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一体化的特点2012级历史学120301082 张兰兰回顾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二战后的欧洲整体地位下降，从昔日的霸主变成此时的美国后面的跟屁虫，欧洲整体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整体联合的意识慢慢萌芽，当然这并不是欧洲联合的全部原因，但却是导火索。

真正的欧洲联合是在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签订到现在六十多年的时间，欧洲虽然没有达到欧洲联邦的目标，但是欧洲一体化还是取得巨大的进展，而面对这样一个高度的政府间的联合，他们在联合过程中具有怎样一些独到的特征呢？一、总结历史，超越民族间的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大陆自中世纪到二战一直陷入混战当中，国家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在混战中脱颖而出的几个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各国的矛盾日益加重。

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发展到其极端,形成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强调本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惜损害、侵略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并以为天经地义。

欧洲国家之间由于民族主义的极端化而战争不断,或是为在欧洲争夺领土和生存空间,或是争夺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民族极端主义的表现无处不在，德国的“战争伤疤”变成新纳粹图腾；而法国：“去妖魔化”能走多远；英国更是以爱国的名义实施暴力；俄罗斯的光头党试图“有所作为”等等。

坚持文化多元和族群包容是欧洲二战后一直坚持的主流价值，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石之一，而极右翼思潮则是对此主流价值的极大挑战。

如今，挪威凶案用血淋淋的现实给欧洲国家以警示，如何在继续推动主流价值的同时遏制极右思潮的蔓延和升级，欧洲社会正面临考验。

纵观欧洲的历史，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弥漫于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回顾纳粹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就足以说明民族主义极端化的危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引起欧洲人民和社会精英的痛定思痛的反思。

于是,欧洲民族主义出现了一个转折或转型。

一批欧洲主义者,把民族极端主义和绝对的民族国家主权视为战争的根源。

认为对此如果不加以破除,则新的战争仍然不可避免。

而法德之争成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键点，法国的欧洲主义者让·莫内认为欧洲必须走一体化之路,才能解决法德之争。

但是,如果还是以战胜国高人一等的态度来对待德国,就不可能解决问题。

法国必须放弃第一次大战后那种作法,要把法德放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限制主权,把法德之争引上欧洲一体化的轨道,从而使法德战争成为不可能,并为欧洲联邦奠定最初的基础。

二、经济一体化为先导纵观欧洲半个世纪的一体化过程，我们可以清楚的领略到欧洲一体化最先是经济的联合，首先通过在经济领域的磨合，以减少各成员之间的冲突，实现政治，科学，文化等等其他领域的联合。

经济一体化先行,在经济一体化达到相当的程度后将政治合作甚或一体化作为补充或保障手段提上日程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既有规律,它体现了欧盟国家主权让渡先经济后政治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明确显示了主权国家对政治主权让渡较之对经济主权让渡更为敏感的心态,也说明了特定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能为成员国带来最为明显的收益。

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重要条约的批准情况来看,欧洲民众最为关心的也是其切实的经济利益。

那些与其目前的实际利益相距甚远、甚至可能具有某种潜在负面影响的宏伟蓝图和冠冕堂皇之词,难以引起他们的共鸣。

因此以经济一体化为先导，可以让欧盟成员国以及各成员国的人们看到一体化所带来的益处，兴起对一体化的自信，同时可以不断吸引其他欧洲国家的加入。

使得欧洲一体化逐渐的朝着更加紧密的联合。

三、求同存异欧洲一体化的总设计者考虑到欧洲成员的利益不可能永远的一致，因此在成员国之间通过的政策带有很大的弹性、灵活性，保证欧盟能够紧密的联合不致因为矛盾而解散。

欧盟成员国不同的国家利益通常会导致对一体化政策发展的不同需求, 强求一致则有导致政策发展停滞之虞。

由于任何成员国都不可能在所有的政策问题上永远处于多数,或说处于有利地位,故妥协与规避就成为一体化政策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

所谓规避,即在特定政策提案对某个或某些成员国可能具有潜在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可考虑对该政策提案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条款进行例外处理,也即可以不适用于这些成员国,以换取持反对意见的成员国同意该项政策发展。

这种一体化政策的弹性适用或者说灵活性贯穿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始终。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创建了欧洲货币体系中的汇率机制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就包括了某些灵活性要素, 即不是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加入一体化进程的所有方面。

80年代中期确立的申根体系明确认可不介入这些机制的成员国。

20世纪90年代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继续依循并极大地扩展了这种弹性原则。

如马约将两个新的政策范畴—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司法与内政领域的合作游离于欧共体的政策制定机制之外,而由各国政府商定。

这是由于一些成员国认为这两个支柱涉及敏感的国家主权,在现阶段难以适用超国家的决策机制。

这种特殊政策特殊处理的方式既照顾了成员国对其主权利益的考虑,又保证了一体化向外延扩展的方向发展,进而为成员国实现其整体国家利益提供了现实基础。

此外,马约第一次将成员国不包括在某些政策领域以条约的形式给予特别的阐明。

如社会政策在马约谈判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困难。

尽管有11个成员国希望给予社会宪章以坚实的条约基础,但由于英国希望该政策领域不扩展到欧共体现存政策职责中,导致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陷入僵局。

1991年12月马斯特里赫特欧洲理事会最终做出妥协,授权其他成员国在没有英国参加的情况下,使用该条约的机构、程序和机制实行更为广泛的社会政策。

阿约使这种选择退出的灵活性进一步具体化,并以补充进欧共体条约和第三个支柱中的一般意义上的灵活性条款和补充进第二个支柱中的建设性弃权条款使这种灵活性进一步机制化。

具体而言,一体化政策的弹性适用表现为成员国有致力于推进一体化的选择权,亦有退出一体化进程的自主权。

如欧盟谨慎地推行“多速欧洲”战略,马约允许英国和丹麦享有实施经济一货币联盟的例外权,允许英国暂不实施社会宪章等, 这些均体现了欧盟成员国的主权意志并未因其成员国身份而受到减损。

在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成员国在特定政策问题上仍保有极大的回旋余地。

事实上,这种灵活性也是保证一体化顺利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四、欧盟总体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动态平衡欧盟个成员国与欧盟总体的动态平衡是处理欧洲事务的重要原则和宗旨。

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是相当独特的，对欧盟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

由战后初期的保持距离甚至对立转变为迫于形势而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

英国加入后始终是欧共体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国。

８０年代末期以来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目前，英国政府的对欧政策是既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愿从欧盟中退出。

正是因为英国一直在努力保持在如何具有超国家集权和政府间合作双重性质的欧洲联盟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

很能达到与欧盟整体之间的动态平衡。

但是这种动态平衡在不断切合当中，其中政府间主义主张民族国家政府在政策与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协商合作为主要特征, 国家具有日程设定和政策发展的完全控制权，超国家主义主张主权国家在特定合作问题上的主权意志应受到一定的制约,国家政府在日程设定和政策发展方面的控制权应让位于某种超越国家权力之上的多数意志或机构。

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成员国既要维护其主权权力,又要寻求以合作乃至一体化的方式不断扩展其主权利益,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两种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冲突与妥协。

因而,欧洲一体化进程明显地表现为欧盟总体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动态平衡。

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6个创始成员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除法国以外都愿意认可并鼓励欧洲一体化某种超国家主义的发展,但法国戴高乐总统在积极支持一体化进程的前提下,更愿意保留“不可分割的民族国家主权”。

法国是西欧最大的农业国,要求欧共体实行有利于补贴农产品出口的共同农业政策,主张提高农业基金用于补贴出口和干预收购价格的比重,提高成员国征收的农产品进口差价税上缴基金的比例,但不同意共同体委员会通过掌握共同体的巨额预算拥有更大的超国家权力。

戴高乐坚决反对任何使共同体向超国家方向发展的意图。

法国同伙伴国围绕共同农业政策和共同体权力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致使有关谈判陷人危机。

双方的争执超出了共同农业政策的范围,而涉及共同体发展方向这一根本问题,反映了“多国家的欧洲”和“超国家的欧洲之争”。

联合自强毕竟是欧共体成员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各成员国经过讨价还价,于1966年1月达成了“卢森堡协议”,即卢森堡妥协案“卢森堡协议”削弱了罗马条约中的超国家因素,使共同体内部的权力重心进一步移向各国拥有否决权的部长理事会。

显然,该协议较多地体现了法国的主张和要求。

卢森堡妥协案虽然没有法律强制力,但政府间主义在共同体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大为增强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权力受到制约,部长理事会的决策逐步习惯于采用一致同意的方式,甚至在条约规定允许使用多数表决的政策领域也是如此。

1973年欧共体的第一次扩大加强了政府间主义的影响,新加人的两个国家丹麦和英国国内对欧共体成员国资格都有强烈的反对力量,并对超国家主义持怀疑态度。

1982年希腊的加入具有相似的效果。

20世纪70年代西欧经济的衰退亦开拓了政府间主义的市场,因为经济不景气迫使成员国对欧共体的一体化政策更为挑剔,对当务之急的经济问题更注重从国家的层次上寻找解决方案。

然而,上述政府间主义的压力和影响并不能、并且也从来未能完全阻止超国家主义的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成员国数目的增加、过于僵化的政府间主义对一体化的无为和阻滞作用日益明显并显现出明显的负面作用, 多数国家对一体化的超国家主义发展持更为积极的态度。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特性不是孤立的平行进程, 而是相互排斥、互为补充的动态过程。

这一点由委员会在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最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一方面,委员会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发动机,但另一方面,委员会又不能超越成员国主权意志或政策偏好的制约。

此外,欧盟三根支柱的设计亦反映了这种平衡与互动的性质。

第一根支柱欧共体事务主要为经济金融等政策领域,主要适用超国家的决策机制。

第二和第三根支柱体现为政府间性质,政策活动主要以协商与协调的方式进行。

这三根支柱下的政策领域虽然适用不同的决策程序,但又共同存在于联盟的框架内,互相联系和制约。

五、利弊均沾的原则希腊意大利的债务危机，由于欧盟的存在，使得危机的扩大化，席卷整个欧洲，严重影响欧洲的经济发展。

欧盟不得不援助希腊意大利，共同克服此次的债务危机。

这就是欧盟利弊均沾的体现成员国向欧盟让渡国家主权的内在动力在于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