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治史研究的思考2014-05-23 11:59:52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林金树明代政治是近年来明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发展较快，论著甚多，成绩可喜。

但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特别是有关一代政治史的综合研究，目前尚显得薄弱。

兹就以下几个问题略陈一孔之见，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明代社会与明代政治史研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又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

明代政治，同样是明代经济的集中反映。

明代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着明代社会的性质。

明代政治史的研究，必须以明代社会性质为出发点，定准基调，把握时代脉搏。

明代，自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迄公元1644年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所灭亡，为时276年，前后经历四个世纪。

当时，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整个世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亦已进入晚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巨大发展。

但封建制度终归尚未解体。

一般认为：明代是中国由古代社会逐步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其主要特征为：虽然仍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但君权至尊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动摇；虽然仍是封建自然经济形态，但新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在个别地区出现；虽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尚未发生质的变化，但在地主阶级内部毕竟形成了一股新的微弱的政治势力；虽然整个国计民生仍为封建官僚地主所操纵，但国民大众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反抗超经济剥削的呼声已经日益高涨；虽然对外仍是闭关自守，但在某些方面封闭的局面已被打破，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开始入侵，中国领先世界的风采渐渐不复存在，而有些领域则开始面向世界，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逐步深入。

总而言之，在明代旧势力仍居主导地位，而新因素业已出现。

世界政治变动的大背景、明代社会的特殊性，无疑应成为明代政治史研究的基本思路。

唯有如此，才能透视出明代政治的历史烙印与时代特征。

明代社会性质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明代政治史在中国政治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深入开展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明代社会的千姿百态，为明代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明代政治史毕竟只是明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领域，或者确切地说一个专门史，因此，它必须具有专门史的独特色彩。

根据政治史的性质及其研究任务，我们认为：一方面，明代政治史应有别于明代政治制度史或明代政治思想史，不同于对明代各种政治事变或政治事件的一般描述；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规范政治史的内涵和外延，不要随意扩大。

虽然明代仍处于阶级社会，各种制度、各种问题仍带有浓厚的阶级痕迹和政治色彩，但作为一个专门史，政治史还是必须紧紧围绕政治这个主题，不必将所有与之有关联的问题都搬进去。

明代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明代政治范畴之内的问题，切忌包罗万象，漫无边际。

泛而不专，决不可取。

二、明代政治史的分期与明代政治走势明王朝前后近300年，从兴起到败灭，是一个复杂多变而又艰难缓慢的转化过程。

其间充满着诸多矛盾运动，不断反复，几经起伏，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明代政治史研究，既要找出近 300年间政治演进的基本线索，探求其客观规律；又要用力勾划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风貌，指出当时社会关注的视点问题，并剖析其积极作用或消极影响。

因此，必然要涉及到它的分期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明史的分期尚无定论，在具体时间划分上，一般是笼统地分为明初、明中叶、明后期，或者简单分为明代前期和明代中后期。

近年来，有人注意到明史分期的必要性，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可惜没有引起讨论。

由于明史的分期缺乏共识，明代政治史的分期自然也就成了一道难题，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第一，分期的立论根据，是纯粹以政治变化定位，还是以政治变化为主，同时兼顾经济诸方面的因素；第二，政治史的分期，当不同于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专门史，对此恐无异议，但与明史的分期是否也要有所区别；第三，具体到段落上是粗分还是细分为宜。

依照明代政治变动大势，我们初步将其分为下列四个时期：洪武元年（1368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计67年，为明代政治形成确立并稳步发展时期；正统元年（1436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计85年，为明代政治退化倒转、社会秩序日趋混乱时期；嘉靖元年（1522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逝世，计60年，为明代政治改革逐渐深入，局势转为相对安定时期；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62年，为明代政治迅速败坏，局面失控时期。

上述四个时期所显现的主要特征，也可以说就是明代政治的基本走势。

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的走势，主要受制于两方面的条件：一个是外部环境，另一个是内部因素。

外部环境，主要是指境外势力的干扰、侵略。

终明之世，影响国内政治发展的主要有洪、永时期北元残存势力的侵扰；正统后期蒙古瓦刺的进犯；明初至嘉靖末年沿海地区“倭寇”的破坏活动的；万历以后女真民族的崛起强大。

内部因素，集中表现在社会的发展，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变化。

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总是互为制动。

而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后者是主要方面。

明代政治的变动，从纵向说，总的趋势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局面逐渐削弱；阶级关系由缓和转为尖锐；派系斗争日趋激烈；思想意识萌发“异端”的某些因素；对外政策由主动渐渐变为被动。

从横向看，四个时期各有不同。

现就其中若干方面（政治思想与对外政策暂不予讨论），按时期分述于后。

第一个时期：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战争夺得江南半壁河山，建立明朝政权。

而后继续征战，稽古定制，兴礼作乐，为明代近300 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成祖朱棣奋发开拓，使中华民族统一大家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经过二祖的艰苦创业，大明帝国迎来了繁荣盛世。

其中，在政治上最值得注意的有：第一，君主极权政治最终形成。

明朝建国以后，明太祖通过政权实行了机构改革；分封诸子为王；屡次兴起大狱，确定了经国方略，暂时缓解了统治层内部的矛盾。

在此基础上，明成祖进而完善典章制度。

自是开创了皇权高度集中的新局面，中国封建君主极端专制主义至此最终确立。

这是本时期内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最大的演变，同时也确立了整个明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

这种极权政治带来了正负两种效应：其正面效应是，巩固了新兴政权，使社会生产因此得到恢复发展，边区的开发建设出现了崭新面貌。

其负面作用是，造成权力机构中间环节断裂，国家机器运转程序失调。

有人说，有明之无善治，自明祖废相始。

丞相历来是皇帝的助手。

丞相制自秦汉以来，代代相沿不改，说明其确有存在之必要。

明太祖一举予以废除，究其目的与实质，主要是为了将外廷政府的权力转移到内廷。

于是造成内重外轻，权力运作失衡。

从国家政权机构必须互相配套与运转连续性的角度考察，废相之后皇帝因助手空缺，不得不事事总揽，以致自顾不暇，难以应付，决非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增强组织活力的成功政策。

明太祖有感于此，虽然口头上继续坚持丞相“永罢不设”，而在行动上却是积极采取补救办法。

先是立四辅官，后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

企图建立一种有助手功能而无原来丞相职权的新机制。

用心良苦，可惜所用之人皆不得力。

“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

”〔1〕最后政因人废，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遂罢不设。

在清人的眼中，也不认为这两件事与明代内阁有关，将其排斥于《明史·宰辅年表》之外。

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宰执阙如，官制不完备，皇帝事无巨细，一包到底，严格说也很难算是完完全全的“政归一人”。

建文四年（1402年），明成祖简翰林官入直文渊阁。

中国之有内阁，从此开始。

《明史·宰辅年表》曰：“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

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

儒臣人直，备顾问而已。

至仁、宣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为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2〕可见，建立内阁制之初意，本是“备顾问而已”，但后来的发展则与恢复丞相制没有多大差异。

内阁的权限，虽然在法律上和中书省不同。

但其权力的大小，并不在于法律上的规定，而是以主阁者的能量为转移。

当主阁者是强有力的时候，他的权力并不低于原来的丞相。

所以，有人说过：内阁宰辅是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

所谓“政归一人”的君主极权的政治体制，在洪、永以后实际上已经悄悄地发生变化。

第二，阶级对立开始尖锐。

这一时期，为了适应君主极权政治的需要，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实行恐怖统治。

特别是明太祖为了完成统一事业而连续多年进行南征北战，明成祖为了巩固北边国防又多次出兵漠北，以及迁都北京，财力耗费无数，徭役剥削量也大为增额。

从而引起农民强烈不满，在洪武朝即多次起义，至宣德朝又开始逃亡。

这些现象说明：在帝国“繁荣盛世”的背后，已经潜伏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第二个时期：总的形势是，大明帝国繁荣强大的时代已告结束。

代之而来的是在徘徊、反复中缓慢前进〔3〕。

政治上，皇权高度集中的局面开始改变，宦官势力抬头；法制日为松驰，大小官僚更加腐化，从上到下唯货是闻，财富争夺开始激烈化。

第一，皇权的绝对权威遭到削弱。

封建政治的最大特点，是皇帝拥有全国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是一切权力的化身和总代表，“代天理物，抚育黔黎”，权力至高无上。

这是自有皇帝制度以来，关于“皇权”概念与本质的权威界定和经典诠释。

明代与以往的朝代一样，国家的权力只有皇权一个，决策中心在内廷。

权力运作的关键在于皇帝、宦官、内阁（包括外廷政府各部、府、院）三者的关系与变化。

按制度的严格规定，皇帝是核心，地位至尊，宦官和内阁都从属于皇帝，是为巩固皇权服务的。

可是法律规定与实际执行，毕竟会产生矛盾，甚至互相脱节。

在具体操作的时候，由于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时常导致权力分配失衡，引发三者之间的摩擦与斗争；宦官与内阁多处于对立状态，皇帝往往宠信宦官，压制内阁；宦官和内阁表面上无论何时总是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实际上它们有时也会直接削弱皇权的绝对权威。

皇权的集中与巩固，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要有法律制度作保证；皇帝本人具有治国治民的素质和本领；皇帝能勤政。

制度由人执行，所以关键是后两条。

从正统朝开始，前一个条件即“祖宗制度”犹存，中书省和丞相仍是永罢不设。

但是后两个条件则多有问题，与明初二祖相比，差之千里，不可同日而语，所谓朝廷大政“出朕独断”在不少情况下，只是官方文书中的语言，而非客观事实的写照。

明英宗9岁即位，在明朝16位皇帝中是为君时年纪最小的一个。

他即位以后，以自己年幼无知，遵照其父宣宗皇帝的遗诏，与宣宗之初“军国大议多禀听（仁宗诚孝皇后张氏）裁决”一样〔4〕，命朝廷大政仍然奏请（太皇太后）张氏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