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1、教学时数：4学时2、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先秦时期西周的贡士制、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制度，理解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掌握两汉的察举制、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如科举的科目、考试的形式、考试制度的完备等。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理解贡士制、养士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

3、教学重点本章的重点是察举制、科举制。

4、教学难点难点为科举制的发展。

第一节西周的贡士制度尧舜时就有“四岳“荐贤,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选举传统。

一、西周选士的方式(一)乡里选士西周地方选士一年举行一次,第三年则举行大考,即所谓“三年大比”, 《周礼·地官司徒》: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能者”。

乡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选拔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更主要的是按照统治者规定的选择标准,控制被选者的思想和行为规范。

(二)诸侯贡士“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一般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

天子通过射试进行考核“行同而能耦,别之以射,然后爵之”(三)学校贡士国学选士与大学考试制度直接相关。

《学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大学考试合格者,为“造士”向王宫申报,选其中俊秀的升送司马, 最后由司马负责审选、试用、任命、颁发官禄。

二、西周选士制度的特点及影响第一,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等级性第二,育士与举士相衔接第三,举士与举官为一途第二节春秋战国的养士制度得士者昌,失士则亡私门养士公门养士一、选士的方式(一)招聘1.国君亲自登门求才(魏文侯段干木)2.重金礼聘 (齐桓公 )3.靠计谋招揽 (秦穆公百里奚)(二)举荐共生效应: “类同相召,气同相合,声比相应”(三)自荐毛遂自荐这三种选士的办法有一个共同点,即着眼于真才实学“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二、用士与养士士的特点:“资于身”、“资于口”用士要做到:“责人则以人”, “权而用其长”养士:1.知士2.爱士3.礼士4.以诚待士5.虚心纳谏,贵直言第三节两汉察举制度一、两汉察举制的建立与实施汉代统治者为了适应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吏员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选拔统治人才的制度。

这套制度包括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多种方式，但最制度化的是察举，即由地方（也包括中央各部门）长官负责考察和举荐人才，朝廷予以录用为官。

（一）察举制度的创立汉代选士始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二月，高祖下诏求贤，要求郡守劝勉贤士应诏，并书其行状、仪容、年纪，以待擢用；郡守若遗贤不举则免官。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十五年（前165年）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文帝还亲自出题策问。

所谓“策问”，就是皇帝就时政中的问题提问，令被荐举者作答。

答者要对时政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建议，是“对策”。

对策要封好交皇帝亲自拆阅，评定高下，然后酌授官职。

察举作为一种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

《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140年）冬，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董仲舒就是在这次贤良对策中被列为上第的。

其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重选举取士，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冬，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察举正式成为一种制度。

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又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

自此，每年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历代沿袭，成为固定的选士制度。

（二）察举的科目察举的科目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经常性举行的科目，称作常科，一般是每年由州郡长官按规定的名额、标准向朝廷推荐人才；另一类为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士标准和名目的科目。

察举常科中最主要的是孝廉科。

各郡每年按人口比例荐举孝廉，平均20万人口荐举1名，不足20万人口的郡隔年或隔两年荐举1名。

儒家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基。

可见该科主要选拔德行优良之士，借此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风尚。

但德行的考察难度较大，难免名不符实。

到东汉中，对各地荐举上来的孝廉，朝廷要进行复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变成了笔试儒家经学或公文写作，以德行为主的选拔标准也就变味了。

察举常科中还有秀才、明经等科目。

秀才（东汉时避刘秀之讳改为茂才）科主要选拔奇才异能或有非常之功的士人，明经科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

另外还有选拔12至17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的童子科，可见当时已经重视对有特殊才能儿童的培养和任用。

特科因是皇帝临时决定，科目开设是随心所欲的，名目众多。

其中最主要的科目、也是最制度化的科目是贤良方正。

一般在遇到“灾异”或国家有重大问题需要探讨时，下诏让各地荐举贤良方正，由皇帝亲自策问，让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发表对策。

对策中皇帝的意，马上就可以作官或升官。

所以贤良方正在察举中地位最高。

(三)察举制对教育的影响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

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

“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1.促进了汉代经学的发展2.促进了太学的发展3.促进了私学的发展二、察举制的弊端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

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

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

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

而要引起主要官员的注意，“声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

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从察举最滥的孝廉科着手进行改革，规定孝廉所举之人，必须在40岁以上，对岁举的孝廉由朝廷进行考试。

儒生考以儒家经典，文吏试以奏章律令。

然后在端门进行复试。

自此，察举制由推荐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为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探索了新路。

(一)以名取人,致使沽名钓誉风盛行“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

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

”(二)世家权门把持选举,选非其人,察举成为结党营私的工具由于荐举的权利多出自于地方,使得地方官吏网罗党羽,培植私人势力。

“世家,谓世世有禄秩之家也。

”即知识分子官僚与宗族关系结合,他们合知识官位族性为一体,他们门生故吏遍天下,庄园遍布州县,形成一种可以与中央集权抗衡的豪族势力。

“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第四节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一、九品中正制的实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士人流徙迁移，致使汉“乡举里选”为主的察举制度难以实行。

此时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统治者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支持才能生存，于是形成了门阀世族集团。

这个集团的内部要分配政治权力，这就必须对选士制度进行改革。

“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就是由“中正”官负责考察人才，按九品定级，朝廷再按品授官。

该制度开始实施于三国魏文帝曹丕执政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士制度。

“九品中正”选士制度的实施过程是：（一）设臵中正官郡置小中正，州置大中正，由司徒选择“德充才盛”或“贤有识鉴”的中央政府现职官员，担任其原籍贯的中正官，这样就收走了原由地方长官把持的人才选拔权，有利于加强中央对选士的控制。

中正的专职就是选士，比起负责全盘事务的地方长官来，能保证投入足够精力去查访考察士人。

（二）品第人物中正负责查访本籍贯的士人，了解其家世和德才表现，并作出评价。

“家世”也称“品”，才德称“状”，中正官根据士人的“品”、“状”评定品级。

具体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三）按品授官品第士人的材料逐级审核上报：小中正报大中正，大中正报司徒，司徒呈吏部待用。

吏部根据中正品第的等级授官，一般来说，品第越高官职越大。

二、九品中正制对教育的影响九品中正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中正官是否“中正”是关键。

初期选任中正比较慎重，多数中正对士人的品第也比较认真，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东汉以来浮华朋党之风，扭转了选士腐败的局面，国家也能选到一些有用之才。

但是后来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职几乎全部被位居朝廷的大世族所把持。

他们品评士人，往往把门第家世作为唯一标准。

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致使九品中正制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方向，逐渐蜕变成门阀世族的政治工具。

这样就堵塞了寒门士子的仕进之路，严重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那些门阀世族子弟由于前程无忧，也不愿下苦功去学习。

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教育。

而门阀世族把持选士任官大权，归根结蒂也是为皇权所不容的。

统治者的权力一旦有所巩固，必然要采取措施来加强对选士权的控制。

晋刘毅列举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为“三难”、“八损”所谓“三难”: 人物难知;爱憎难防; 情伪难明。

所谓“八损”:其一,大士族通过中正官,操纵选士,控制视图,造成“操人主之威,夺天朝之势”,严重削弱了君主的集权统治。

其“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不能任人唯贤，而以权门请托定人品高下，致使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刘毅认为这种做法是“慢主罔时，实为乱源”。

其二,由中正官一人主持选举,难免弊端百生。

他认为由中正官一人决定一切的选士，是不会公道的，孔子还有失误的时候，何况中正官，选人不当，便会造成全州民怨沸腾，并且还会“嫌隙之仇结于大臣”，使上下不安，造成一片混乱。

其三,中正官不公正,往往在选人上首尾倒错。

刘毅承认人品是有差别的，只有秉公评价一个人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而中正官弃公就私，“使优劣易地，首尾倒错”，这样选士是“上欺明主，下乱人伦”。

其四,国家给予中正官以选人重任,却没有必要的监督和防弊措施。

而中正官清廉公平者极少，其利用职权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

其五,中正官所做的品评,不是偏听偏信,就是爱憎夺其平。

中正官对本州人士并不了解，“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

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

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

其六, 本来国家设品立状，是为广揽人才以加强国家管理，在任官员各以贡献、才干大小，分派不同的职务，今则反之，在九品中正制下,尽职尽责的官吏位于低品,无功无绩的反位居高品。

其七,中正官品评人才,以品、状两方面取人, 但人的品、状往往不统一，以致“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中正官以亲疏远近为品评依据。

结论空洞，与实不符，反映不出人的德才面貌，这样选拔的官吏，国家何以得到治理修正。

其八,中正对士人的品评,不陈清其善恶,以致“进者无功以表劝,退者无恶以成惩。

惩劝不明,则风俗汙（污）浊,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没有扬善惩恶之分，天下人怎能不懈怠于谨行修德，而醉心于人世的争权夺利呢？刘毅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作了较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其最终结论为：“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立九品，而有把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