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征”分析中的权力运作———福柯颠覆传统权力理论的尝试文　兵(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2249)摘要:福柯对传统的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坚持认为权力首先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同时,知识也是与权力相联的,所谓纯粹的、客观的知识是没有的。

福柯选择了“性”作为自己颠倒传统权力理论的重要场所。

福柯翻转传统的权力理论,是与他的消解主体地位的理论主旨是一致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对个体涉入的具体的制度、场所和机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

关键词:福柯;权力;性征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3)08-0016-05 1968年的五月风暴使福柯的思考重心转向了权力问题。

福柯最初在权力问题上,把权力视为禁止、压制、排斥,也就是从否定方面来理解权力问题,这主要体现于他在1970年12月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

但在1971-1972年间,通过对监狱的体验,感受到权力可以不从法律方面来思考,而是可以从技术方面、从策略和战略方面来思考。

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努力做的,而后又在《性征史》卷一《求真意志》中加以运用的,就是用这种权力的技术和战略的维度来代替权力的法律和否定的维度。

福柯曾坦言:如果没有重新思考权力的需要,单凭对性征进行写作的乐趣是不足以鼓励自己去写六卷本的著作的〔1〕。

“性征”的问题成了福柯思考权力问题的一个场所。

性的问题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性”比起其它东西似乎更是人们禁止的对象(如乱伦、淫乱等)。

因此,在性的问题上翻转权力关系就尤为重要。

权力的运作:压制与煽动的游戏 福柯在《认知意志》中,首先对“性压抑说”提出了质疑。

这种假说认为,进入19世纪,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人们对于性一般都要保持缄默。

权力对于性,就是禁止、拒绝、否定。

他认为,“性压抑说”的提出,有它的来自历史和政治的郑重保证:一是这种假说是与资本主义的秩序联为一体,是为了配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不能容忍劳动阶层仅仅为了性的快感而浪费精力,因为这种耗费是与资产阶级榨取劳动的要求不相符合。

但福柯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统治阶级首先是把对快感进行限制的原则运用于自身,它首要关心的不是被剥削阶级的性压抑,而是统治阶级的肉体、活力、长寿、生殖和繁衍。

在后来,资产阶级的这种性征机制才逐渐地渗透到下层人民之中。

二是这种假说是与某些人的利益相关的,因为承认了性受到压制,那么反抗现实、颠覆秩序、承诺自由、召唤未来,就很自然地进入到某种话语之中。

性压抑说是潜藏着一定的战略意图的。

福柯要追问的是:性的压抑是否是一种历史事实?禁止、审查和否定是否就是权力运作的基本形式?权力要压制性,首先就要把“性”从我们的言谈话语之中驱逐出去,语言必须要净化。

福柯指出,近三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性实际上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话语爆炸,产生了关于性的各种在形式和对象方面各不相同的话语,而重要的是这种话语却是在权力运作的范围内得到了增长和扩散。

权力煽动了性的话语:权力机制煽动人们去言说性,而且要求听到对性的言说。

福柯感兴趣的就是要研究这些权力机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想研究的就是那些诱使、煽动和强迫我们谈及性的机制”〔2〕。

福柯以“忏悔(confession)”的演变过程来说明权力对性的话语的煽动。

性从来都被认为是万恶之源,因而,性在忏悔实践之中一直是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主题。

在17世纪以后,教士守则不再要求人们严格地叙述性活动的具体细节,而是对此变得愈益隐晦和慎重。

但是,语言虽然可以被净化,而忏悔的范围却在不断扩大。

需要忏悔的东西不再是身体的具体行为,而是肉体(fresh)的一切暗示:思想、欲望、想象、享乐、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协调活动。

因此,“忏悔”不再只是对性的审查,而是一种产生更多数量的有关性的话语的机制。

这一话语的生产机制,同时还得到了其它机制的支持和补充,产生了大量的以性为话语中心的机制,诸如人口学、教育学(以儿童的性为对象)、医学、精神病学、刑事审判。

所有的这些社会控制形式,施放出各种各样的话语,让人们深刻地意识到一种持久的危险,而这同时又激发人们去谈论它。

这样,性就被从隐秘之处赶了出来,被纳入一种话语的存在。

话语的增殖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

在19世纪和20世纪,还有各种性征的弥散,即“性变态的多重植入(multiple im plantation of perversions)”。

在18世纪末,支配各种性的实践的法则,还主要是以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为核心。

“性变态”、“性反常”虽然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行为,但这种行为被视为“违反法律”的一种极端形式。

但很快就发生了分化:“违反自然”成为性征之内的一种特殊向度。

那么,这些边缘性征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对性的控制放松了?或者,人们对这些边缘性征的关注,是否表明了对性的更为严格的控制呢?福柯认为,如果从压抑假说的角度来思考,事情就是含糊不清的。

因此,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对性的宽容或压抑的程度,而是权力运作的形式。

福柯要说明的是,权力运作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禁止。

例如,权力在对儿童性征的进行控制时,是通过它自己的权力与它作用的对象的同步扩散来达到目的,“儿童的‘恶行’与其说是一种危害不如说是一种支撑;它也许一直被视为应加以消除的罪恶,但为一种注定要失败的任务付出过于艰巨的努力,却使人们怀疑我们对它所需要的就是坚持、增殖到可见和不可见的界限,而不是永远消失。

基于这样的支撑,权力得到推进,它的传递和影响得以弥散,同时,它的目标却以同样的步调得到扩张、细化、分叉,渗透到现实之中”〔3〕。

在权力的两种对立的性质之间,也就是在压制与生产、否定与肯定、消极与积极之间,哪一方面更为根本?福柯强调的是后者,他这样说:“禁止的作用很重要,但是,是不是首先的和首要的?或者这禁止只是复杂而积极的战略内部的一个陷阱?”〔4〕。

福柯并不象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完全否定了性受到了压制这一事实。

福柯承认,17世纪以来,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对于性的严格的禁令。

但正是这种禁止和压制,却又怂恿和煽动着人们去谈论性。

这正是权力运作的吊诡(paradox):生产的、肯定的权力正是依着压制的、否定的权力得以运行,最终使权力得以深入到细枝末节之中。

福柯认为,权力之所以被认为只是具有否定的形式,是有其历史的根源。

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那些宏大的权力机制,是建立在先已存在的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相互冲突的权力基础之上的。

这些权力与对土地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与对武器和农奴的占有、与领主与诸侯的关系相联。

而这些新的宏大的权力机制与这些先存的权力是对立的,而它们之所以能得到巩固和接收,是因为它们以管理、仲裁、限制的机制出现,是因为它们在这些权力之中以引入秩序、建立原则从而按疆界和等级糅合、分配它们的方式出现。

面对着这些相互冲突的、多种多样的权力,这些宏大的权力形式的运作,超越了所有的相异的要求,表现出三个特点:建立一元的政体、使意志与法律同一、通过禁止与制裁的机制。

它们的口号就是“和平”与“公正”。

“和平”就是要终结封建的或私人的战争,“公正”就是要终止对法律争端的私下解决。

因此,从中世纪以来,权力的行使就一直被作为法律来加以表达。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致后来人们在18世纪对君主专制的批评和在19世纪对政治机制的批评,仍然没有摆脱以法律的形式来思考权力运作的假定。

真相的展示:权力与知识的一体 “性”不仅仅是有关感受和快感、法律与禁忌的事情,还是有关真实与虚假的事情。

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展示性的真相的宏大程序。

一是东方社会存在的“性爱艺术”,二是西方社会存在的“性科学”。

前者可以说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秘授的方式展示性的真相,而后者则是通过由下而上的忏悔的方式展示性的真相。

传统哲学主题一直认为,真理是与权力无关的,真理与自由处于一种的原始亲缘关系之中。

福柯则认为,这一主题是必须要推翻的,因为事实表明:真相的展现完全浸透了权力关系。

忏悔就是一个佐证。

从中世纪以来,种种因素就使得忏悔在世俗权利和宗教权利的秩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白(av owal)’一词及其法律作用的演变就表明了这一点:它原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地位、身份和价值的担保,后来则指一个人对他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的确认。

长期以来,个体一直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和与社团(家庭、忠诚、保护)的联系来担保自己,而后,个体则是通过他能够或被迫讲出的有关自己的真实的话语来确认的。

吐露真相的忏悔内在于权力区分个人的程序之中”〔5〕。

忏悔成为西方最受重视的展现真相的技术之一,以至于忏悔广泛深入司法、教育、医学、情爱,甚至是最为平凡的日常事务、最为庄重的仪式典礼之中。

西方社会成了一个忏悔的社会。

忏悔的义务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传递给我们,从此它就与我们深深地溶为一体,现代西方的人则成了“忏悔的动物”,以致我们再也意识不到忏悔正是权力所强加于我们的。

而这种“遗忘”又反而使人们产生了认为要忏悔就是解除权力的强制这样的传统主题。

事实上,忏悔就是在权力关系之中展开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对话者(甚至是想象中的对话者)的存在,就不会有忏悔。

对话者不仅是交谈的一方,而且还是要求、指示、鉴定和干预忏悔从而给予评价、惩罚、宽容、安慰或调和的权威”〔6〕。

福柯《求真意志》中对性征的研究,就是要让“性”吐露有关自己和我们的真相。

福柯这样描述自己的研究任务:“我们是那样地满怀这一迫切的希望,竟至于达到这种程度:不仅去寻找性的真相,而且向性讨教我们自己的真实”〔7〕。

如何能够在对“性”的追问中得到有关我们的真相?在西方,把“性”视为本能冲动、生理功能或身体器官可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福柯则对这一观念进行了颠覆,认为“性”是一种话语的产物、文化的建构。

“几个世纪以来,某种倾向引导我们通过性去了解我们自己。

与其说是通过作为自然的性,不如说是通过作为历史的性、作为意义的性和作为话语的性”〔8〕。

与这种颠覆相适应,福柯对“性(sex)”与“性征(sexuality)”作了一些区分。

福柯说:“在开始时,性被当作预先设定的东西,性征则是一种嫁接在性上、叠加在性上、甚至最后掩盖了性的一种话语的和制度的构成。

后来……我对此很不满意。

于是,我就把一切都颠倒过来。

这只是一种游戏而已,因为我没有把握。

但是我对自己说,性在表面上是一个有自身法则和限制的事物,男性与女性的区分是以它为基础的,但它却很可能是由性征的展布产生的。

性征话语最初的对象不是性,而是身体、性器官、快感、亲缘关系、人际关系等等”。

福柯接着说:“我们到了18世纪才有了性征,到了19世纪才有了性。

而在这之前,我们无疑只有肉欲(flesh)”〔9〕。

“性是历史地屈从于性征的展布”。

把“性”视为历史文化的产物,就使福柯避开了对作为事物本身的“性”的关注,而是集中于现实的“性”在话语中的呈现,这样就可以分析和探讨这些话语形成的条件和规则,继而能够分析和探讨权力的运作和认知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