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趋势与建议(2019年2月12日发布)1、2018年肉牛牦牛产业特点及存在问题1.1基本特点在牛肉和活牛市场上，刚性需求与养殖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突出。

表现在，国产牛肉增产100多万吨和进口牛肉超过100万吨，牛肉和活牛（母牛、架子牛、育肥牛）的价格上升且升幅较大。

在产业整体上，肉牛存栏量、屠宰量和牛肉产量稳步增加。

牦牛的“放牧繁殖、半农半牧区与农区规模化育肥、标准化屠宰加工”的产业化模式开始形成。

养殖阶段的低成本和环保意识普遍提高，但“秸秆就近利用、粪尿就地还田”的铁则，依然缺乏系列政策的明确支持。

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从业人员素质和机械化率有所提高。

产业技术被主动使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势态明显。

肉牛和牦牛产业链各节点的经济效益较2017年稳中有升。

肉牛母牛存栏量明显增加，“弑母杀青”状况基本得到扭转。

低成本依然是母牛养殖的核心，“分散、小群体、大规模”依然是母牛养殖基本模式，该模式是我国肉牛产业现阶段赖以存在并且不可动摇的主体模式。

其中，分散的养殖场（户）衍生出了按经营能力和资源支撑能力扩大母牛存栏头数，同时兼养育肥牛提升盈利能力的新模式。

爆炸式产业外资金催生的母牛“大规模”、“集约化”圈养形式，面临着环保、管理、成本、技术的适度选用、市场选择、盈利能力等各种资源要素的压力和经营风险。

牦牛和犏牛的散户放牧模式与“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依然如故，由此每年损失约70万吨牦牛肉，与牦牛超载一道，是藏区草原生态的重大威胁。

牛肉市场需求压力促进了牦牛和犏牛的“错峰出栏”、“集中、围栏”等规模化育肥技术与生产模式的加速普及。

海拔500米以下的规模化育肥是2018年度牦牛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亮点。

市场选择了奶牛是多了一项产奶功能的肉牛，其活牛流通、肉用生产技术和模式得以迅速形成且趋于成熟。

但适合我国国情的奶肉融合生产与经营的产业模式尚待成型。

1.2产区变化养殖向南部、西部、北部继续转移，并且存栏量增加。

其中，发展速度较快的省（区）是，南部产区的四川、广西、贵州、云南、江西、湖南、湖北；西部产区的甘肃、青海、新疆；北部产区的内蒙、吉林、黑龙江。

南部产区最具发展潜力。

屠宰加工随养殖产区的变化而变化，西部、北部和中部产区依然产能过剩。

但西部和北部产区的整体产能过剩与新生育肥地区缺乏屠宰加工设施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南部产区整体的屠宰加工能力不足，“规模小而精、功能多而全”的“厨房型”屠宰加工设施是与南方产区养殖特点相适宜的建设方向。

“北牛南运”造就了以广东和上海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地区是 “重屠宰、轻养殖”的屠宰加工产区，在发挥稳定牛肉供给辅助作用的同时，抬高了南方牛肉市场价格。

各产区的功能与商业模式逐步分化：西部和北部产区向直接供给大宗市场活牛和牛肉的方向；南部产区向就地生产、就近销售活牛和差异化、特色化牛肉的方向；中部产区向育肥外购牛和向大宗市场销售牛肉的方向明显分化。

1.3效益与安全肉牛和牦牛全产业链效益有所增加。

与2017年相比，包括能繁母牛、犊牛和育肥牛在内，肉牛和牦牛两个产业的养殖业产值合计增加约13.3%；牛肉初加工业产值增加约3.5%；全国全年牛肉价格上升 2.3%。

根据我体系对15个省的牛场实地调研，冬春两季是肉牛病死高发期；活牛运输应激综合征（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布病、犊牛下痢是养殖阶段的重大疫病威胁。

根据调研结果推测，2018年全国肉牛病死约210万头，死亡率平均为3.2%。

其中，活牛运输应激死亡率平均为12.5%，犊牛死亡率为6～15.5%。

病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80亿元，折合体重650kg育肥牛后的净肉损失约为60万吨。

以“北牛南运”为代表的跨区域活牛运输，是活牛运输应激综合征和传播疫病的直接原因，成为了肉牛产业健康发展的直接威胁，加大了全国性疫病扩散风险和防疫难度、加重了全国性肉牛养殖和牛肉的生物安全负担。

区域内和场内卫生与安全防疫措施以及养殖环境（饲养管理和设施）保障能力的不足，是影响肉牛产业效益和安全的潜在因素。

退役母猪肉、鸭肉和马肉等假冒牛肉，走私的牛肉和活牛，“瘦肉精牛肉、注水牛肉”的市场流通，严重破坏了肉牛产业秩序和牛肉市场秩序。

1.4模式与技术农区和山区母牛因地制宜的放牧、自繁犊牛的外售加育肥，甚至牛肉的本地化销售（自售、自家餐饮、向“农家乐”、“餐饮店”直供牛肉等）是2018年母牛养殖模式衍生的亮点，其特点是，根据需要主动吸收、恰当使用所需要的技术，生产和经营上低成本、产品上有特色，吃干榨净全牛的利润。

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养殖母牛普遍的盈利规模是，家庭规模的盈利头数一般为20～50头，其中育肥牛占0～40%，需要一个完整劳动力，不需要投入大型设施和设备；中等规模的盈利头数是100～300头，其中育肥牛占0～60%，雇工1～2人，投入适当的设施和小型设备。

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就近利用饲料和粪尿就地还田。

农区养殖母牛50～100头或300头规模以上的圈养模式的盈利能力较低，并且圈养母牛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低甚至亏损。

原因是，前者雇工人数与设施设备能力不容易匹配而增加相对生产成本；后者人工工资、土地、固定资产投资、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与能源消耗、资金成本等的成本高，用非母牛养殖设施饲养母牛而增加设施和饲养管理双重成本；饲料收储费用增加；管理不周而加大养殖损失（繁殖率下降、犊牛死亡率增加）；粪尿处理等环保费用增加等等。

草山草坡、草原牧区等母牛放牧地区，盈利规模一般是50～300头，其中犊牛和架子牛占比20%～40%，需要1～1.5个完整劳动力，不需要投入大型设施和设备。

盈利点是出售犊牛和淘汰退役母牛，特点是低成本。

除草场牧草极度丰富、草场面积足够大、能自然冬牧、能廉价储备越冬过春的干草等特殊情况之外，放牧母牛300头以上规模的盈利能力较低，原因是规模的增大带来设施设备、工人工资、牧草收储加工、防疫和医疗、繁殖成活和配种接生、放牧半径、草场生态压力等方面的成本的相对升高，并且规模越大相对成本越高。

还面临用工难、人员不稳定、技术不稳定等一系列潜在问题。

母牛养殖的技术普及率和适当使用率有所提高。

但人工授精站（点）管理不到位和技术人员不足及人工授精技术水平偏低、优良种公牛数量不足、高品质精液不足及其价格奇高、廉价饲料资源利用度偏低、营养调控和饲养管理技术水平偏低等，依然是产业多年的课题。

2018年度出现的新问题是，大规模母牛圈养企业（场）的技术过度投用、使用不当和管理漏洞，直接或间接增加了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

肉牛和牦牛的规模化育肥模式及其相关的饲料加工调制、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等技术贡献度明显提高。

但在添加剂和预混料、疫病防控等方面，有因过度投用技术而增加成本的倾向，并且育肥规模越大该倾向越明显。

有机肥化、沼气化等粪尿处理模式，是不具备粪尿就地还田条件的养殖企业（场），不得已通过增加生产成本购买养殖环境的模式。

在环保上属于主动、在经营上属于被动模式，其成效逊色于“秸秆就近利用、粪尿就地还田”的铁则模式。

“假冒伪劣、走私”牛肉主要流通于“大宗市场”，是制约面向大宗市场供应牛肉的屠宰加工企业进一步提升技术和产品品质的主要因素之一。

相反，“规模小而精、功能多而全”的屠宰加工企业（场），调整理念和技术生产“差异化、特色化”牛肉产品，增加“中央厨房”功能，在非大宗市场规避了“假冒伪劣、走私”牛肉的恶劣影响。

尤其是牛副产物加工增值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

1.5产业政策2018年继续了国家级别的“良种（精液）补贴”、“粮改饲”、“环保奖补”、“南方种草养畜”、“疫苗免费”等政策，其中“疫苗免费”和“良种（精液）补贴”是普惠性政策。

之外的政策，诸如“能繁母牛补贴（见犊补母）”、“引进母牛补贴”、“扶贫养牛奖补”、“农机补贴”、“养牛保险及其补贴”等政策，由地方政府制定，补贴规模和力度因地而异、大小不一。

2、2019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趋势2.1存栏量、产量和产业模式牛肉消费供不应求的压力将继续推动肉牛存栏量增加。

其中能繁母牛留栏量比2018年（约2600万头）提高约2%，实现连续4年的母牛留栏头数正增长。

育肥牛出栏预计比2018年增加100万头，达到2700万头；牛肉产量连续2年每年增产超过100万吨，达到770万吨。

面向大宗市场的北部、西部和中部产区的母牛养殖模式、集约化育肥模式以及屠宰加工技术和模式变化不大。

但南部的母牛养殖、育肥、屠宰加工模式继续“随市场需求变化”而变化，表现在饲养上灵活调整规模、进一步就地就近降低饲料和饲养成本，加工上将屠宰加工功能融合于中央厨房，产品上针对南方市场突显“特色化、差异化”，从养殖、加工到市场向形成独特的南方肉牛产业模式的方向逐渐演变。

以“北牛南运”为代表的跨区域活牛长途运输模式，尽管有诸多严重弊端并产生着巨大的隐性风险和直接损失，但2019年以广东和上海为代表的“屠宰外来活牛”的模式还会继续。

但是，随着调整养殖业结构步伐的加快，保证生物安全力度的加大以及消费者关注度的提高，在可预见的将来，必将实施活牛划区禁运、定区定点屠宰、牛肉产品全国流通的全产业链现代化、规范化管理。

牦牛的草原放牧繁殖模式和“恶性循环”依然如故，继续每年损失70万吨左右的牦牛肉。

但牛肉的市场需求，将促使集约化育肥模式在半农半牧区进一步扩大，并且突破“海拔3000米以下不能饲养牦牛”的这一缺乏科学证据的观念，根据当地气温环境安排育肥时间，加速向低海拔、草料资源丰富的地区扩散。

由此将逐步催生育肥牦牛（肉）南运模式并固定下来。

2.2品种格局变化我国的肉牛主要分地方品种、改良品种和纯种三个品种类群。

习以为常的“杂交改良”和“良种”中的“良”，实际上并没有公正标准。

在市场需求多样化和供给侧结构调整的进程中，“盈利”是品种存在并产生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根本。

而在“能盈利”的因素中，品种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唯一因素。

因此，让市场选择品种是唯一正确的品种选择方向。

消费的多样化自然会造就品种多样化、产品多样化的肉牛产业。

因此，地方品种、改良品种和纯种的市场互动将会成为主体并持续下去，2019年同样如此。

国家主导的“肉牛遗传改良计划”内容比较全面，涉及到了上述三个品种类群。

但有必要明确的是，“计划”着力点针对的是“大宗牛肉市场”，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上牛肉”，服务于国家保供给的战略。

大宗牛肉市场的特点是牛肉消费量大、要求牛肉的产量大、特色性差。

因此，品种改良的主方向是“体型大、生长快、产肉量大、饲料效率高”，随之而来的是牛肉肉质的“均值化”。

反映在产业上就是诸如 “西门塔尔、夏洛莱、利木赞”等外血改良品种、甚至纯种牛的活牛和牛肉的“市场同质同价”。

反映在企业（场、户）的生产、技术、经营和商业模式上就是“唯规模是图、千篇一律、竞争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