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用工荒问题的新视角一．引言近年来，用工短缺的问题受到持续的普遍关注。

早在2004年，珠三角地区就出现了用工短缺的问题，当时媒体称之为”民工荒”。

2006年，”民工荒”现象进一步蔓延，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同叫缺工。

到了2009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我国出口受阻，对农民工的需求减少，一度掩盖了”民工荒”问题。

2010年，全球经济回暖，用工问题再次凸显。

而此时，媒体在报道时，把”民工荒”改成了”用工荒”，原因在于农民工数量并没有短缺，但是缺少把农民工转变为用工的动力，很多农民工宁愿留守当地就近择业。

2011年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正式上班日，杭州外来人员务工服务中心有405家企业有1万多个岗位需要招人，但是前来找工作的务工人员却不到600人；台州市仅市区的劳动力供需比例高达1:3；福建省每100名求职者可以选择130个职位；四川、安徽等地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先后表现出城市”用工荒”现象。

今年春节刚过，年前饱受用工荒困扰的企业都寄希望于年后大量的农民工返城后可以缓解企业的用工难题。

然而很多企业发现，今年并没有像往年那样在元宵节过后企业会迎来返工潮。

来自浙江省德清县的数据显示，该县现有6000多家企业，每年常态化用工缺口约1万人，而珠三角地区春节后缺工将近100万人。

来自外来务工人员输出大省河南的最新调查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农民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180万人。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荒无论从程度、范围，还是结构都出现了新的特征：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农民工工资低且增长空间有限；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被边缘化，没有归属感；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农民工选择就近择业；产业结构的问题等等。

当前一些企业仅从提供农民工工资的角度试图吸引和留住农民工，而这一举措对于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举措。

基于此，笔者试着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缓解用工荒的对策，即提高农民工幸福指数。

二．用工荒概念的界定用工荒，顾名思义，即为用工短缺。

有学者认为用工荒是指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一些行业，一些地区出现的对技术工人需要增加但是又招不到人的怪现象。

用工荒是指城市经济需求的劳动力普遍高于工人愿意和能够提供的劳动力的数量，即劳动力供应出现短缺。

三．用工荒的成因“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两对主要矛盾：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进城务工人员渴望获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一诉求的实现。

（一）农民工工资低且增长空间有限当前，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可谓”内外交困”：外部，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带来出口大幅下降。

内部，各种成本上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

一些议价能力弱的企业陷入”招工不足开工不足效益下降无力招工”的恶性循环。

其实目前出现的”用工荒”现象，真正原因是企业所开的用工工资太低了，某家企业只要提高点工资，那这家企业的用工荒问题将会马上解决。

即使当前一些企业为招到员工，在工资上相对其他企业有所增长，但相对于城市快速增长的cpi，对农民工增长的工资无异于杯水车薪。

调查显示，40%的被访农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48.5%的农民工收入没有变化，11.5%的人收入减少。

收入增加的人中，28.5%的人收入增幅在5%以内，即低于cpi涨幅。

也就是说，有约七成的农民工去年实际收入下降了。

有43.5%的农民工表示经济压力非常大。

（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被边缘化，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农民工作为城市的边缘人，城市的建设发展离不开他们，但在现实生活中城市人又试图远离他们，使得农民工与城市保持着这种若即若离的尴尬关系，与此同时也使得他们相应的权益与应得的尊重难以得到实现。

他们在城市里省吃俭用，回家后却为家里添砖加瓦；他们每年都奔跑于城乡之间，具备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双重身份，注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特殊性，更加决定了他们生活于城市的边缘性。

（三）新生代农民工观念意识的转变新一代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资薪酬外，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

相当部分新劳动力不愿意从事流水线的一线普工工作，就业流动性加大，造成了局部地区出现用工紧张。

新生代农民工主力大多数是80后或是90后，他们大多数家里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思想也更开阔，他们中很少有人再愿意兢兢业业打工，也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需要特别考虑温饱问题。

他们是接受过较高教育程度的新一代农民工，就业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的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个人的发展与爱好、福利水平与工作条件等全方面综合因素。

然而现在的企业还未相应地意识到这一点的变化另外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规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拒绝与农民工签订正式的劳动用工合同，这使得农民工就业缺乏保障、缺乏稳定性。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先后实施，中西部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地区发展差异的逐步缩小也使得东区地区的用工荒问题更加突出。

随着国内部分企业、工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相对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中央及各地惠农政策效应不断显现，地区差异缩小使外出打工者减少。

四．幸福指数的内涵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

所谓幸福指数，就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

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量化，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

幸福指数能够真切地反映出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

幸福是行为主体的一种主观感受, 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因参照系数不同而产生的个体愉悦的心理体验。

幸福虽然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但它确实是客观地存在着，为世世代代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追求幸福这个终极目标的发展史。

虽然个体间人力资本存在差异，人生观、价值观不尽相同，对幸福的追求也不一定相同，但每个人的幸福都真切地从自身利益出发,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

马斯洛曾从自我需要理论出发得出结论: 人们是否体验到幸福感，取决于与自我需要密切相关的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

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人生价值的实现、幸福的感受都是同自我需要直接相关，而自我需要的满足只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实现。

在传统的经济学视野里，收入的增加是提升人的幸福感的最有力手段，因此，收入增加似乎就意味着幸福增加。

但是，心理学家对于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当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处在较低阶段时，人们的收入数量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程度非常紧密，但一旦超过了较低水平线，相关性就会减弱，甚至消失。

而在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所有变量中，收入水平决定其幸福感的比例在2% 以下。

追踪性研究还表明，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相反，压力感受却有所增加。

此外，对现实情况的研究分析还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收入增加仅只是可能带来幸福感受增加的次要因素，职业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质量、宗教信仰、生活质量、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幸福感产生的影响却渐渐增大。

心理学家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大约只有15%的幸福与收入、财产或其它经济因素有关，而近90%的幸福来自于非经济领域的生活态度、自我控制以及人际关系等。

这也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部分企业提高了工资待遇仍然存在招不到员工的的状况。

衡量农民工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收入与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人际交往、身份认同、对未来的预期等方面。

因而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指数也应该从这些方面着手。

五．提升农民工幸福指数的具体措施（一）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福利机制幸福感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员工获得支撑生活的基本待遇，满足更好地发展智力和体力投入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并获得岗位付出的成就感。

企业要破解用工荒的难题，不仅要看能招进多少人，更重要的是看企业能留住多少人。

一方面要合理提高员工的薪酬水平，使其能够得到有竞争力的报酬；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员工的福利水平及劳动保障水平，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这样员工才能放心、安心工作。

这就要求企业把个人的收入水平和贡献大小、责任大小、技术水平、劳动强度及工作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重要管理岗位、技术岗位、生产作业一线岗位的地位和作用，合理拉开岗位的薪酬差距，保持工资年递增合理比例，使关键岗位的薪酬水平在同行业和地区内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有效留住员工，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二）建立以人为本、具有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对于新生代的农民工来说，薪酬已经不是吸引他们选择企业的唯一因素。

因此破解企业”用工荒”不能只限在提高薪资待遇这一条路上，重视以人为本和员工关怀，努力建立一种让企业与员工可以同甘共苦的企业文化，使员工有一种家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或许比单纯的涨工资更能留住员工的心。

因此，企业要对员工充分的尊重、理解与支持；同时要信任与宽容，关心与体贴；要真诚的体谅员工，坚持深入一线了解员工诉求，并设法予以满足，让员工放心的工作。

这种人性化的感情投资，对于一个决定要留在公司的员工而言，或许动力并不仅仅是因为工资高、福利好，更重要可能还是企业给予的情感上的抚慰和关心。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可以不断为企业吸引优秀人才、减少员工流失。

（三）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完善用工制度，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解决他们与城市市民同工不同权和基本社会保障缺失问题。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由此引起的包括购房限制歧视在内的一系列公民身份歧视，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公民相同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使其子女能在城市接受与城市子弟相同的义务教育，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推进有一定技能、稳定收入、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在迁入地找到的归属感和尊严感。

参考文献:[1]李洁.转型期”用工荒”现象不断升级的原因与对策分析[j].社会经纬，2012（2）：145-147.[2]秦秋红，王苗苗，胡芳.用工荒困局下企业人力资源应对策略[j].哈尔滨金融学院学报，2012（3）：45-48.[3]夏晶，王婉娟，夏季.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0,25（6）.[4]范志毅.国人幸福指数现状研究[j].价值工程，2012(17):292-295.[5]李杏.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构建[j].决策与信息，2008（11）:144-145.作者简介：林韦香（1987年--），女，浙江财经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