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骨伤科发展述略摘要在近代，中医整体的发展虽然缓慢，但中医骨伤科却在短短百年中获得了较大进步:理论上强调内外并治，调气血、补肝肾、培脾土、治心神，使整体观和辫证施治思想全面体现于伤科之中;诊断上方法迭出，掐指甲、观指纹、辫尿液，使诊断指征客观化;治疗上重视手法整复中麻醉药的使用和创造新的固定方法，减少并发症和后遗症。

特别是中西医学在骨伤科领域的沟通，为后来中西医结合在骨伤领域中的蓬勃发展和新骨科的产生莫定了基础。

骨伤科内治法，在祖国医药学发展中，不断完善、总结、整理和提高。

在西周时期的疡医已能采用五气养之、五脏药之、五味节之的内治法。

《周礼天官)记载:“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剧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五气养之、以五脏药疗之、以五味节之。

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

”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我国医学文献中最早的典籍—《黄帝内经)，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经验的医学巨著，对于人体解剖、生理、病理和诊断等基本理论有了全面的阐述。

(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均有关于伤科理论的论述。

(灵枢·经筋)篇描述了附属于十二经脉的筋肉系统。

(素问)阐发了“气伤痛，形伤肿”以及“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等理论。

这些理论原则一直指导着伤科基本理论和临床研究实验。

关键词中医，骨伤科，近代，骨伤科内治1传统中医骨伤科的进步1. 1理论的深化针对前人治骨伤重外治而轻内治的不足，明代陆师道在《正体类要·序》中强调:“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己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岂可纯任手法，而不求脉理，审其虚实，以施补泻哉。

”[1j之后，清代医家就颇重视骨伤病内治理论的研究，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汪机《外科理例》等书中均有论述，至晚清名医唐宗海，于骨伤科血证的探讨最有见地。

他在《血证论》中指出:“跌打折伤一切，虽非失血之正病，而其伤损血脉，与失血之理，固有可参，因并论之”，凡跌打已见皮破血出者，其症“无偏阴偏阳之病”，务从止血为安，“止得一分血，则保持一分命”;至于伴“有癖血肿痛者，宜消癖血”。

近代中医骨伤科发展述略与其“离经之血便是疲”的学术观点完全吻合，成为治骨伤肿痛之指南。

凡未破皮者，唐氏细分为血损坏、肌肤肿痛、筋骨打碎等各症。

初期逐癖生新、接骨续筋，后期则宗肾主骨、肝主筋之理，补益肝肾，温通经脉，达到祛除伏留之血的目的。

唐氏除对骨伤血证的病理机制和治疗理论提出卓越见解外，在方药施治上亦有建树。

他认为:凡失血家忌汗、吐之法，当以和法“为血证之第一良方”，擅长运用小柴胡汤达表和里，升清降浊，以治疗跌打损伤之患怒，周身作痛，寮血着滞三焦，感冒，内伤饮食等多种血证，皆能获俘鼓之应。

C2]此外，唐氏倡导的治骨伤血证当补气止血、祛察生新、消癖定痛、通窍活血之法则，对后人也有很大影响，民国时期骨伤科名医王子平、李广海、高云峰、刘寿山、陆银华等，无不尊其旨意而发挥于临床。

对此，上海石氏伤科总结日:“理伤仅用外治，气血难复，恢复不易;仅用内治，则筋骨不正。

理应调气血，壮筋骨，内服外敷、针刺手法、夹缚活动、相互参用，使疗效显著，而少后遗、复发之虞。

;[3]归纳全面，并蕴含着丰富的辨证主义思想。

正是在整体观念、内外并重、辨证施治的原则指导下，中医骨伤医师还进一步探讨了内外兼治的不同治法对患者生理机能的改善及调节骨面生长的影响。

四川名医杨天鹏就重视培补脾土，认为:人体之后天强盛，运化有节，则气血充盈，断骨得气血滋养必能较快愈合。

石氏伤科则侧重于气血之中的“气”，认为:“气血兼顾，以血为先是临床常用的治标之法，以气为主的气血兼顾为刻刻留意的图本之计。

’心〕因为形体之所以能抗拒外力，百节能得以屈伸活动，皆赖气所充盈;血之化液濡筋，成髓而养骨，也离不开气的作用。

杨氏、石氏的见解虽各不同，但都是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内外并重，整体辨证施治骨伤的理论，在继承先人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高度提出了带有规律性的新观点，发展了伤科理论。

值得一提的还有河北骨伤名医郑怀贤(1897-1981年)，在治疗骨伤病人时，强调治合神[4]。

其所治心神，就是重视患者的心理状态，重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就是要求在手法治疗前，帮助患者消除恐惧心理，使在治疗中得到患者的积极配合，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1. 2诊断水平的提高骨伤科水平的高低，与诊断水平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中医骨伤科历来就重视诊断这一环节。

金调生所辑《伤科真传秘抄》(1932年)中就要求学骨科者必须十分熟悉骨骼的形态和结构，要求学生在黑夜里用手摸骨骼标本时能正确分辨是何骨。

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结合长期的临证体会。

许多骨科医生都能凭手摸认识各部位的骨折和脱位。

世医出身的魏指薪(1894-1984年)就擅长用摸法来判断骨折、骨碎、骨歪等不同，以及筋歪筋断、筋走之差异，甚至一些经X线检查未见异常的患者，在魏氏的手摸之下得到了及时正确的诊断。

但近代的骨科医家们并不满足于这些缺少明确客观指征的诊断方法，努力摸索易于掌握且具有较明确客观指征的检查诊断方法。

安徽徽州名医江考卿在其所著《江氏伤科方书》(1840年)中提出了检查骨擦音以鉴别骨折的方法，即:“凡打伤跌肿，肉中之骨不知碎而不碎，医生以手轻摸肿处，若有声音，其骨已破。

;[s]这至今仍是临床常用的判断骨折的简便方法之一。

另一位晚清名医赵竹泉在其所著《伤科大成》(1891年)中，记载了一种观察指甲颜色来判断伤情轻重的方法:“以我手指甲，掐其手指甲，放手易还原色者易治，少顷始还颜色者伤重，手指甲紫黑色者不治。

”川这其实是以检查手指甲颜色变化来了解伤者疲血的程度，进一步推断其受伤的轻重和预后，方法简明，易学而易行。

河南平乐郭氏正骨的传人高云峰(1905-1976年)}30年代即名扬中原，她积经验之所得，提出了辨尿液来中国科技史料判断气血之盛衰、脏腑之虚实以及骨折愈合的快慢情况。

她认为:伤者尿液的颜色、浓度，与患者的骨折筋伤有密切关系[4]。

如:小便淋漓不尽多见于创伤日久者，是肾阴偏虚的表现;血尿常见于创伤早期者，为下焦蕴热，水不涵木;黄尿亦多见于创伤早期，是内有实热;白尿甚至带有絮状物者，则属脾胃虚弱，常见于骨折难以愈合者;尿面有油膜者，乃热毒内蕴若不及时清热解毒，必使骨折难以愈合等等。

上述这些重视客观指征的诊断方法的提出，有利于伤科诊断技术的传授和诊断水平的提高，福建伤科名医林如高(1888-1985年)就擅长根据骨折部位产生的声响，诊断骨折的程度和性质，准确人微，令人叹服。

诊断方法的丰富和客观化，使医者在临床能迅速、正确地诊断伤情，为下一步治疗提供有利的条件和可靠的依据。

1. 3复位、固定古代中医骨伤科的复位、固定技术堪称一绝，唐代蔺道人提出的“动静结合”的固定原则，对肩关节脱位采用的“椅背复位法”Ca]，元代危亦林治疗脊椎骨折的“悬吊复位法”Ca]等等，数不胜数，都在世界骨伤医学发展史上留下耀眼的光芒。

近代中医骨伤科治疗技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步。

近代中医骨伤科大师们，都极重视骨伤的整复手法。

晚清赵廷海在其所著《救伤秘旨》(1852年)中力倡“单人复位法”，基本上能很好地解决肩脱、颈脱等复位问题，特别适用于医疗条件较差的地区。

出身骨科世家的林如高，自幼练功，将气功运用于骨伤整复的手法之中，提出了触摸、拔伸、持牵、按正、提托、推挤、摇转、反折、理筋、分骨等十法，手法熟练，讲求重而不滞、轻而不浮，柔中有刚，刚柔相济，在民国中期即已名传海外，被誉为“整骨神医”。

四川名医杜自明(1877-1961年)，擅长手法，其针对治筋伤难于治骨伤的特点，治骨伤常用牵、接二法复位，挤、靠二法固定;治筋伤则以点穴按摩配合弹筋拔络，点穴可镇痉止痛、活血散癖，弹筋可振奋神经，舒展组织，然后辅以滚摇升降以活动关节，排除粘连，松解嵌顿，理顺筋脉，畅通血运，促进代谢，达到减缓痉挛，恢复疲劳的效果。

少林嫡传的伤科名医王子平(1881-1973年)堪称近代武林泰斗，其在治伤中熔擒使手法和正骨手法于一炉，并将导引与武术相互渗透，融会贯通，在学术上独树一帜。

其正骨手法特点是:重视经穴，注意点、面、线相结合，反对以天应阿是穴为唯一取穴标准。

主张以痛为俞，邻近取穴和循经取穴相结合进行点穴按摩，再配合理筋和活动肢体以照顾“面”，还根据络学说，远端取穴以照顾“线”，突出体现了中医整体观的原则特征。

王氏还反对整复过程中使用拙力和暴力，主张用“巧劲”，“似棉裹铁”般地将力渗透到患部深层。

对于大关节的拔伸、捺正等手法，王氏引人拳谚中的四两拔千斤的“巧劲”来施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手法治疗著称的还有北平名医刘寿山(1904-1980年)，他19岁即拜清宫上驯院名医文佩亭为师，深得清上驯院伤科之真谛，是北方太医院派的代表医家。

刘氏强调伤科治疗“七分手法三分药’心〕，在骨折复位中，以“拔不开则按不正”为指导思想，贯彻“欲合先离，离而复合”的原则，这不仅符合骨伤的机制，也暗合辨证法的原理。

刘氏治脱臼，强调一个“摘”字，用摘法解除关节两端的重叠交锁，以利复位。

这些简明之要诀，极易学习者掌握和运用，有利于中医骨伤治疗水平的整体提高。

综上所述，各名家、各流派的治伤手法虽各具千秋，但都是在临证治疗中总结所得，并努力将气功、武术等其它学科中的精华融汇其中，显示了此期中医骨伤科摒除门户之见，广采博收的胸怀。

其在技术上的精益求精，追求达到手法治疗使患者不为所苦的境界，又表现出一切从患者得失出发的良好医德境界。

对于骨伤复位后的固定，在坚持“动静结合”的原则前提下，在具体固定方法、固定材料的选择上也都有新的发展。

赵廷海的《救伤秘旨》就十分重视复位后的固定，对此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

如:对于颈椎骨折脱位损伤者，以“绢兜牵引复位固定”法治疗;对于足躁关节骨折整复后的固定，则明确使用了超关节固定法:“用布兜掌前，系于膝下，令脚不直伸下，仍令脚掌时时屈伸”[9]。

这种方法特别有利于伤者早期的功能活动，利于骨折的愈合。

至于对固定材料的选择，历来是以有利于骨折愈合为原则，多选用味辛而无毒，且有祛风、消肿、散湿之功效的衫树皮，既保温，又透气，适合治疗中忌寒忌湿的要求，故在广植杉树的南方地区的医家皆习用之，如福建林如高、广东李广海等。

而原籍山东的魏指薪因山东难求杉皮，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黄柏皮浸水后作固定材料，不仅有很好的屈伸性，易随肢体形状塑形，而且具有清热解毒之药性，有很好的固定治疗效果。

这又再次反映了近代骨伤医家重视实际，不墨守陈规的特点。

此外，近代中医骨伤科重视内外并治，赵廷海主张:在整复固定前用麻醉镇痛药，如消风散、住痛散等，甚则可加痹药(指川乌、草乌等具有明显镇痛麻醉效果的药物);整复后予活血住痛散等活血通络，促进骨伤的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