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政治的稳定宗教的起源可以上溯到人类的诞生，原始人类对图腾的膜拜课看做宗教的雏形，即便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不仅没有消亡，反而生机勃勃，已经与人类生活融合在一起。
一、宗教与政治关系的演变宗教与政治分别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虽有各自的使命与领域，但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涉及人的心灵诉求的信仰问题从来没有单纯地局限在人的精神领域，而是与社会政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原始宗教的起源与原始社会公共权力的形成密不可分。
那个时代，人们是以宗教的方式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人的命运和人生的目标，都是在宗教神学的框架内得到理解的。
社会是以宗教的方式组织的，每一个部落和氏族，都同时是一个宗教团体。
调解社会共同体的准则和共同体的公共权力，都具有宗教性的权威。
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宗教与政治的互动更为紧密，一方面，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会要求社会的宗教结构与政治结构相适合，总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宗教的巩固、保持和发展也都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尤其是统治集团的政治支持。
但是，宗教与政治毕竟是具有不同价值追求的两个领域。
就本质而言，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
”而宗教是与超然界( transcenfence)、神圣界(the sacred)及与终极( ultimacy)有关的信仰、仪式和组织体系，宗教是人类用来淦释自己与世界的一种神圣理论，一套主导人生各方面的终极价值，通常是以天启、圣谕或绝对真理的面貌来支配人类日常生活的超自然力量。
由宗教与政治的本质可见，宗教与政治对人的要求都具有绝对的倾向，即宗教，特别是强调超自然的启示和超越国界的宗教，都自认拥有绝对的、普遍的真理，要求其信徒绝对服从;而作为一个独立体系的政治，特别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代表—国家，更追求和强调统治其国民的至高主权。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世俗化的过程使政治逐渐脱离了宗教的约束，国家政治运作的逻辑、活动的目标，均不再以宗教的原则为依据，政治完全成为了一个独立运作的体系，由此亦导致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与冲突。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那种政教合一的人类生活形态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在两者冲突与斗争的过程中，政教分离的政治形态逐渐取代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
所谓的政教分离，包涵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建制宗教与国家统治权力的分离；其二是建制宗教与公共生活秩序的治权的分离。
建制宗教与国家统治权力的分离是政治威权与宗教威权在结构上的分化，它准确的内涵是指建制宗教不受国家权力的支持，而建制宗教亦没有义务为国家政权的正当性提供支持。
建制宗教与公共生活秩序的治权的分离，其根源则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
社会的结构分化是现代社会演化的重要标志，亦是现代性社会实在的基本结构，现代社会的演进与社会领域的分化是同步的。
按照社会学家卢曼(N. Luhmann)的观点，分化使离心倾向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中心特征，即社会制度中不存在任何无可争辩的优势，这种情形导致不同于传统的秩序结构的形成。
传统社会的秩序有一个制度化的中心，而现代社会的秩序是无中心的。
就宗教与社会的互动而言，在传统社会，宗教承担了政治功能、经济功能、道德功能、教育功能等等。
而在现代社会，传统宗教丧失了对政治、经济乃至日常生活的社会法权，宗教组织和语义不再是提供社会整合的惟一基础，而只是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次属制度系统和语义，与其他社会次属系统和语义共同构成社会整合的基础。
这也就是政教分离的第二个原则的核心内涵，即宗教只是公共生活秩序中的一个子系统，且并不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
二、现代社会宗教参与政治的形式与路径就历史的整个进程而言，政教分离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但从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宗教虽与国家政权相分离却从未脱离政治和公共生活的领域。
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各大宗教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一方面，在国家这一制度秩序层面，宗教不再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修辞。
正如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所言，世俗化使“社会与文化的各个部门从宗教的制度与象征的支配中脱离出来，也就是不再为‘神圣的天蓬，所笼罩，人们不再以宗教的淦释架构看待他们的世界和日常生活。
”政教分离使宗教日益被挤出国家政权领域之外，而只是作为一个信仰或社会团体存在。
而另一方面，当宗教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时，宗教是透过不同的民间团体和作为公民的宗教徒对社会的其他部分乃至于政府施加影响。
特别是为回应世俗化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冲击，各种宗教在处世哲学和行为策略上开始随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在具体行为上更加重视并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其根本目的在于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致因衰败而被彻底边缘化，期望继续维持在信众中的地位而不丧失其权威。
宗教自我的发展，不管它是教民的自觉行动、还是教界的作为，不管它是国家的引导、还是信仰群体尤其是政治反对派活跃的结果，人们看到的则是宗教团体日益重视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并由此而带来宗教在现代社会的活跃和复兴。
总体上看，现代社会宗教参与政治的形式和路径可以概括为：第一，形而上的也就是宗教理念层面的参与。
即宗教以其教旨吸引民众，以其教法整合民众，使教徒以教义教法为基本原则和最根本的目标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
这里，以美国社会为例进行分析。
美国被认为是第一个按照基督教理念建立的现代国家，基督教的理念和价值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1）基督教的理念与价值提供了政府的合法性。
合法性包括对任何社会制度与实践的解释，其中最为重要的事项是在群体中建立权威。
“如果没有合法性，一个统治者，一个政权或者政府体系就很难得到处理冲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长期的稳定和良好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
”宗教对美国政府的合法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宗教的合法性论证，将经验社会的不稳定的实在结构与一种终极性的实在联系在一起，它便使前者获得了神圣的源头与根基。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观点:“17世纪来美利坚的定居者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社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自己的宗教信仰。
18世纪的美利坚人及其领导者是从宗教角度，主要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争取独立的革命。
……进入19世纪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最高法院和众议院都在星期日举行礼拜仪式。
《独立宣言》呼吁‘自然之神’、‘造物主’、‘世界的最高裁判’和‘上帝’赐予恩允，使他们得到合法性和保护。
”纵观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仪式，他们都将手按在《圣经》上宣誓，并都以“上帝保佑”为结束。
难怪艾森豪威尔说:“我们的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宗教信念之上的话，它就失去了意义，至于是哪一种信念我倒不在乎。
”所以，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指出，宗教在美国“应该看作是他们政治体制的第一项”。
特别是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宗教的影响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一次选举。
这次选举出的总统及其司法部长和整个行政班子突出地强调了宗教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大力加强政府对宗教组织为有益社会目的而开展的活动的支持。
宗教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成为联邦政府职能的一个合法因素。
（2)宗教信仰影响公民的态度和立场，进而导致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并由此作用于美国的政治选举。
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指出:“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最主要的部分。
”在美国，教会不仅仅是宣传教义、培养人们宗教感情的场所，而且，由于人们不同的宗教归属和对宗教的不同信仰取向，导致了不同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行为。
如社会学家约翰斯通在《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天主教徒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而新教徒则更多支持共和党。
而“20世纪末美国生活中最惊人和出乎意料之外的特点之一，就是宗教情感作为政治和文化中一重大力量的出现。
”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一些可以说明道德败坏的问题……在这些挑战的面前，美国人日益转向宗教和宗教理念”，因为，“人民相信宗教有助于阻止道德的衰落，因此，宗教观点和立场自然影响到他们如何投票”。
而且，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宗教和文化问题上的区别日益增大，“民主党积极分子宗教虔诚程度一直较低，而共和党积极分子在这20年内有明显提高……主要基督教教派，尤其是福音教派中的宗教保守派，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民主党则在太大程度上依靠各大教派中的宗教自由派以及不信教的人士的支持。
”2000年的选举还证明，竞选全国公职的候选人对宗教信念的谈论增至一个全新的水平…各位总统候选人都以空前热情的方式大谈自己的宗教信念，以迎合公众对宗教的关心和重视。
第二，形而下的或曰宗教的世俗参与。
即宗教组织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以集团身份运用各种手段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从而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
宗教的世俗参与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宗教政党及其政治组织的大量出现及形成与发展。
所谓宗教政党，即政党本身就是由特殊的宗教群体组成，这种政党同时追求宗教与政治的双重目的。
宗教政党的出现，其背景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通过自己的力量对社会发展的政策和走向施加影响。
就其本质而言，宗教政党首先是一种政党，它不是以宣教为主，而是以参政、议政为主，企图利用宗教的社会力量达到分享政治权力的目的，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宗教属性，它将宗教教义结合到政治纲领之中。
宗教政党一般出现在有着政教合一传统或政教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里。
就世界范围而言，在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穆斯林国家里，除少数几个政党外，大部分政党都与伊斯兰教有关。
这些政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穆斯林，且以复兴伊斯兰教为目标，号召力很强。
在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但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也有伊斯兰教政党存在，如土耳其的救国党，印度尼西亚马斯友美党、建设团结党等。
至于那些仍然处于战争和动乱中的穆斯林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伊斯兰政党也显得十分活跃，如黎巴嫩的真主党、社会进步党、伊斯兰联盟等。
他们不仅是独立的政党组织，而且都有武器装备，是黎巴嫩各种政治派别和军事力量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就亚洲政党发展来看，冷战结束以后，亚洲政党政治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征，而各类宗教政党，尤其是伊斯兰政党组织进一步崛起，并日益走上政坛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例如，印度人民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相继在20世纪90年代的选举中获胜，成为本国的主要执政党，虽然前者已经下野，但后者仍在执政。
印尼民族觉醒党曾赢得2000年的总统选举，其领导人出任总统。
在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约旦、也门、阿富汗、伊拉克、马来西亚及中亚等国，伊斯兰政党组织大都成为本国的主要政党之一，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