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我们读出一种力量在成长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两个词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当时经济改革取得初步成果，虽然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善，但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村条件远落后于城市，相当部分地区的农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我国农村开始兴起到沿海地区打工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涌向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出现了。
同时，农村就越来越缺少劳动力，于是就诞生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他们与亲人骨肉分离，有时甚至一年都见不上一面，老人们总是眼巴巴的盼着儿女回来，孩子们总是渴望父母的关爱，可是，为了生活他们只能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后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农民工开始由沿海地区回到自己的家乡谋生，他们回家谋生对于自己的家庭和故乡来说是件好事，可是，沿海地区就开始出现用工短缺问题，于是用工荒这个现象就开始出现了。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这种现象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近几年，每年春节后，民工荒问题都被热议，今年尤为严重，南方沿海城市的招工单位纷纷抱怨招不到人，许多赶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也不回去了，即使涨薪也招不到人。
以前每每提到民工荒，有些专家分析原因时，总会把“工资过低”、“工作环境太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甚至作为惟一的原因，于是，开出的药方便是“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吸引农民工”。
这样的分析虽是站在农民工利益立场，却带着浓厚的“城市中心论”。
这种分析隐含着两个逻辑：其一，农民天生就是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作为城市依附的农村会源源不断地为城市输送劳动力；其二，农民工是纯粹的经济人，只要提高工资就能解决“荒”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以城市为中心看待农民工问题，认为过完节他们就应该回到城市里回到自己的岗位上面开始自己的工作。
现在形势严峻的用工荒问题就是给那些习惯“以城市为中心”看待民工荒问题的人一个提醒：不要总用城市人的眼光审视农民工，不要总以城市为中心，把农民工视作“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他者、依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而应将农民工当作与城市人平等的主体看待，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切身体验到他们的爱与痛。
民工荒是用工制度的一个不合理现象。
按理说，出现“民工荒”对民工是好事，说明市场对他们需求增加了，在乡村和城市间奔波的民工正变得越来越少，但事情并不让人乐观。
过低的工资待遇和一些歧视行为，让民工也寒心。
他们逐渐意识到，城里的那份工作并不可靠，由当初的趋之若鹜变得理性起来，城市里就出现了招不到民工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民工荒”。
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民工，适当地提高他们的各种待遇，是摆在用人单位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毕竟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更重要的是，要让民工遇到困难时有法有据可依，才能吸引民工就业。
“民工荒”还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一种现象——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这说明目前的经济运转非常好。
其实面对当下严峻的用工荒问题我们也不能只是片面的看到他不利的一面，她也有其正面意义。
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招工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业发生梯度转移，不少企业在中西部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本来就是我国中西部开发战略想要获得的效果之一。
此外，农民工愿意回家乡就业，说明当地落后面貌正在日益改善，在家乡工作的机会和劳动所得日益增多，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而且，在家乡或家乡附近就业，也便于农民工照顾家人，有助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有利于社会和谐。
让民众安居乐业家庭幸福，不正是社会的发展目标吗？从目前发达地区大城市的承载力来看，光是想着截人也不切合实际。
城市接纳一个人，获得这个人的劳动，但它同时也要付出居住、入学、就医等等一系列资源。
如今许多大城市交通拥堵、房价飞涨，出现看病难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过多地集中在东部大城市而产生的 “城市病”，说明这些城市当前的承载能力已近极限。
春运中发生人口大迁徙，单向拥挤，节前从沿海往内地的车一票难求，从内地到沿海的车却非常空旷，也是人口分布疏密不均的一种体现。
社会的发展，需要走城市化道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把农民变成城市工人，但是人口集中涌入东部大城市不等于城市化。
真正的城市化应当是当地发展出多个人本的现代化城市，让大家都可以在不用背井离乡的前提下享受城市文明。
对于东部大城市来说，面对招工难用工荒，与其拼命截留，还不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与本地资源匹配的产业。
同时，还应该改革技术工人培养机制，在城市人口的“存量”中多作些挖掘。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造成全国各地企业“用工荒”的原因，然后再从相关的原因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用工荒”原因，各方观点不一。
综合来说，有以下原因。
原因一：经济回暖，用工需求增加。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从找工难到“用工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向好，经济的活动活跃，出口的订单增多，各地用户需求明显增加，尤其是对体力劳动的需求迅猛增长。
但是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体力劳动的供给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市场需求增长的速度。
劳动市场的需求增长和供给增长（尤其是体力劳动供给和需求增长方面）越来越呈现出剪刀差的状况。
造成劳动供给增长（尤其是体力劳动供给增长）迟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步入劳动年龄的适龄人口数量开始大幅度下滑。
大学扩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第三，城市化也是造成劳动市场体力劳动供给萎缩的重要原因原因二：是制度缺失，社会保障缺位。
劳工的高流动性与附着在户籍壁垒的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制度所形成的突出矛盾导致民工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待遇，导致民工在诸如医疗、养老、工伤等方面的合法权益难以实现。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就成了资方地方政府博弈的牺牲品。
有专家指出“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
同时也有媒体撰文指出，“用工荒”反映的是农民工对工资低、环境差、待遇不平等的一种诉求，农民工采取的是用脚投票的方式，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真正实现同工同酬。
原因三：工资无法满足生活尽管很多地方以加薪15%至20%吸引求职者，但是，“工资不够高”依然是求职者对工作“挑三拣四”的理由。
在上海的劳动力市场，一位安徽的中年妇女在几家用工单位了解完月薪后，对记者表示，部分单位2000元的工资是比去年涨了，但物价也涨得很快，生活压力很大。
专家表示，“用工荒”不是劳动力总量供应出现短缺，而是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短缺。
原因四：是墨守成规，缺少用工应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市场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对象讲现在的劳动工人已经由一代民工向二代乃至三代转化，也就是说当前的劳工主体主要是80后和90后群体，这些80后、90后外出打工，已经不是简单地为了获得工资存钱赚钱，更主要地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扩大视野和体验享受生活，他们不愿意从事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的大的苦活、脏活和累活，更加向往融入城市，更看重发展机遇。
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但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象当初对待一代民工那样来对待这些80、90后民工，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原因五：是缺乏机制，信息沟通欠缺。
由于缺乏统一的用工信息发布和预警机制，使得企业在发生用工短缺的情况时，不能及时将有关信息向劳动力市场进行反馈，只是盲目地、各自为战地进行招工；而劳工方由于不能及时了解到企业行业用工需求情况，也就不能及时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岗位。
原因六：优势弱化，就业选择多向。
中西部的快速发展和崛起给当地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这样以来沿海省份长期以来在用工方面所拥有的区位比较优势也就逐步弱化和消失。
在同等乃至更低的条件下，当地人宁愿选择本地就业，也不愿背乡离井、远走他乡打工。
此外部分企业用工短缺还与自身生产技术层次不高有关，尤其是粗放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用工短缺的问题更为严重。
原因七：产业结构调整必然结果劳动力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用工荒”并不是“无工之荒”，而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原因八：新一代农民工有新需求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外出农民工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其中16—30岁的占比达到61.6%。
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的择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愿意从事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的大的苦活、脏活和累活，更加向往融入城市，更看重发展机遇。
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但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
他们对乡村陌生,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
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他们对城市渐渐熟悉,却又难以真正融入,受自身文化、技能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底层,向上浮动的动力不足、机会不多。
原因九：农村经济的发展伴随新农村建设进程，农村产业结构日益分化，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不断发展，譬如在笔者的老家莒南县，养猪、养牛、养鸡及种桑养蚕、种烟烤烟等产业逐步规模化发展。
农民收入逐年提高，农民正在由传统的转移就业向利用当地资源就业转化，在沿海加工业和内地制造业，转移就业已经越来越没有比较优势了，那些脏、累、苦、差而且收入较低的工作，也日益失去了对青年一代农民的吸引力。
原因十：不重长远，缺乏用工储备。
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错误地认为我国劳动力资源充沛，企业用人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在用工方面仍然固守临时观念，缺少长远打算，对劳工缺乏应有的尊重，不注重建立自己的劳动力储备，从而导致一旦用工需求急剧增加时就变得手足无措、无法应对。
而前些时候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采取降薪、裁员的举措很让不少民工身心受伤。
原因十一：对于家庭的向往和故土的渴望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的用工荒绝非某些学者所说的区域性和结构性现象，而是一个全局性普遍性问题。
解决“用工荒”问题，企业要努力，政府也责无旁贷，人更是义不容辞，需要三者紧配合，同时政府应当在更广范围、更高层面上发挥更大作用。
为此建议：一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
人口大量地从农村向城市集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要想留住人，必须留住其心；而要留其心，必须留其根。
这个根就是户籍、户口关系。
民工进城打工多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但户籍户口关系一直在农村，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怎么能安心。
为此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在城市发展规划中，特别在规划工业发展园区时应充分考虑建设新城区，采用政府投资，政企联合投资或吸收民间资本等多种形式，建设大量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作为“民工公寓”、“新市民公寓”，制定相关条件标准，出让有限产权（使用权），或出售给外来民工，让民工能够在工作所在地真正安家落户，这是解决“用工荒”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二是大力提升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合法地位国家应该对解决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实行立法，明确肯定当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这是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本质所在，也是解决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政治前提和工作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