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有关重商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复20世纪以来有关重商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复兴的各种文献中，新重商主义与策略性贸易理论已融合在一起，但重商主义货币理论的价值却并未真正被提及和发现。

实际上，被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抛弃的重商主义关于货币的性质、货币与资本关系的认识、信用货币的内生性和货币非中性的分析，正昭示着重商主义与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某种联系。

正是这种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指引了从凯恩斯革命以来主流经济学所没有解决的货币分析的基础的方向。

首先，重商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的本能出发，首先提出了货币即资本的认识，并阐述了一个货币经济的交换模型。

正是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马克思(1867)使用商品和货币流通公式的变化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即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采用重商主义的交换经济模型，商人在贱买贵卖中必须拥有货币(资本)签订契约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货币成为一种履行契约的方式和保证。

因为竞争是与商人可利用的信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与失败或破产联系在一起;完善的法律制度只能保证商人破产后的清算，而不能保证签约者履行契约的能力。

因此，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决定了货币契约的性质，即货币是最简单和直接的信用关系。

商人占有货币或信用关系的能力决定了获取利润的能力。

引入生产后，即是一个马克思使用货币契约的生产模型:资本家使用货币契约，即预付货币资本，雇佣工人和购买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和出售产品获取利润。

这是重商主义交换经济模型的一个延伸。

这里作为信用关系的货币或货币资本依然是决定竞争能力或获取利润的关键。

马克思(1867-1894)关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或资本是一笔预付的货币的观点，是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即资本的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其次，与货币的交换媒介、价值贮藏和计价单位(或价值标准)职能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价格总水平),这实际上是“两分法”问题，也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货币的作用就是为了媒介实物的交换，因为物物交换存在着不便或交易费用高。

因此货币表示的是一个相对价格，这个货币可以是任意一种商品。

同样，按照“两分法”，一边是真实领域，由实物生产函数来表示;另一边是货币领域，货币没有别的作用，它就是为了表示价格总水平。

但实物经济中必然涉及到加总问题，即一个异质品模型中怎么去表示一个价格总水平，或能不能得到一个总量呢,帕廷金(1965)证明了一个命题:即货币不可能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

重商主义一开始就从总量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金属货币与一般价格水平的关系，而不考虑相对价格问题，具有某种自觉性和先进性。

在休谟阐述的金属货币数量论中，同样存在着货币表示相对价格还是总量的混乱。

休谟(1752)认为金属货币可以维持贸易平衡，如果贸易不平衡，本国价格水平高了，会引起进出口的变动，金属货币再回流可以平衡价格水平，这就是休谟的水平的价格—铸币国际流动机制;但休谟随后又认为货币可以促进一国产业的增长，有了货币就有了购买力(类似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

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有了货币应该还有利润(剩余)，因为利润率是用货币来计量的，没有货币也就意味着没有利润。

休谟在这儿是不清楚的，李嘉图也如此。

在现代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同样存在这个难题，即货币如果只表示价格总水平，显然不会产生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即所谓的货币中性。

目前主流经济学各种模型中无论引入货币幻觉还是其他的形式，都会发现货币影响到相对价格了，并对产出和就业有影响。

相比之下，重商主义关于货币即资本，货币表示的是总量关系而与相对价格的决定无关的观点，更具有逻辑一致性。

此外，劳和斯图亚特发展的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非中性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货币是外生的、而且是中性的分析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章早期的价值理论新古典理论把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理论是从根本上否定总量存在的，虽然在单一产品模型中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但并不能在异质品模型中得到总量关系。

这里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独立于技术关系而完全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总量，如现实中由货币价值所表示的财富。

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经济思想中，由于那些思想家是集政治学和社会学于一身的，产品的交换是否公平或依据的原则是他们讨论的最重要问题，而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则很少被论及到。

虽然他们所讨论的是相对价格而不是总量，但对交换价值的讨论完全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如公平价格或劳动价值理论。

这种社会关系表现在收入分配上，虽然对收入分配的总量计量问题没有被讨论。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而出现的重商主义理论可以说是经济学产生的萌芽，重商主义者们所要讨论的正是今天人们所讲的“资本原始积累”，货币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

资本原始积累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重商主义虽然更多的是从商业的角度讨论货币，只是偶尔谈到雇佣劳动的产业活动，但货币作为资本和利润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却是由重商主义者揭示和强调的。

在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商业银行体系尚未建立，因而如何从海外贸易中获取金属货币就成为重商主义讨论的中心。

凯恩斯从与生产函数的“实物经济”对立的“货币经济”角度，重新发现了重商主义。

这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与货币的总量关系以及有效需求问题已经出现在早期的经济思想中。

第一节“公平价格”论与新古典理论研究相对价格的技术关系不同，作为古典学派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虽然也把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作为所要解释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但其解释的角度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社会关系。

事实上，早在古典经济学出现之前，人们对交换价值的解释也基本上是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

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中世纪教会的阿奎那(Aquinas)都是从“公平价格(the JustPrice)”的角度来解释交换，而后来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到斯密之前的重农学派(The Physiocrats)(如配弟、魁奈等古典学派的前继者)对劳动价值论的说明，也都是从“自然秩序”的社会关系角度来阐述的。

在西方，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奴隶社会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那时商品价值观念就已经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而产生了。

当时的人们在确认商品交换是一种等价关系的同时，对这种关系背后的决定因素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古希腊思想家的朴素的“值”的概念，指的即是从属于产品的一个客观品质或属性。

他们以之与价格相对立，继而认为产品的价格应该和其“值”相符，而不能违背“公正标准”。

可以看到，这些古希腊学者还没有关于支配财富分配的理性法则概念，但在他们的头脑中，对经济行为研究的目的却是与人们的责任和义务(公平与否)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与一种朴素的社会关系相联系。

现在看来，虽然这些看法并不完备、实际上还相当粗糙，但事实上这正是西方经济思想家在价值论和价格论方面发展的出发点。

[ Sewall, H.R. (1901): The Theory of Value Before Adam Smith,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n., 3rd Series, Vol. 2, p.3.]作为一个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很多，其经济思想主要发表在《政治论》和《伦理学》两部书中。

]也持有这种价值观念，但他更强调从交换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

他认为，公正的原则要求在交换前和交换后双方都没有盈余或亏损，其所保有的“值”仍然一样。

虽然交换者双方可能是不同职业的人，但为了使交换能够公正的进行、并互换一切，必须能依据某种方法互相比较，从而使职业不同的、不平等的人的工作成为平等的，即交换的可能性是以交换诸商品的等一性为基础的，在交换中必须由同一物来衡量，并由此还原为相等的。

[ 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页。

] 在这里，能够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一种等同关系是亚氏的一个卓见。

马克思曾赞赏地指出，亚里士多德“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清楚的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而且他看到了“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本身，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

但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指出这种真正等同的东西“就是人类劳动”。

[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4页。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未能发现这个“共同实体”的原因，“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

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

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

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

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 同上。

] 这样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解释，作为古典经济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也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客观价值观念中找到最初依据，只不过他限于当时所处的时代条件并没有提出“最后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

然而后来，一些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现代学者们在考察亚里士多德的交换理论时，却都倾向于把他的思想解释为预示了新古典技术关系的主观价值理论，而完全抛弃了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应该进行公平交换、理想的人际之间应当是平等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最朴素的客观价值观念。

[ 如Gordon, B.J. (1964) 在《亚里士多德与价值理论的发展》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78, pp. 116-28) 中虽然考察了亚里士多德价值理论中的各种因素，但他却抛弃了最主要的客观因素，而只强调了其中的主观方面，并断定应把亚氏“看成是马歇尔的先驱最为合适”;Spengler, J.J. (1955) 在《亚里士多德论经济归属及相关问题》(Southern Economic89) 中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对门格尔Journal, Vol. 21, No. 4, pp. 371-和庞巴维克关于主观价值、边际原则和效用递减原则的观点预见到的程度。

参见Spiegel, H.W.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590.]真正将这种朴素的客观价值观念与人类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是欧洲中世纪[“中世纪”语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约相当于公元4、5世纪至15世纪，主要用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