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与儒学明太祖朱元璋与儒学【扯淡网】在中国历史上，以布衣起事而成功地开创了一代帝王之业的，大约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

刘邦以马上得天下，又以《诗》、《书》安天下而出名.；朱元璋所不同者，是他居马上抢攘天下之时即已注意《诗》、《书》，重视发挥儒学的作用。

创建朱明王朝后，他更始终尊孔崇儒，从而一直与儒学有着内在而又紧密的关联。

一、对孔圣的尊崇及对儒学和儒经的重视朱元璋尊崇儒家，优渥孔氏。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他率军下太平、克应天，首谒夫子庙，亲行释菜礼。

十六年（1356年），入镇江，先谒夫子庙，并分遣儒士告谕乡邑，劝耕桑。

明洪武元年（1368年），即位之初，朱元璋便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又遣专使诣曲埠祭孔，并郑重谕诫使臣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竝，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

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王之道。

今既释奠成均，乃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

”三年（1370年），衍圣公袭封及授曲埠知县，优待孔氏子孙；七年（1374年），修曲埠孔庙成，设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其族人。

十五年（1382年），诏令天下通祀孔子，并颁释莫礼于天下。

又以太学成，亲幸太学向孔子行释菜礼。

时有侍臣谏曰：“孔子虽圣人，臣也。

礼宜一奠再拜。

”朱元璋却说：“昔周太祖如孔子庙，左右谓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师，何敢不拜？’今朕有天下，敬礼百神，於先师组加崇。

”乃令礼部尚书刘仲质定仪，从之。

理学是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儒学，朱元璋对之亦甚推尊。

许存仁是元代理学宗师许谦的儿子，朱元璋“素闻谦名，克金华，访得存仁，与语大悦，命傅诸子，擢国子博士。

”吴元年（1367年），设太学，“命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

朱元璋又曾问宋濂“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以对。

《大学衍义》乃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所著的一部疏解《大学》的理学典籍，内含许多修身、齐家、冶国、平天下的道理。

在真氏看来，《大学》乃“君天下之律令格例”，“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并谓：“为人君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

”朱元璋很认同真德秀的观点，对其所著《大学衍义》极为重视。

吴元年，金陵宫殿落成，他不尚雕锦，却特命侍臣将《大学衍义》大书于殿两庑之壁，说：“以此备朝夕观览，岂不胜丹青乎？”并亲率文武大臣听宋濂讲解此书。

朱元璋如此推尊理学，为其后“家孔孟而户程朱”，以致使程朱理学思想统冶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出身寒微，并无多少儒家文化修养，但他注重了解、学习儒学。

在他看来，“古先圣贤立言教后世，所存皆书而已。

朕每观书，自觉有益。

……蓋读书穷理，于日用事物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叙至差谬。

书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

”所以，他“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从而认识到孔子所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真治国之良规。

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他又曾见诸子有读《孟子》者，遂问许存仁：“孟子何说为要？”存仁答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

”元璋闻之而叹道：“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尤为可贵的是这位布衣出身而踞九五之尊的朱元璋，还注重对于儒家学说的研究，甚至能对儒学和儒经提出点心得之见。

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并亲为之作注，谓：“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冶之道，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彀，原于天道而验于人事。

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为惕然。

”他留心儒经，以为“经之不明，传注害之。

传注之害，在于辞踪而旨深”，遂于洪武六年（1373年）诏孔克表、刘基、林温取群经要言析为若干卷，“以恒言释之”，使人皆得通其说而尽圣贤之意。

他又虑儒臣未能达注释之凡，乃亲译《论语》二章以赐孔克表，俾取则而为之。

孔克表等承诏诠释《四书》、《五经》以上，诏赐名曰《群经类要》。

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以春秋列国事错见间出，欲究终始，特命东宫文学傅藻等编成《春秋本末》，以附《春秋左氏传》。

此书首周王，以事王统；次鲁，仍用旧文；列国别先晋、齐，以内中国。

十六年（1383年），命大学士吴沈等以“敬天”、“忠君”、“孝亲”为纲，以采儒经之言为主，编成《精诚录》。

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亲验天象”，发现蔡忱《书集传》“日月五星之行”与朱熹《诗集传》所说不同，其他注说同元代番阳人邹季友所论亦间有未安，故仿汉代石渠、白虎故事，命刘三吾广征天下宿儒订正之，遂成《书传会选》一书，诏令礼部颁行天下。

此书对“蔡《传》之合者存之，不预立意见以曲肆诋诽；其不合者则改之，亦不坚持门户以巧为回护”。

计其所纠正蔡《传》者，凡六十六条。

至于其采前儒之论而为定说者，多有精当之处，如《尧典》谓“天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转”，用陈祥道之说；《高宗肜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西伯戡黎》谓为武王，采金履祥之说；《洛诰》谓“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释为“周公辅成王之七年”则主陈氏、张氏之说。

凡此等等，“皆不易之论”。

并且，此书“每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音释，于字音、字体、字义辨之甚详。

其传中用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

顾炎武评价此书道：“蓋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学。

”然而，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诏修《尚书大全》，废此书而仍用蔡《传》。

在《大全》著为功令、士子科考必须奉为准则的情况下，《书传会选》遂不行于世。

顾炎武对此很有感慨地说：“愚尝谓自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於斯为盛。

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

”当起事革元之命的时候，朱元璋还曾试图以儒家正统观念作为其推翻元廷、建立自己王朝统治的思想武器。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冬十月，为讨伏中原元朝统治势力，他在遣徐达率军北上的同时，特命宋濂代制《偷中原檄》，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伙居外以奉中国，利闻以夷狄治天下也。

自宋祚倾移，顽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

此岂人力，实乃天授，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冒之叹。

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站力、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耽兄，至于弟技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

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

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其后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叛离，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

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

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烦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救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然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阻兵处险，互相呑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今十有三年。

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

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自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

予恭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塗炭，复汉官之威仪。

虑民之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

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

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竄于塞外。

蓋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尔民其体之。

如索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

该文依据《公羊春秋》的“华夷”观念，指出“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实为“冠履倒置”，鲜明地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雪中国之耻”的口号。

但朱元璋并非彻底的大汉族主义者。

北伐军出征前，他谕告徐达等将帅道：“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德，天厌弃之。

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

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

度几上答天心，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

”而在这篇著名的檄文中，也从“以夏变夷”的观点出发，指出：“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原之人抚养无异。

”所以，该文在着重揭露元廷暴虐及蒙古贵族统冶集团内部的腐朽、荒淫、相互倾轧的基础上，申明其推翻元适的目的在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复汉官之威仪”、恢复“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即重建符合儒家“仁政”、“道统”原则的社会政治一一伦理秩序。

可见，这已不是起义农民的檄文了，而是汉族士大夫和广大被统治、受奴役的汉族民众的檄文。

它表明朱元璋领导的反对封建专制压迫的农民起义不仅已经转变为为推翻元蒙贵族统治而斗争的民族起义，而且更已蜕变为正宗儒学传统指导下的改朝换代的“革命”，至于作为这“革命”领袖的朱元璋亦已以“奉天承命”的救世主自居了。

因此，我们透过此文，不难看出其实际上是朱元璋的政策宣言和政治宣言，其立足点是推翻元廷统冶，其理论依据则是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和政治一一人伦道德观念。

稍带可以略为一提的是，这篇被后人称为“讨胡檄文”的著名文件，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影响很大。

孙中山的《发刊词》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有明显的因袭该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说的痕迹。

当然，朱元璋的目的在于“复汉官之威仪”，并进而“立纲陈纪”，重新建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而孙中山及其所倡导的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则是要在根本推翻王权专制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五族共和”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所以，《发刊词》实际已赋予“讨胡檄文”以崭新的时代内容，二者自有本质区别，绝不可同日而语。

二、兴“革命”与禁革命朱元璋自己投身元末农民起义，积极倡兴“革命”，并进而以“奉天承运”的“革命”领袖自居。

他多次宣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本无意据有天下，无奈生逢乱世”，“盘桓避难，终不宁居”，不得已才“因乱起兵”，旨在“保障乡里”、“欲图自保”，以布衣“奉天征讨”、“拨乱反正”，终于“削平群雄，混一区宇”，成就了一代帝王之业。

其帝业之成非为自谋，而是天命所归：“岂非朕无心于天下而以救民为心，故天特命之乎？”这样，朱元璋便以儒家正统观念为欺明代元的“革命”披上正当性、合法性的外衣，力图在人们的意识中树立起朱明王朝正统地位，从而为其王权专制统冶的巩固夯实意识形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