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3期（总第153期）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ZhengzhouMunicipalCommitteeNo.3，2018（Sum，153）社会建设
摘要：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学术界从概念界定、产生原因、
发生机制、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通过梳理既有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对群体
性事件的界定愈加中性化和去政治化，更加重视媒体网络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并主张理性化
和法治化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概念界定；应对策略；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701（2018）03-0080-04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
张国军，史明玉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1120）
收稿日期：2018-04-08基金项目：2016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编号：2016QNMK02）、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7CZZ003）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张国军（1982—），男，山东滨州人，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史明玉（1997—），女，河北秦皇岛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中经常出现某地发生
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人们对群体性事件一词早已不
再陌生，甚至自己就是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和经历
者。群体性事件对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有着重大
的影响，政府和学术界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力图探
究群体性事件蕴含的深层问题，以便能够快速应
对、有效解决和积极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目前，
学术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文力图从多个角度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
进一步研究群体性事件提供参考。一、群体性事件概念的演变与界定
“群体性事件”一词是经过了多个阶段的演变
而最终确立的，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
了界定。从“群众闹事”“骚乱事件”这样明显带有
批评意味的概念到如今对群体性事件客观中立的
界定，学者们在给群体性事件定义时也蕴含了自己
的价值判断。1.群体性事件概念的演变。对群体性事件这一
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时期、
不同学科对此有着不同的界定。目前得到普遍认
可的是，群体性事件一词是经过许多阶段的演变才最终确定下来的。不过，不同学者对这一概念演变
过程的具体阶段的划分有着不同的见解。曾海若
将群体性事件的语词演变划分成五个阶段，分别为
“群众闹事”、“治安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或“突发
事件”、“紧急治安事件”以及“群体性事件”［1］。肖唐
镖的考证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他认为自1988年
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近似称谓有“突发事件”
“群众性械斗事件”“群众性闹事”等数十种，第一次
使用群体性事件一词是在1994年，并在2003年以
后成为统一且较为正式的用法［2］。2.群体性事件概念界定的多元化。群体性事件
概念的界定比较多元化，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
科分别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进
行了界定。政治学学者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界定
为人民内部矛盾，如王伟光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人
民内部矛盾对抗和激化的具体表现，是指由人民内
部矛盾引发的严重影响、干扰乃至破坏正常社会秩
序的社会冲突事件”［3］。他们认为，通过合理可行的
方式可以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其风险是可控的，
并从组织规模、目的要求、后果影响等方面对群体
性事件进行定义，着力突出群体性事件的针对对象
80及表现形式。社会学学者从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
风险等角度定义群体性事件［4］，其中蕴含着对群体
性事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的评估和判断。社会学
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主要强调两点：一是部
分人利益受到侵害或者得不到满足，二是其结果危
害了社会治安和稳定［5］。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群体
性事件具有显著的利益导向性，参与者试图利用冲
突达到他们的目的。法学学者强调群体性事件的
法律性质、产生原因和区别对待问题，主张对群体
性事件界定的中性化。他们认为，不仅应考虑到群
体性事件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引发治安
问题等负面影响，也要看到它是一种人们表达利益
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方式。群体性事件异常
复杂，因此要“细分群体性事件的不同属性以及不
同类别的刑罚所涉对象，进而审慎地作出刑事政策
的正确选择”［6］。3.群体性事件概念的演变与界定中的价值判断。
不论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的演变被划分为几个阶
段，也不论不同学科如何界定和出现了多少与“群
体性事件”近似的词语，这些定义体现了人们不同
的价值判断。“群众闹事”是人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
而采取的聚众闹事的暴力行为，对社会治安乃至经
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从词语本身的含义上
可以看出这是个批评性的词语，被视为无理取闹，
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群众性械斗事件”则被
理解为主体是群众、所用方式是机械斗殴、对社会
稳定和治安构成极大威胁的事件，同样是批评性
的。若从违法行为和消极影响角度界定群体性事
件，无疑会使人们更加关注它对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并不关注事件组织者、参与
者的行为原因和目的，这种界定背后的价值判断同
样是否定性的。批评或否定性的价值判断影响着
人们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思路和方式，因而传统的
基本思路是维稳，以压制为主。也有学者从群体性
事件的积极意义出发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群体性
事件具有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对公民权利意识的觉
醒、政府施政过程的改善、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都具有积极意义［7］。相较于众多聚焦于群体性事
件消极性后果的批评性研究，这种观点有利于政府
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群体性事件，毕竟批评性研
究更容易使地方政府出于维稳的需要而采取行动
予以压制，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非探究事件的
根源并妥善处理民众诉求。当然，群体性事件的积
极功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的，现今的问题是，一些人抱着事情闹得越大、问题就越好解决、得到
的好处就越多的心态，使本不严重的事情产生了恶
性后果，这种做法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浪费了公
共资源，还形成了不良的示范效应。二、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
根据国外解释群体性事件的价值累加理论来
看，有利的结构条件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一
环，了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对预防群体
性事件的产生具有基础性意义。我国正处在社会
转型期，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
些地区之间差距较大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分配
不均衡的问题。经济转型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动
了一些人的“蛋糕”，利益受损的人们相较于其他人
更有可能发起或参与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主要
涉及利益冲突这一点与很多学者给出的群体性事
件的定义是契合的。
从一些学者的调查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不难
看出，群体性事件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征地拆迁、劳
资关系、环境保护、医患冲突等。利益分配不均衡，
同时，诉求表达不到位，正当权利不能得以维护，便
诱发了群体性事件［8］。因此，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
在生产生活中自身利益受到某种程度侵害的人们
带着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希望通过游行、罢工
等方式引起政府或企业的重视来谋求问题的合理
解决。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产生背景有近乎一
致的观点，但对其产生原因的认识则有所差别。总
体上来看，学术界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了群体性事
件的产生原因。一是情感机制所致。“因表达不畅
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
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
制”［9］。利益相关者在情感共鸣的作用下聚集到一
起谋划解决事情的办法，群体性事件就成为他们的
出路乃至发泄出口。二是阶层之间的差距所致。
阶层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使得弱势群体在许多方
面与精英群体相差甚远，这种差距使弱势群体对精
英存在怀疑和不信任，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时会
加重这种不信任。当协商等正常途径无法解决利益
冲突时，弱势群体就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试图通过
将事情闹大、向相关部门施压的方式获得解决。三
是政府不作为或治理失误所致。一些地方政府在群
众反映问题时含糊其辞，推脱责任，甚至回应过激，
都会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升级［10］。四是资源的有
限性所致。人们出于争夺有限资源的需要结成群体
以扩大行动力量［11］，从而导致并放大了群体之间的
81矛盾冲突。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学术界主要从社交场域中的主体、人情关系、
演变过程和社交媒体四个角度研究了群体性事件
的发生机制。
1.从社交场域中的主体角度看。社交场域中的
主体分为三种类别，但在具体划分上存在差异。齐新
林主要是从社交场域的角度进行考察，将话语主体分
为官方话语、来自公共事件主体的民间话语和来自社
交媒体用户的民间话语。公共事件主体希望通过社
交媒体传播事件信息，争取社交媒体用户的支持；没
有直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社交媒体用户对事件信息
的传播和话题讨论直接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方
向；而由政府主导的官方话语的表态直接影响着事件
的走向，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接受则事件趋于平息，不
接受则事态扩大化［12］。以上三种主体对事态的发展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任何一方处于强势地位都可能会
对事件的走向产生影响。李春雷和舒瑾涵则将主体
分为传统媒体、新闻媒体和草根民间三类［13］，显然此
处的新闻媒体是指非官方的但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媒
体，其发声能够产生极大的影响力，而草根民间则是
事件参与者、微博大V等的发声。不论是何种划分方
法，学者们都将社交场域视为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机制和工具，哪一方利用好这一工具，就有利
于事件朝着其希望的方向发展。
2.从人情关系角度看。人情关系是社会学研
究的重要领域，被许多学者用来解释群体性事件
的组织机制，一个人或一群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会
发动自身力量，筹集一切资源来帮助个人或所在
群体完成目标。罗兴佐认为，“人情网络、地方性
伦理和村社舆论构成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内
涵，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良性互动共同影响着
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人情网络使人们的情感爆发
和聚众具有循环反应的特点，地方性伦理促使人
们形成集体认同，而村社舆论则能够有效克服人们
的‘搭便车’心理”［14］。
3.从群体性事件的演变过程和参与人员的结构
看。这一角度清晰地诠释了群体性事件从最初产
生到发展再到回落的过程，并将事件涉及人员按照
分工分为三个层次。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前期的酝
酿和动员、中期的发生和高潮以及后期的回落与结
束。在前期酝酿阶段，利益相对受损的个体将挫折
归因于外部原因而产生不满的心态［15］，从而酝酿群
体性事件，并动员与自己情况类似的人参与其中。在中期发生阶段，事件主体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来
助推事件的发展。在后期，群体性事件由于政府的
出面解决或达到了事件主体的目的而结束。从参
与人员的行为结构与所起的作用看，每起事件基本
上存在三个层次，即核心的组织领导者、附和的骨
干分子、围观的普通参与者［16］。领导组织者起着动
员和“军师”的作用，而真正的执行者是下层群众。
4.从社交媒体角度看。社交媒体是群体性事件
发展的催化剂。众多学者分析了社交媒体在群体
性事件中的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
事件参与者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形成舆论和话题
以寻求关注与支持。二是社交媒体为博得关注而
扮演传播者、社会动员者的角色，使事件的某一部
分经过加工或被放大后暴露在公众面前，如刘小燕
所言，“国内社交媒体在政治性公共领域仍占有一
定空间，其更倾向于扮演话题发起利益诉求、‘动议’
释放、公共抗争和社会动员的角色”［17］。三是与事
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旁观者也参与进来，通过社
交媒体关注事件的进展，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支持
或反对某一方的立场。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消息传播速度极快且关
注人数大大增加。由于新媒体具有及时性、隐蔽
性、大众化、信息真伪难辨等特点，它在信息传播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当今中国犯罪率
比过去低很多，但人们反而觉得不安全，原因就在
于过去消息传输不发达、传播范围有限，人们无法
获得更多、更远的信息，而如今千里之外的事情瞬
息即晓。新媒体的存在给群体性事件带来了更广
泛的影响，使更多与事件本身毫无关系的人们关注
甚至参与到事件中来，这相较于信息传播不发达的
时代更考验政府的治理能力。四、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思路
目前，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思路进行了
许多研究和探讨，形成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大致可
分为三个方面。
1.传统思路。传统思路通常从各类主体的角度
提出对策，如民众应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政府应积
极回应民众表达并克制权力冲动，媒体应理性参与
并搭建对话平台。随着对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深入，
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被提升到了
更加重要的位置，学术界也随即将观察视角转向了
地方政府。这类应对思路属于传统的主体分析法，
往往通过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每个相关主体来寻求
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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