日，强生公司对锐邦公司
“恶意降价，影响区域价格体系，扰乱市场”的行为提出警告。2008年7月1日，强生公司以“未经其同意，私自降低销售价格、获取非授权区域的缝线经销权, 损害了价格管理体系和经销区域管理体系”为由，扣除锐邦公司履约保证金，取消锐邦公司在当时供货的北京阜外医院及北京整形医院的缝线经销权。2008 年8 月15 日，锐邦公司通过强生公司的“网上订货系统”发出订单，但强生公司以其扰乱价格管理体系为由，拒绝发货。2008 年9 月，强生公司完全停止了缝线产品、吻合器产品的供货。2008年12月，取消了锐邦公司的经销商资格。
2010 年4月21日，强生公司以锐邦公司拖欠货款为由向上海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锐邦公司支付欠款本息。2010年8月11日，锐邦公司诉至上海一中院，要求强生公司赔偿因执行垄断协议而最终给其造成的损失1400余万元。
一、一审法院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和理由
上海一中院于2010 年8 月26日立案，在2010 年11 月26 日、2011 年9月26 日、2012 年2 月3 日开庭审理此案。2012 年5 月18 日，上海一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锐邦公司举证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请。一审判决主要从固定或者限定转售价格是否构成垄断协议、是否存在反垄断损害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一）固定或者限定转售价格是否构成垄断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认定，不能仅以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是否达成了固定或者限定转售价格协
议为准，而需要结合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内容，即需要进一步考察此等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本案中当事人所签订经销合同的确包含有限制锐邦公司向第三人转售最低价格的条款。对于此类条款是否属于垄断协议，还需要进一步考量其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具体而言，需要进一步考察经销合同项下的产品在相关市场所占份额、相关市场的上下游竞争水平、该条款对产品供给数量和价格的影响程度等因素，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本案中，锐邦公司提交的证据仅为强生公司在互联网上对其缝线产品所作的
简短介绍，并不能确切地反映出经销合同项下产品在相关市场所占份额，更不能说明相关市场的竞争水平、产品供应和价格的变化等情况。相反，强生公司提交的证据还表明存在多家同类产品的供应商。因此，本案要确定存在垄断行为依据尚不充分。
（二）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损害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锐邦公司诉称的反垄断损害，锐邦公司也未能充分说明其是否因为价格限制条款而遭受了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损害。因为垄断行为所遭受的损害，主要应该为排除、限制竞争所带来的损害。但锐邦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损害，根据其向本院提交的损失明细表，主要包括2008 年绩效达标返利，2008 年、2009 年合同的履行利益，员工遣散费，商誉损失，履约保证金，积压库存，高价
购货价差等。这些所谓的损害，暂且不论其主张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在性质上而言，均是双方在购销合同纠纷中得以主张的损害，与价格限制条款本身并无直接关联。
二、二审中的焦点问题和法院的认定
2012 年5 月28 日，锐邦公司不服上海一中院判决向上海高院提出上诉，上海高院先后于2012 年8 月30 日、2012 年10月30日、2013年1月21日三次开庭审理，当事人双方分别委托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龚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谭国富两位知名经济学家向法庭提供专家意见。2013 年8 月1 日，上海高院终审宣判，强生赔偿锐邦经济损失人民币53 万元，驳回锐邦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庭审主要围绕垄断行为的构成、举证责任、反垄断损害赔偿等重点问题进行辩论，双方分别举证，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理由。
（一）关于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
锐邦公司诉称《反垄断法》对于限定最低转售价格采取禁止性条款，对于此类协议是目的违法，即只要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行为被证实存在，就构成垄断协议。不需要锐邦公司证明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行为是否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而应当由强生公司举证证明自己的行为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从而获得《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豁免。强生公司辩称《反垄断法》并没有规定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协议就是
垄断协议，反垄断法所要禁止的是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限制转售价格协议，本案不适用《反垄断法》第十五条。上海高院认为《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必须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才能被认定为垄断协议。无论是根据《反垄断法》的立法技术作体系解释，还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纵向垄断协议应以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必要条件。
（二）关于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锐邦公司诉称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件中，被诉横向垄断协议的当事人应举证证明涉案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由此可见，在纵向垄断协议中，协议条款制定方对此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应由强生公司承担证明涉案协议不存在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责任。强生公司辩称民事诉讼法确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情况下才适用举证责任倒臵。《反垄断法》对纵向垄断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倒臵，因此，应由锐邦公司承担证明涉案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责任。上海高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横向协议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定不能类推适用于纵向协议。在没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诉讼原则，由锐邦公司对本案所涉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承担证明责任。
（三）本案的固定转售价格协议是否为垄断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