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
一、群体性事件的涵义
国外学界一般将群体性事件称为“集群行为”、“集合行为”或者直接表述为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活动。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著作《社会学导论》(1921)一书中，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集合行为”，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

是一种情绪冲动”。

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也指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

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

从国外的研究看出，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群体性事件具有自发性、无组织性、群体性、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经历了一个由最初认定为“闹事”而施以打击的行为，发展为认为其有一定合理性而依法妥善处置的演变过程。

2000年4月5日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把“群体性治安事件”定义为“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

”
笔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个别群众或团体、组织在解决矛盾
时，采取的危及社会秩序并与政府、企事业组织及社会其他管理组织形成对抗的活动，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形式。

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分析
有学者从宏观层面上分析，把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为政治、经济、法治、文化和社会成因(陈晋胜，2004)；也有很多学者针对不同区域、领域，从微观上分析，如张振、王冕(2008)从农村着眼，郑恒毅、王健卉(2005)着眼于高校，顾建红(2010)以中西部地区为着眼点等。

概括起来，成因如下：
(一)宏观上
法律法规层面：立法缺位：司法资源供给不足和司法不公、救济不力以及诉讼成本过高。

利益层面：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即长期存在的隐性利益失街和当下社会转型期的显性利益失衡。

意识形态层面：民主意识和公平观念的强化；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公民责任意识、法治理念淡薄。

(二)中观上
体制机制的层面：利益分配和利益保护机制不健全；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缺乏；缺乏有效的诉求机制和双向沟通系统。

政府等行政主体层面：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不高；政府诚信出现危机，政府公信力不足；政府依法执政能力不足；地方政府回应力不足；基层政府权威丧失。

(三)微观上
行政人员的层面：一些政府官员权力寻租、与民争利；公务人员作风简单粗暴，导致矛盾激化升级。

参与群众层面：群众对生存风险、社会公正和生态风险的焦虑。

三、群体性事件解决路径分析
(一)宏观上
法律法规层面：加强法治建设；把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纳入法制轨道。

制度建设层面：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层面：承认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二)中观上
政府层面：规范基层政府行为，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回应型政府，提高政府对社会诉求的回应动力和能力：推进政务公开，强化“透明权力”的建设；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增强党和政府的利益综合能力。

体制机制层面：建立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建立信息公开机制与监督管理机制；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完善民意表达机制；完善责任追究机制；落实领导责任制。

(三)微观上
公务人员素质层面：公务人员要具备较高的政治与政策水平、
较强的执法能力。

从公民素质层面看，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素质。

四、研究缺陷
1、研究内容上，没有进行大规模和大时间跨度的研究，研究不具有动态性和系统性；分析大都是罗列式的，没有进行细致而深刻的探究；缺乏理论根据，理论支撑少；缺乏从行政立法、执法领域的研究。

2、研究层次上，首先。

没有将中央和地方政府区分开进行考虑，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基层，但研究中对基层组织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鲜有提及；也没有考虑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调配合，缺乏整体的观点；其次，各地情况差别较大，研究较少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地理等因素的影响。

3、研究视角上，视角单一，涉及到的学科领域较少。

缺乏多学科交叉分析。

4、研究方法上，缺乏对案例的深入考察和分析。

实证研究少，大多集中在规范研究。

五、研究趋向展望
1、建立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

2、借鉴国外经验，使群体性活动合法化、在合法的管理体制下进行示威、游行等群体性活动。

3、承认利益的多元化，完善利益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利益诉求
表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