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财物价值”与“财产性利益”（上）目次一、引言二、财产性利益保护与罪刑法定三、“财物价值”与“财产性利益”分立的理论基础四、“财物价值”与“财产性利益”的界分五、财产性利益的限定一、引言一般而言，财产罪立法旨在保护财产权。

关于财产权的载体即财产罪的对象，我国刑法的表述是“财物”或“公私财物”。

但是，《刑法》91、92条只是对“公共财产”与“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作出了界定。

存在的疑问是，财产罪中规定的“财物”，理解重点是在“财”还是在“物”？如果重视“财”的一面，就可以按照《刑法》91、92条的界定，在“财产”的意义上把握“财物”，“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也在财产罪对象之列；如果关注的只是“物”的一面，恐怕只能在民法“物”的框架下理解“财物”，财产性利益难以作为财产罪对象，或者，在需要保护财产性利益的场合，只能尽可能解释为对财物的保护。

实务中，绝大多数侵财案件都是对动产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造成损害，以“物”加以保护即可，对此也没有异议。

但是，在不动产的场合，如窃取他人房产证件后将房产卖给不知情的第三人并完成登记的，是作为对不动产这一“财物”的犯罪，还是考虑为与不动产有关的财产性利益为对象的犯罪？再如，盗窃有关债权凭证的行为，是评价为对凭证这一“财物”的犯罪，还是能以侵犯债权这种财产性利益的犯罪对待？还有，在盗用他人财物的场合，行为人对于财物的实体部分并无非法占有目的，只是意在对财物的有关价值进行利用，那么，该行为是评价为对财物的侵害还是对财产性利益的侵害？上述设问，涉及的是财产罪的两个保护面向即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界分。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财产性利益是否纳入财产罪对象加以保护尚存争议，因此，作为界分的前置性问题，本文拟先对财产性利益纳入财产罪保护的诸多疑虑进行回应；其次，由盗用行为的定性切入，通过财物保护的实体—价值理论，论述刑法中“财物价值”与“财产性利益”分立的意义与理论基础；再次，对“财物价值”与“财产性利益”的界分提出可行的标准；最后，对财产性利益的保护作出限定，避免刑法的过度介入，这是对界分的延伸与补充。

二、财产性利益保护与罪刑法定（一）立法例与有关争议关于财产罪对象，外国刑法存在以下几种立法例。

[1]一是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分别规定。

如《日本刑法》第246条规定的诈骗罪对象仅限于“财物”，但该条第2项规定：“以前项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项同。

”在日本刑法分则关于财产犯罪的规定中，如果某种犯罪的对象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产性利益，那么，分则条文通常是在第一项规定对财物的犯罪，在第二项规定的是对财产性利益的犯罪。

所以，对财产性利益的犯罪被称为“二项犯罪”。

因此，一方面，“财物”不包含财产性利益；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二项犯罪”的规定，则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不成立犯罪。

例如，《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财物”，故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

英国1968年的《盗窃罪法》也将诈骗财物与诈骗财产性利益分别规定：第15条规定的是诈骗财物的犯罪，第16条规定的是诈骗财产性利益的犯罪。

二是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规定在同一款中。

如《韩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规定诈骗罪的对象为“财物”或者“财产上之利益”（其第329条所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物”）。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59条第1款规定的诈骗罪对象包括“他人财产”与“他人财产权利”（其第158条所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产”）。

三是以“财产”、“不正当利益”等概念包含财物和财产性利益。

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42条与第249条规定的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对象限于“动产”（或“可移动的物品”），而第263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对象是“财产”，其中的“财产”便包含了动产、不动产等财物以及财产性利益。

再如，《意大利刑法》第624条与第628条规定的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对象仅限于“他人的动产”，但第640条规定的诈骗罪的对象则为“不正当利益”，后者显然包括财物与财产性利益。

三种立法例体例虽然形式不同，但共同点也一目了然：在财产罪中，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是两个不同概念，如果刑法明文规定的对象是财物或动产，财产性利益则不能成为该种犯罪的对象。

在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财产性利益不是盗窃罪对象，日本、韩国将抢劫财产性利益规定为犯罪，而德国、意大利未规定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罪对象。

普遍的立法例是，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对象。

我国财产罪章标题为“侵犯财产罪”，但条文对财产罪对象的表述是“财物”，于是，存在的疑问是，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是否能作为财产罪对象？如果肯定财产性利益是财产罪对象，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的一部分，或将财物解释为财产，是否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应财产保护的需要，财产罪对象不能仅限于具体财物、对抽象的债权等财产性利益予以刑事保护的呼声日趋高涨，从最初支持诈骗的对象可以是财产性利益扩展到盗窃、抢劫罪。

[2]但是，也有学者对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产罪保护持否定态度，[3]对盗窃罪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也有学者持保留意见。

[4]有学者认为，从实质合理性角度出发论证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财产罪对象的观点并无不妥，但既然刑法没有明确作出规定，目前阶段在解释论上应当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5]还有学者提出，作为财产罪对象的财物，有的包含财产性利益，有的不包含财产性利益，在立法论上，我国刑法并未对财产性利益作出明确规定，从罪刑法定主义出发，明确规定应当更为合理。

[6]可见，因财产罪立法并未明确规定财产性利益是否是财产罪对象，围绕是否有违罪刑法定，我国学界对此存在很大争议。

（二）主要观点评判1.“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违反罪刑法定”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属于刑法禁止的类推解释。

其理由主要是：①财物是“具有财产性质的物品”，而不应当将中心语换作“利益”。

②不可偷换犯罪法益与犯罪对象两个概念，作为章罪名的侵犯财产罪只是一系列具有同类法益的罪名的集合，并不承载具体的定罪功能，定罪必须以相应条文的规定为依据，与章罪名没有任何关系。

③处罚必要性不能跃居刑法规定之上，如果刑法并未对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作出明确的性质界定，将其定罪处罚就是不公正的。

④我国与国外财产罪刑事立法的差距需要以严格的立法过程去弥补，不能以刑法解释代行之。

⑤刑法总则中有关保护财产的条款只具有一般性的概括意义，对分则条文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但具体如何保护还是应当由刑法分则的相应罪名加以规定。

[7]本文认为，上述责难不能成立。

其一，将财物界定为“具有财产性质的物品”，不具有必然的妥当性。

“财物”的字面含义，究竟是仅指有体物，还是包括无体物乃至财产性利益，这不是读读字面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具有财产性质的物品”这一字面含义的妥当性并非不证自明。

论者实际上是先验地认为对“财物”采取平义解释就是正确的，以此排斥对其进行其他形式的（如扩大）或实质的（如体系）解释。

其二，不能无视总则对分则解释的指导作用。

“刑法总则存在许多一般原则、一般概念的规定。

这种一般原则、一般概念的规定不仅指导总则的规定与对总则的解释、适用，而且指导分则的规定与对分则的解释、适用。

所以，在解释分则时，一定要以总则的规定为指导”。

[8]《刑法》91、92条对“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作了列举式规定，其中显然包括了财产性利益。

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是“侵犯财产罪”，刑法分则中的章节标题，对于理解章节之下法条的保护法益，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

只有将财产罪对象的“公私财物”解释为财产，才能使总则与分则保持协调。

如果肯定财产罪章的保护法益是“财产权”，那么，“财产权”这一法益当然具有解释论上的指导机能，包括明晰财产罪对象，怎么能说“并不承载具体的定罪功能”、“与章罪名没有任何关系”？其三，解释论上也要考虑处罚必要性，处罚必要性不仅仅是立法论上的问题。

“解释的实质的容许范围，与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与法文通常语义的距离成反比”。

[9]刑法不可能只保护财产中属于“物”的部分，将“财物”解释为“财产”具有实质合理性。

其四，我国刑法并未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反而可以将财物作扩大解释。

例如，德国、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但将通常的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将利用机动车抢夺解释为抢劫。

在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或抢劫。

因此，只要能肯定财产性利益属于财产，解释论上就有充足空间处理财产性利益的入罪与否问题，无需求于立法论。

2.质疑“占有对象规范化”的观点有学者对纯粹规范化的占有概念进行了批判，反对“占有对象的规范化”即将财产性利益作为占有对象，认为“它违反了在罪刑法定原则下通过教义学方法对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定义和解释的方法论原理和基本的价值观念，在方法论和价值论上陷入双重困扰”。

①在方法论上，法概念的解释应该是去规范化而实现具体化，“权利的占有”这种解释增加了抽象度，对理解力要求更高，大大增加了人们认识占有和盗窃行为的难度。

②在解释论上，“权利的占有”使得盗窃罪变为“以侵犯权利人权利的方式侵犯了权利人的权利”的循环论证解释。

③在修辞学上，“权利的占有”会破坏占有与物之间的动宾关系，导致占有的核心含义消失，模糊了法律解释与文学修辞的界限。

④在罪名适用上，“权利的占有”完全取消了盗窃实行行为的定型化，打破占有变为了损害权益。

⑤在罪刑法定明确性要求上，“权利的占有”使得“打破他人对财物的占有”这一相对明确的、能够为规范接收者易于理解的构成要件结构空泛化。

⑥在概念内涵上，占有规范化范围难以限制，难免出现任意决定概念适用场合的问题。

所以，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是一个如何理解和运用法教义学原理和是否坚持构成要件观念的问题。

[10]本文认为，上述批判具有偏颇性。

其一，刑法有些概念的解释不可能完全实现去规范化。

众所周知，构成要件要素可以分为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后者需要法官根据具体的事实关系进行判断与评价，这种判断与评价既可能是基于法官自由裁量，也可能需要基于道德、礼仪、交易习惯等法以外的规范才能确定。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本质，是只有通过精神的理解才能获得其内容的要素。

[11]就这样的概念而言，无论怎样解释，必然仍存有相当程度的抽象性，完全的去规范化而实现具体化是不可能的。

论者认为：“说盗窃行为可以是……'破坏对权利的占有’，恐怕不仔细研究这种主张的刑法专家，都不太明白个中真意，就更别指望普通人通过这种解释能够搞清楚盗窃罪要惩罚的具体行为到底为何物了。

”问题是，“占有”这种概念，当然需要“仔细研究”的专家才能解释，民法中的很多概念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也并非普通人能够弄懂，必须求助于民法专家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