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新析提要：中庸之道在中国源远流长，几乎是与封建制度一起开始的。
通过西汉统治者利用思想的介入，儒家思想也靠近政府，成为理所当然的正教。
中庸思想随封建统治持续了两千多年，并且脱离制度的某些依赖因素，成为部分人的处世之道。
但不论其发展如何，或何时消亡，今天我们在创新时都应对其加以重视，尤其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今天，了解它已成为一种必然。
关键词：中庸，创新，传统的陈旧，创新的艰辛。
正文：中庸之道新析一、新旧之异同有一本书就叫《中庸》，列入儒家“四书五经”范畴，也是八股取士必选内容之一。
随着儒家传统的延续，中庸两字也就纵行于历史间。
有人维护它，有人批评它，但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它还是有存在的基础，并且渗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侵蚀人们的思想。
激进的人们向来对中庸持否定的态度，但又找不到强有力的理由加以反驳。
原因之一就是中庸没有错，不支持也不反对，永远保持中立。
例如，有人坚持男人比女人累——男人必须养家糊口，有人认为女人比男人辛苦——生孩子与日常家务。
这时中庸之道有用途，一位调解者出来安慰双方：“我说呢，还是男人女人一样累，你们俩人都有道理，就不要争了。
”立即俩人的观点被封死。
中庸之道，不求创新，只希望能保持原状，这对于那些无主见、墨守陈规的人来说，就像是一张无形的防护墙，他们的手可以伸出去影响别人，而别人的新颖思想跨不进去。
而且，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能创新或不敢创新、不会创新，他们总是摇摆不定，不敢冒险。
这也是中庸之道持久存在的原因之一。
新中庸强调为自己保留攫取利益的阵地。
他们有时也批判中庸，原因有二，一是此事与自己联系不大，严厉批评无人反对；二是此事关系自身，不批驳难以自保或获利。
本来是左右两个唇枪舌剑，他却横插一杠，在和解的基础上以功者自居，要钱要粮，白白捞得一笔。
从旧中庸到新中庸，人际关系呈冷漠趋势。
古时提倡中庸，现今舆论批评中庸而呼吁人们创新。
在今天，社会呼吁创新，这个时代的人如果不从古代那里正确了解中庸思想，那么他们在创新时就很难衡量其行为的新颖程度。
二先民眼里的中庸曾有一次上课，老师谈及中庸之道就义愤填膺，他斥责道：“中庸之道，最是害人不浅，弄得偌大一个国家没有生气，一片死气沉沉。
”虽然中庸之道不及枪炮之疾厉，但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果我们拎着中庸走进古代，会发现中庸之道也不完全是个坏东西。
中庸思想，儒家传统文化首当其罪。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在他那部伟大的著作《美国与中国》中曾对孔孟之道做了精辟的阐释，“……它主张忍耐、和平主义以及妥协等美德；主张中庸之道；主张守旧和知足……”，“……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
儒家兴起于战国，汉代奉为正统，被统治者所推崇，皇帝看中并利用了这些思想，中庸之道也不例外。
西汉初年，统治者借用道家“无为”思想重新阐释了百姓应如何学会中庸。
开国之初，统治者为安抚百姓，总会采取一些减轻徭役赋税之类的政策，他们希望获得民众的拥戴，另一方面，政权在握的他们更希望老百姓能接受这种中庸思想而使王朝长治久安。
其次，小农经济的模式束缚了人们的行动场所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守着两亩薄田，终日劳作其上，一年所得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土地和家庭成了他们活动的两大场所。
再次，因经济能力限制，加上中国语言文字的难学，使他们对知识的了解少得可怜，常常被一群御用文人用儒家传统愚昧着。
十年寒窗苦读，方有机会金榜题名进入仕途，而一般农民是难以拿出这笔教育投资的——时间、金钱。
这三条原因足够他们受的，那么他们除了衣食住行外还能干什么呢？生存上能温饱对广大农民来说已经足够了，而生活上呢？他们做的就是尽忠尽孝，接受儒家思想，因为这已经深入人心，而且成为评价一个人的基本标准之一。
要想获得孝子节妇的名声，需要付出很多，礼教二字，使许多人终生为此操劳。
这就很容易看得出，中国农村是中庸思想最广阔的温床。
他们忙碌于田地间，奉承于长辈智者前，默守陈规，遵循儒学礼教，中庸之道也就推广开来。
从“天子”般的皇帝，到衙门官员、地主、土绅，人人学习中庸之道、崇尚儒学，一直延伸到最底层的乞丐、“商人”（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一直很低）、艺人。
两千年王朝，两千年封建制度的中庸，至今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德道，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些高度精练、意思深远的字眼，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伦理基础。
对待他人，看待问题，不偏不斜，持中庸之势，没有冲突，这才符合道德标准。
大家和和气气，礼尚往来，有冲突、磨擦，先到祠堂思过，有事心里压着，别伤了道德两字（每个人都有个面子）。
因此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肯吐露真言，临终前说出来，却又起不到家训应有的作用。
经济上的追求温饱，思想上的禁锢奴化，使得广大民众“没有了”主见，遇到问题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所措，六神无主，从众心里，这正是中庸之道形成的前提，于是乎，中庸之道也就成了他们的对人态度、处世良方。
三认识中庸之道在古代，包括那段屈辱的历史，中庸思想盛行于世；而在现代时代，却受到人们的批判。
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究其根源，我认为还是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关。
费正清先生在论述中国社会的本质时谈及中国的商人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状态，在这一节中他指出：“……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资源，而不是开发大陆和新工业。
”这样就表现出中国家庭的势单力薄，没有资源基础作长足发展。
中国向来不提倡工商业，这两种行业还要受到官府压制；商人赚钱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买田置房，一般不愿扩大规模；许多行业被置以国家垄断（世代官商），工商业者无从进入；经济发展没有足够的可利用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没有市场，并不存在一定规模的细分需求方市场。
农民精耕细作，埋头在田间苦干，商人就没有壮大的机会。
一直以来，封建社会保持着寡而足的状态，从来没有增加收入这样激励人的问题。
这样一种社会现状，根本用不着创新，再加上思想上的守旧，中庸思想自然很稳固。
有稳固的中庸之道作保证，那些富有主见、积极探求而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对王朝不利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自我保守，逆来顺受，只求安稳，不索新颖，在经济不发达的封建时期，这种国民陋习正好有助于统治安定。
当一个新王朝建立后，社会“恢复”安定，国家百废待兴，思想定格的老百姓会自觉运用脑中记忆来恢复家园、恢复生产，几乎不用统治者鞭策，因为民众认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统治者的仁政开辟出赞誉之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不管谁来统治，能让老百姓安定，能使民众拥戴，就能统治较长的一段时间。
所谓时势造英雄，故事也。
开国、中兴皇帝一般英明有作为，两相投机，正为统治提供了思想根基。
这也难怪封建礼教影响非比寻常，明白了这种惰性与这种互补，理解它也就不难了。
进入现代，形势大变。
共产党土改政策，一下子把顺从惯了的民众唤醒了，农民分得土地，摆脱了以前那种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立刻变得活跃起来了。
但第一件事情是清洗脑子、改造思想，新中国的领导人看到全国革命形势高涨，顺势利用了这种热情，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全国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
在这段时间，中庸之道和其他一些思想一样被压在最底层，表现在外就是人人纯洁。
结果很明显，人们的思想上了一个大台阶，并使许多观念深入人心；但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并未见其如何合理使用手中的分得财产。
可以说，那二十年是一场对旧制度、旧思想最有力的冲击。
但生活在国家中的人并不只是一名阶段分子，他还是一个有着各种需要、不同欲望的社会成员。
一旦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专政程度减弱，必然会释发一个人的深层渴求，在中国正发生了这种变化，并由于改革开放引发得更为激烈。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满足了生理需要，就得考虑安全、社交，现代中国正在迈向这一步。
但一个理论是难以对人际关系做出明确预测的，现实并不像书本那样直来直去、一眼看透，许多隐含的只有亲身经历才会体验到。
从国家、社会来看，批评中庸创新流行的很，这也是那些信息要害部门——新闻、报纸、电视、杂志的呼声和口号，但国家的影响力并不全部体现在个人身上。
作为具体的一个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及与自己有关的周围环境，然后才会在酒足饭饱之后谈论国家大事。
社会的激烈竞争，使得一些人的观念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其他人，最后使每位成员都带上灰色。
中庸之道重行于世，可以认为是发展过程中现实与变化不适应而出现的事物，它总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第一类是竞争失败的人。
而对愈来愈远的理想和成功，他的自信心逐渐消落，直至自己“认命”！第二类是对竞争无可奈何的人，他们并没有失败，也没有成功，只是在纠缠中不小心被挤出圈子而掉线。
感到世态炎凉、人心险恶的就是这类人。
第三类是正邪难辨的“术士”，他们有时批判中庸，有时利用中庸，而且能从中获利，正是“新中庸之道”的代表人物。
前两类是每个时代都有的，惟独第三类是个新生的怪胎，之所以是个新现象，一是持这种思想的人成群成片，二是它本身有许多诱惑性的东西。
这类人，可以说他城府很深，也可以赋予它一个新名词——复杂人。
他的需要时常变化，但不是靠正道来获得，常常是投机取巧，或敲竹杠，或坐收渔翁之利，而且获取简单，不易被人察觉。
其次，这类人会宣称，人性是恶的，你坚持“性善论”不过是博得两句赞扬，而利用则是实在的利益。
结果，这种似是而非的思想侵害了许多人，而且占据了某些人的头脑。
正像我的那位老师说的“没有生气，死气沉沉”了。
默认中庸是因为创新太难，成为许多人的借口；更多的人是因为传统的束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害怕创新后遭到非议和批评，“人言可畏”是他们的理由。
这两种人只能说他们内心并不是真的创新，而仅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周围人的反应。
没有意志的支持，没有坚定的信念，刚伸出一个角，一看周围不对劲，又立即缩成一团，这也不能叫做创新。
人们顾忌太多，却又是现代新中庸蔓延的温床。
守旧容易创新难，谁也无法否认。
把新旧两种中庸之道比较一下，同时也把新旧“温床”比较一下，我们立即会发现这种无奈的蕴含：一是缺乏创新精神；二是没有良好的环境，即——创新体制。
四中庸与创新仍然是费正清的力作《美国与中国》中的一段，“作为现代独裁主义的中国过去传统的一部分，是普通人民对政府的特别消极的态度，是个别公民对国家事务显然不负责的态度。
”从内因决定论来看，创新首先需要个人心理的意志支持，回应上面这段引文，就是在考虑问题时把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
以前是特别消极、显然的不负责任，现在要从自身转变过来，关注政府出台的政策，关注国家大事。
同时作为统治者（政府），它应该从体制上给人以轻松自由的环境，即实行民主制度，权力下放，予以自由空间。
要把国人对朋友、家庭的忠诚转移到对公共利益的顾及上确实很难。
长期以来，权力在顶层的高度集中，造成下级“自由决策的真空、落实执行的扭曲”。
领导人把下级当作一个上传下达的工具，没有明显赋予下属独立思考的权利；而下级上报工作时，充分利用了上级领导人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报喜不报忧，造成一副正确有效的假象于是，上传下达的苍乏无力与上报反馈的虚假邀功，使得中庸之道普遍存在，可以说，这是旧体制给人的一种递延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