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数据群体性事件的国内研究综述作者：蔡维波作者单位：贵州大学马列主义教学部刊名：法制与社会英文刊名：LEGN SYSTEM AND SOCIETY年，卷(期)：2010，""(25)被引用次数：0次1.陈月生群体突发事件与舆情 20052.陈晋胜群体性国件研究报告 20043.胡鞍钢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 20014.中国行政学院课题组我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原因及政府对策研究 2002(5)1.期刊论文李鹃.Li Juan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考-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9(9)处置群体性事件是需要社会各部门相互配合、综合治理的一项社会工程.彻底解决群体性事件不仅要使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发展,而且要强化行政机关的依法执法理念,要运用法律手段处置群体性事件.2.期刊论文缪金祥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19(2)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张力的增大、人们需求增长与需求满足滞后之间矛盾的激发、个人社会挫折感和社会不公现象,引发现阶段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体性事件的妥善处理应采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加强法制建设,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纳入法制轨道;拓展群众表达意见的渠道;公安机关发挥职能作用,主动出击、综合治理等措施.3.学位论文汤利峰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群体性事件分析2006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

我们的当前工作必须要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任务有机结合起来。

防范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群体性事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作本身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它不仅仅涉及到改制企业资产属性的转换，而且还涉及到企业职工身份的转换。

同时，还涉及到新旧利益格局的转换。

国有企业改制对原利益格局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企业的股权有国有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转换为非国有，而职工的身份也由事实上的国有固定工转为市场合同工。

国有企业改制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效非常明显。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并逐渐形成普遍性和社会性,而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多，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群体性、组织性、效仿性、破坏性、反复性的特点。

由于改革措施还不够配套,规则还不够健全,国有资产出资人没有完全到位等诸多原因,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损害了社会公平,也影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

特别是对职工利益的侵害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针对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即职工思想观念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问题，改制中的腐败问题，职工利益不够重视问题，应分别给予纠正，职工思想观念要转变，要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社保要为国有企业改制先行，要建立针对腐败的惩防体系，让职工参与改制。

国有企业改制关系到发展、稳定的大局，改制中所凸显出来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合理解决，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解决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从预防入手，化解入手，全面建立起长效防范机制，也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

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作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指导改制，防患于未然，抓好长效预防机制，主动变“上访”为“下访”，“以人为本，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让职工群众能够共享改制成果，那么，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就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有效控制和妥善解决。

4.期刊论文章春明.刘华城市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症结及思考-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4,""(1)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当前产生群体性事件的症结:1、企业改制中下岗人员和困难群体继续增加;2、劳动力就业形势严峻;3、社会保障制度滞后;4、以矿兴市(镇)的城镇有的面临资源枯竭.措施:1、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努力扩大就业;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及时化解社会矛盾;3、未雨绸缪,为我省以矿兴市的城镇找出路,使维稳工作做到防范于未然.5.学位论文谷水冰焦作高新区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2007焦作高新区自2000年5月29目成立以来，市政建设和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由原来的一个乡转变为现在初具规模的城区，在高新区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也被快速征占。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就业的主要岗位和收入的主要来源。

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保障。

加上较低的征地赔偿标准、就业安置不完全、整体谋生能力差、社会保障滞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经常出现群体性事件，产生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也影响了政府形象，使工作受阻。

本研究通过对焦作高新区的现状分析，得出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一是特殊的征地制度缺陷，二是特殊的政府工作模式失去了对基层农村工作的过多关注，三是损害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后没有后续保障工作。

针对以上问题，从焦作高新区实际出发，提出要在土地征用过程中走市场化道路，让农民有充分的参与过程，充分保障农民利益；二是引导农民与进区项目合作开发，共同分利；三是明确征地补偿费中政府、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关系，严格控制用途；三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理顺行政体制，注重加强对基层的组织领导，投入较大的精力和费用，首先解决好农村、农民问题，然后再发展招商引资和区域经济。

6.期刊论文吴正海.张王定.WU Zheng-hai.ZHANG Wang-ding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研究-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7,21(4)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组织化倾向明显、联动性增强、诱因更加复杂.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而群众合法利益受到侵害、基层工作薄弱、官僚主义作风、参与人员法制意识淡薄、别有用心者煽动等因素是其发生的直接诱因.要处理好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矛盾隐患;必须强化基层组织建设,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化解矛盾能力;必须提高群众素质,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完善社会宣泄机制;必须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区分性质,及时妥善处置.7.学位论文孙鹤汀征地纠纷的政治分析——以Q市H区城郊村为例2009近年来，因征地而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已经成为目前农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突出问题之一。

在中国，土地问题历来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

由政府征地引发的纠纷集中反映了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关系，从而具有超越经济和社会性的政治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Q市H区为例，对因征地引发的纠纷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运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其性质、根源和后果，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

第1章首先从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关系的角度系统地梳理了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的历史沿革。

建国初期，国家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权利，极大地满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参与和支持，这使国家政权获得了空前的合法性。

在土地改革的进程中，为了解决国家建设用地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台了有关土地征用的法规。

这些法规虽然对征地的程序等规定的非常简单，但是明确了对于被征地单位或个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或者实行土地调换，并且注重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安置，体现了对私有土地产权的尊重。

随着形势的发展，土地改革所形成的“耕者有其田”很快被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制所取代，农民对土地的自主权被剥夺，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

1960年代初国家调整了土地政策，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的自主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

这一时期的征地制度以保障被征地者的利益为首要条件，在征地程序中强调被征地者的参与。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

这极人地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改善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在征地制度中国家强化了非农用地的管理权限，对征地补偿做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征地的强制性大大加强，被征地者的政治参与力度下降。

第2章首先对调查个案征地纠纷的情况作了总体介绍，然后对征地纠纷进行了分类。

调查发现，1990年代末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H区大量农村土地被征收。

被征地农民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社区组织、开发商、基层政府等）因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拆迁补偿费等有关权益问题发生的争执、矛盾或纠纷也随之而来，并呈现出增长态势，已经成为当地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

从纠纷主体的角度看，H区的征地纠纷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被征地农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的纠纷。

这类征地纠纷所占比例较大，约为征地纠纷总量的45％左右。

纠纷主体是被征地农民和社区干部，纠纷方式一般表现为干群当面争执、联名信访、集体上访、冲击政府等，纠纷原因多是由于社区组织或干部侵犯被征地农民土地权益而引起，因而极易引起民愤，产生群体性事件。

二是被征地农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纠纷。

这类征地纠纷所占比例大约为征地纠纷总量的30％左右。

其纠纷主体主要是被征地农民群体（或少数个体）和开发商；纠纷方式多表现为聚众阻挠施工、阻塞道路、群体械斗等，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开发商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缺乏诚信等。

三是被征地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纠纷。

这类征地纠纷所占比例大约为征地纠纷总量的25％左右。

其纠纷主体主要是被征地农民群体（或少数个体）和基层政府；纠纷方式一般表现为联名信访、集体上访、聚众阻扰施工、冲击政府等，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低、落实不到位等。

第3章首先分析了征地纠纷的性质，然后从利益的角度分析了产生征地纠纷的根源，最后指出了征地纠纷的政治社会后果。

征地纠纷的实质是政治问题，反映和体现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因为一是在当代中国，土地问题的实质仍然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

二是尽管在征地纠纷中被征地农民、社区组织、开发商和基层政府等当事人之间表现出多维复合关系，但最终都演变为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和冲突。

这是由现行征地制度决定的、无法化解的结构性矛盾。

在现行制度下，凡是不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用地单位或个人需要使用土地，都必须请求政府动用征地权，通过“征收”这一行政化的手段进行。

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是政府和农民在征地问题上直接发生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