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话东汉后期的游宦、游学之风与文人五言诗陈 君 “游学”二字,较早见于《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曰:“游学博闻。
”正如吕思勉先生云:“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世卿世禄制的解体,士的阶层崛起,他们往来诸国,游宦诸侯,其中不乏学问之士,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就聚集了不少游学之士。
秦国统一天下后,禁止私学,游学之风暂歇。
秦亡汉兴,随着社会走向安定,游学之风再度兴起。
如西汉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
东汉时期此风更盛,不论京师或郡国,“经生所处,则不远千里之路。
精庐暂建,嬴粮动有千百”(《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论》)。
如果经师身处僻远之地,求学者往往不辞辛苦,千里奔赴。
会稽山阴赵晔诣犍为资中从杜抚学,与亲人多年不通音信,家人甚至怀疑他已不在人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两汉时代的游学在形式上虽与先秦相同,但学习内容却有所不同。
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卷六《武帝纪赞》),儒家思想确立了独尊地位,儒家经典成为游学之士的主要学习内容。
汉代的游学,以东汉和帝、安帝时期为界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两个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
和、安以前,一般游学之士的学习方式以私家教授为主。
如赣遂教授数百人;翟方进西至京师受经,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其子宣,居长安教授,诸生满堂。
(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私家教授之盛不始东汉”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太学博士弟子则各有员数,“设科射策,动以官禄”(《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赞》),不在游学之列。
学与宦本密不可分,子夏就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篇》)的话,《礼记曲礼上》也有“宦学事师”的说法。
游学者也不例外,习经的目的是做官,入仕的基础则是明经。
《汉书》卷九二《游侠楼护传》载楼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
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 ”楼护于是辞其父,学经传,终成名士。
和帝初年乐府诗《雁门太守行》所讴歌的洛阳令王涣情况与此类似,诗歌写道:“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人,少行宦学,通《五经》论。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王涣传》章怀太子注引《古乐府歌》)在王涣的成长经历中,学与宦也是二而为一的。
自东汉和、安以后,游学与游宦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后汉书》卷七九《王符传》云:“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
”所谓游宦,就是交游以求宦达。
其中浮华者众,成就者少。
王符《潜夫论赞学》云:“当世学士恒以万计,而究途者无数十焉……是故无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旷日师门者,必无几矣。
”有些人甚至放弃了正常的学业,专务交游结党。
袁宏《后汉纪》卷一五《殇帝纪》云:“自顷以来……俗吏繁炽,儒生寡少。
其在京师,不务经学,竟于人事,争于货贿。
”“竟于人事,争于货贿”是游宦生活不光彩的一面,但可能也是更多人选择的方式。
王符对此有激烈的批评:“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
”(《潜夫论务本》)不仅普通士人有结党之风,名士之间也有荐举之事。
《后汉书》卷五三《窦融附窦章传》云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
史书所载是符合事实的,《北堂书钞》卷三二引有窦章《荐马融文》,《后汉书》卷八二《崔骃传附崔瑗传》又载窦章(时任少府)曾与大司农胡广共荐崔瑗为河间相,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将此事系于顺帝汉安元年(142)。
东汉后期,太学逐渐成为游宦、游学之士的聚集之地。
光武帝兴复太学以后,明帝多次幸临,与博士诸儒讲论经义。
然“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
永建六年(131)秋九月,顺帝采纳翟酺的建议,重新“缮起太学”(《后汉书》卷六《顺帝纪》),更修黉宇,共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然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
太学游士来自不同地区,学术背景各异,思想见解千差万别,却都希望找到个人的政治出路。
在批评时政的潮流激荡之下,他们将对生活境遇的种种不满指向政治的腐败,将个人命运的不幸归结到皇帝的昏庸与宦官的专权,以清议对抗政治上的浊恶势力。
游谈之士的求名之心、结党之风,与士大夫的意气之争、朝廷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最后酿成了党锢之祸。
游宦、游学不仅是一种社会风气、政治现象,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游宦与游学者行走在尊与卑的社会阶层之间,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是经生、是学士,但在官宦豪族面前,他们不过是白衣寒士;他们既感受到城市的繁华,也领悟到人情的冷漠。
这个特殊群体的人生感受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古诗十九首》所展示出来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前辈学者有过许多推测,一般认为这组诗歌是东汉后期的作品。
历史的真相虽然难以还原,但诗歌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却给我们一些可供寻觅的线索。
从许多方面看,《古诗十九首》的内容、风格与游宦、游学的时代背景是贴合的,其中许多诗篇反映了游学、游宦的艰难与人情冷暖。
对个体生命而言,游宦、游学的经历具有更丰富的含义。
《古诗十九首》中充满了离家者行走的脚步声,“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青青陵上柏》)是近游,“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行行重行行》)则是远行。
游宦之士羡慕豪门、勋贵的奢富,所谓“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青青陵上柏》)。
诗中所描写的洛阳,正是汉末大乱之前的景象:“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
”(《后汉书》卷七○《董卓传》)“两宫”、“双阙”也是洛阳宫阙的真实写照,蔡质《汉仪》中写到:“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
”(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可以想见,洛阳雄伟耸立的宫殿、上与天连的宫阙,这些彰显尊容的皇家气派一定会让初至京城的“乡鄙之士”叹为观止,让他们萌生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的念头。
追求荣名的思想在《古诗十九首》中反复吐露,或云“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或云“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
此外,《古诗十九首》更流露出一种通俗趣味,或沉溺于声色之娱:“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东城高且长》)或沉溺于美酒华服:“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上东门》)或宣扬及时行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生年不满百》)既然游宦是为了显达,就需要交游,而飨宴是文人交游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崔瑗曾经将自己的俸禄大部分用来款待宾客,却因为奢侈而遭到他们背后的议论与指责,崔瑗知道后十分生气,说“士大夫不足养如此”(《后汉书》卷八二《崔骃传附崔瑗传》章怀太子注引华峤《汉后书》),然好客之病终不能改。
蔡邕《与袁公书》云:“朝夕游谈,从学宴饮。
酌麦醴、燔干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矣。
”(《北堂书钞》卷一四八,清严可均辑入《全后汉文》卷七二)则写出了游学者朝游夕宴、怡然自得的生活侧面。
《古诗十九首》也有“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日良宴会》)的吟唱。
在这个浮华奢靡的社会中,作为个体的游学、游宦者,其力量是微弱的,未必都能找到个人的出路。
与马融同时的扶风曹众伯师亦有才学,“与乡里苏孺文、窦伯向、马季长并游宦,唯众不遇,以寿终于家”(《后汉书》卷一一○上《文苑苏顺传附曹众传》章怀太子注引《三辅决录注》)。
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免感到空虚和寂寞,而至于“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明月何皎皎》),甚或终夕不眠,“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孟冬寒气至》)。
《明月何皎皎》诗云:“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思乡之情是实在的,但诗人内心的愁思却是复杂的,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怎样一种哀愁。
诗人不愿启口,我们亦无从推测。
有时生活不如意,则希望藉饮酒来麻醉自己,暂时忘掉世俗的烦恼:“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青青陵上柏》)。
但饮宴之后却更加苦闷,大胆唱出愤激之言:“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
”(《今日良宴会》)文人间的交往也非尽如人意,言语间或有片言之失,接纳时或有不足之憾,于是耿介、是非便因之而生。
崔瑗《座右铭》中的“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或即因此而发。
在游宦、交往中所领悟的世态人情,亦让人感慨。
《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云:“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对不愿施以援手的学友表示了深深的失望。
另外,当时交游中更多“比周伤义,偏党毁俗”(《后汉书》卷四三《朱晖附朱穆传》)的情况,王符《潜夫论议交》曾予以严厉的谴责。
稍后朱穆的《崇厚论》、《绝交论》,蔡邕的《正交论》以及刘梁的《破群论》、《辨和同之论》,也是对这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
从游宦、游学而生的离别之苦与思念之情中,夫妇或男女之间爱情的流露更让人感动。
在这之前,汉代文人常常摆出一副正统的面孔,韦孟《在邹诗》、《讽谏诗》和韦玄成的诗歌是个人对家族传统的颂扬与反思,傅毅《迪志诗》表达了个人对家族光荣的怀念以及对前途命运的担忧。
四言诗如此,五言诗亦然,班固《咏史诗》描写缇萦救父之事,其中颇有个人感慨。
到了《古诗十九首》与秦嘉的时代,爱情才更为勇敢而直接地表达出来。
这种天籁之音是《诗经》中男女纯真情歌的复活,是长期被压抑、束缚的心灵的释放。
《古诗十九首》表达爱情的内容与方式十分丰富,其中既有游子思妇之情:“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涉江采芙蓉》)也有爱人远行之后,思妇独守空闺的孤独与伤感:“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
情在这里只是人之常情,却因其普通而让人感动。
汉武帝《秋风辞》已发出了“欢乐极兮哀情多”的感叹,到东汉这种悲情的抒发更加强烈。
东汉后期是一个感伤、多情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崇尚辞藻的时代。
情与韵这两个时代特点的结合,使情得到一种有节制的抒发。
如《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云: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即是秦嘉《赠妇诗》其三中的“何用叙我心 遗思致款诚”。
诗中吟唱的“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崇尚男女间的至情,而忽略外在的形式,在精神境界和艺术手法上都可以称得上是遗形取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