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经济展望和宏观调控政策建议一、经济发展环境及趋势展望（一）国际经济发展环境2017年，总体上判断，世界经济将延续温和低速增长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预期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3.4%，略好于2016年增长水平。
但同时有可能出现突发性因素而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其预测值也存在着向下调整的可能性。
贸易环境略有改善。
世界贸易组织秋季报告预测，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7%，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但预测2017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1.8%-3.1%之间，相较于今年虽然略有改善，但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世界贸易低迷的态势。
同时，随着2016年以来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初级产品价格触底反弹（虽然还会有波动，但预测不会大起大落）和美元加息政策于年内落地，有可能反而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因预期不明而产生的动荡和资本外流冲击现象有所减弱。
还有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变化既有更加严峻的走向，也有明显改善的迹象，都会对我国经济外贸产生较大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相对平稳，劳动力市场继续改善，消费支出稳步增长，货币政策缓慢回归正常化，预测2016年和2017年美国经济将分别增长1.6%和2.2%。
但是美国新总统任职后其实际政策走向现在还具有不确定性，进而对美国经济发展走势也将带来新的不确定影响；欧元区继续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并希望通过欧元贬值刺激出口等，也可能推动欧元区经济缓慢前行。
但英国脱欧全面启动正式谈判将有可能打击投资者信心，并且与德国、意大利等重要银行的危机相呼应而引发欧洲银行业风险发酵。
一些国家不断加剧的难民危机也将为经济复苏增添变数。
预测2016年和2017年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增长1.7%和1.5%；日本经济仍难真正摆脱停滞局面，避险因素导致日元升值抑制出口，制造业长期不景气，投资持续低迷，物价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和挑战，预测2016年和2017年日本经济将分别增长0.5%和0.6%，仍然是一个低水平的增长速度。
世界上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有望加快。
IMF秋季报告预计，2016年和2017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将分别增长4.2%和4.6%，表明对来年总体情况的预期好于今年。
俄罗斯、巴西等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下滑已经到达谷底，有可能出现走出深度衰退显现恢复性增长苗头。
印度经济增长预测2017年将增长7.6%，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中国将会继续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水平，特别是由于经济体量较大而使得中国对全球经济净增长将继续做出最大贡献。
（二）当前及2017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潜在风险客观分析，2017年我国经济运行中既有需要加大力度持续推进有效缓解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仍然处一个继续换挡减速的长周期，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还只是处于艰难攻坚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复苏进度之缓慢超出普遍预期等等。
应该说，上述三大类因素是困扰并且制约我国宏观经济健康较快有效发展的主要矛盾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但是同时，当前以及明年也需要特别重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重点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及其潜在风险如何能够得到有效管控。
一是2016年10月开始实行的房地产新政对明年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影响。
近两年来，因各地陆续实行了包括商品房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调、购置税减免、限购限贷放宽、场外配资等政策松绑措施，到今年明显带来政策放大效应，加之去年从股灾退出的巨量社会资金转入房市，2016年初以来包括刚性需求和投资投机购房需求都大幅上升，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全面回暖，大部分城市的商品房价出现新一轮暴涨。
1-9月新增房贷占全部新增信贷的比重高达43.9%，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8.8个百分点。
高房价推高了企业经营成本和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创业十年不抵买房一套和上市公司一年盈利买不了京沪深一套房等故事的不断演化，谋求通过投资投机商品房实现快速致富的愿望和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大批投资者、企业、居民的一致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严重损害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
正因为如此，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全国20多个城市紧急出台了以控制房价、抑制需求为主导的所谓历史上最严的调控政策。
但是，鉴于房地产既有消费属性也有投资属性，包括占有资金资源的规模和在拉动相关行业发展中的贡献以及形成国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意义都在相当时期内难有任何行业可以替补替代。
特别是今年的新政作为一个突变性信号，必然会对短期经济增长造成明显冲击。
若下一步各地再出现政策执行走样、调控过度、反复折腾，则会对明年的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稳定增长、后续投资安排、社会安定、居民安居等带来不利影响和严重后患。
甚至可以说，明年的增长速度能否稳定在6.5%以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滞后影响。
二是社会资金继续“脱实向虚”的规模和速度。
2015年以来的连续五次降息和五次降准，证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宽松度及其流动性加大都比较明显，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当前采取的金融输血实体经济的效果并不理想，反而有可能带来流动性陷阱风险。
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从宏观层面看到的金融市场利率和企业融资成本确有下降，但传导机制存在着的障碍使得大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旧突出，民营投资需求仍在放缓。
二是由于投资效率低下以及大批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单位社会融资规模所产生的GDP增长量继续减少，社会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又进一步反过来影响投资信心。
三是社会资金因实体经济不振、投资回报率预期低下而加快“脱实向虚”，由去年大规模涌入资本市场到今年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以及通过各类理财产品、产业基金、互联网金融（P2P）等路径进入虚拟经济，推动了今年国内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再次快速膨胀。
2017年，预期包括房地产、金融及资本市场、大宗商品领域的监测监管工作将得到完善和加强，但是由于近几年累积增加的货币流动性以及城乡居民不断累积的巨额存款，都很难在实体经济领域找到公平合理可持续的投资出口，主管部门稍稍出现监管缺口和漏洞，社会资金“脱实向虚”的倾向和实际行为都将依然很难扭转。
做好这方面的防范工作也是明年实体经济能否尽快趋稳并持续增强发展活力的重要关键因素。
三是部分领域和地区有可能新增加的金融风险隐患。
据初步了解，现在又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关于政府债务，一些地方政府因财政收入下降、土地财政受到抑制、银行贷款控制较严等因素，导致一些已经开工的重点建设项目和工程出现资金缺口，进而使得政府盲目举债的冲动有所抬头。
关于机构和企业债务，问题更加突出一些，如制造业贷款不良率上升，企业债违约事件不断增多，保险公司利用万能险高杠杆资金举牌上市公司等事件增多，互联网金融等领域违约“跑路”事件频发而诱发社会矛盾激化。
还如，一些房地产企业与金融机构已经形成高度关联的一损俱损关系，今年的房地产新政在实施过程中，将有可能在明年加大其关联金融机构的债务风险。
总之，今年以来，通过加大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力度、推进重点去产能企业债务包袱、市场化推进债转股和投贷联动试点等去杠杆政策举措，应该说在缓解地方政府和企业既有债务的问题上已经产生较好正面效应。
但是，因为与此密切相关的现有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并没有产生实质性深化改革进展，以企业债务为主体的高杠杆问题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若再加上当前在新增债务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旦明年主管部门和债务承担人防控风险预测预警跟不上、应急处理失措、以法治理不到位而出现行政过度干预现象，以及诱发社会大面积恐慌局面，则有可能出现各类敏感领域金融风险积聚和交叉感染，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显现的可能性。
四是民营企业家预期不好、信心不足导致民间投资缺乏活力以及实体经济不振的局面。
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1-9月份仅增长2.5%，同比回落7.9个百分点，其中7月份下降1.2%为2012年正式开展民间投资统计以来的首次下降。
为改变这一局面，2016年国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如修改完善鼓励和支持民营投资的综合性政策措施（包括双创、PPP、降杠杆、降成本、减免税费、营改增等等），全面开展了第三方评估活动并且组织全国性督查检查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应该说情况有所好转，否则民营投资增长下滑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但是，一方面，在国际投资贸易低迷和国内经济增长周期性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缓解的情况下，部分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及其企业正处于艰难地去产能去库存阶段，投资回报预期很差。
同时，对于资金转为投向代表新动能新经济的产业和领域这一合理选择，但也由于大部分民间投资者都十分缺乏决策判断力和抗投资风险实力。
当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背景下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所决定的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预期不好和信心不足，必然会严重影响民营投资积极性。
这一点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影响和制约民间投资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仍然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偏高、融资难度大、“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甚至是“没有门”等情况都在不同地区客观存在，今年新出台的一系列利好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由于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有待发挥应有效应。
在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背景下，如何将政府引导、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方面政策措施落实落实再落实，才有可能使得民间投资者能够尽快获得制度变革及其改革红利，这是明年促进民间投资快速可持续回升的一个重大命题。
五是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包括农民增收困难而引发社会问题以及抑制消费需求的苗头。
主要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带来企业盈利下降以及结构性下岗转岗失业等情况加剧，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出现放缓苗头，特别是农民稳定增收情况不容乐观，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
二、经济增长预测和目标建议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在总体上仍面临严峻的挑战和不利因素。
但是，客观上也存在着重大机遇和有利条件。
仅仅就国内而言，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都在继续向前推进，各自领域自身的潜在增长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特别是在互联网+大背景下这四化已经进入加快融合和同步发展阶段，所带来的新动能及其新的增长空间远远没有显现出来。
区域、行业和企业间发展分化问题虽然政府部门需要重视统筹协调，但这种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规律可以激励生产力布局优化及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促进要素资源整合及优化配置等的正向激励效应也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同时，基于全面创新驱动而拓展的以双创、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移动互联、物联网、战略新兴产业、工业2025等为核心的新动能新经济已经迈出坚实步伐，业界特别是民间资本的积极主动参与并且引导现有企业转型升级的预期放大也已经成为客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