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变迁——国际社会学会（ISA）“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RC28）2009年春季中国年会2009年5月14日－16日，国际社会学会（ISA）“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RC28）春季年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本次年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承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协办。
这是RC28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学术年会。
194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国际社会学会（ISA）成立。
其目的在于将世界各地、各个学术流派的社会学家集合在一起，共同促进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1960年，国际社会学会在Zurich举办第一次世界大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研究委员会，收集跨国数据并对各国社会分层以及流动结构进行研究，它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RC28）委员会的前身。
当时流行的研究范式认为，覆盖多个社会的大规模调查数据能够帮助社会学家对不同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并对社会分层与流动产生的深远社会和政治影响进行探讨。
因此，RC28建立之初就致力于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RC28形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跨国学术共同体，吸引着该领域一流的学者在此交流合作，并负责着该领域的权威刊物《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的编辑出版。
为了促进该领域的学术交流，RC28每年春季和夏季各举行一次年会。
社会分层与流动也是中国大陆社会学以恢复重建以来最为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分层与流动是社会学中最为重要的传统主题之一，更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了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
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本次RC28年会也吸引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
共有约110多名国外学者和约60多名国内学者参加了本次年会。
为了使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内学者更多地了解本次年会的情况，特别是该领域研究的的一些新趋势，本文将以本次年会为基础，对RC28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学术领域和问题进行介绍。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变迁”，会议包括30个主题讨论和1个综合主题的海报展示讨论，内容涉及教育、收入、职业地位获得、社会流动等社会分层的经典领域，还包括社会网络、生命历程、健康等近十多年来迅速发展的新研究领域。
不同主题之间在内容上的相互交叉，为我们总结本次RC28增加了很多困难。
联系历年的会议主题和相关学者的总结（Hout and DiPrete，20061），本文将本次RC28会议众多的主题归结为以下6个方面，尝试对RC28此次会议内容进行概括性的总结。
由于一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广泛验证，同时许多正在兴起的研究主题并不为我们所熟知，本文的总结难免会挂一漏万，以偏盖全。
但正如Hout和DiPrete教授在他们2006年所写的有关RC28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我们弄明白“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才能确定未来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一、教育作为在本次会议上论文数量最多的一个主题，“教育”涵盖了高等教育、教育获得和儿童教育等多个分主题。
在这次年会上，各国学者将焦点集中在教育不平等的变化上，即：当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教育体制做出了新的调整，社会背景/家庭出身在不同的教育层级上其影响力是否依然如故？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政策致力于减小社会不平等，旧的教育不平等是否真的有所减小？新的不平等是否产生？哪些因素决定了新的不平等？（一）家庭背景、阶级地位等与教育不平等1 参见：Michael Hout， Thomas DiPrete，“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RC28对社会分层研究的贡献”，卢文峰译，李煜编校，《社会学》，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09年第2期。
Mare (1980)发现，家庭出身和最终地位间联系的建立要经过一个多步骤的过程。
从刚开始上小学一直到离开学校的任何一个升学阶段上，阶级或社会地位都能介入，以决定是否继续升学，而在理论预期上，这个决定应该是由学生自己或学校来做出的。
在每个升学决定中，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的累积，最终构成了家庭出身和教育获得间的相关关系（非线性的）。
在本届年会有关教育不平等的论文中，大部分都是基于Mare的“教育过程”概念所展开的，“教育获得”被分解为多个过程和步骤。
在因变量的选择上，多数研究都锁定“教育决定”而非“教育年限”作为模型的因变量。
例如，很多论文就是从不同维度对中等教育升入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即高等教育的获得）问题进行的分析。
但是，学者们的分析结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Kloosterman 和 Graaf集中探讨了荷兰社会近20年来，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用变化。
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荷兰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迅速，但是社会背景对于个人选择怎样的大学教育、以及能否成功完成学业仍然有着深远影响作用。
另外一个关于荷兰的研究则表明，中等教育的扩张对于减小阶级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该论文的分析结果表明，父母教育程度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呈现下降趋势（Tieben&Woblers）。
而对美国的高等教育获得过程的研究初步发现，学生的申请行为往往受到社会背景和种族的影响。
但意大利的研究则发现，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家庭出身与高等教育选择和教育获得的关系。
上述研究发现因为资料、数据不同，所以导致了不同的结论。
但是，纵观更多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的一个趋势是：在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不平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
家庭背景的影响虽然持续存在，但其影响力在下降。
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家庭背景的影响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李春玲基于200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尝试验证MMI假设（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和EMI假设（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CII假设（持续增加不平等假设）。
她的分析结果表明，尽管1999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扩张，但是不同阶级、民族和性别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并没有减弱。
特别值得注意地是，基于户口的城乡不平等反而增强了。
同样是基于MMI的理论框架，杨菊华所提交的论文着重探析了家庭背景与孩子“教育福利”的关系（完成小学和初中学业，并升入高中）。
她的问题是：在社会经济转型、大众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家庭出身与儿童的教育获得及教育机会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孩子的教育福利是否得到了改善，既阶级差距是否缩小？阶级差异是否在不同的受教育教育群体中存在？基于千分之0.95的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作者得出阶级竞争仍然存在、优势阶级子女仍然在竞争过程中占据上风的结论。
因此，即使是在人人都应该享有教育的义务教育阶段，基于家庭出身的教育不平等仍然持久存在。
上面两个关于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研究，显现出在大众教育和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中国，教育不平等仍然存在。
而家庭的阶级地位、父母的教育以及户籍这些社会背景变量，对于各个阶段的教育机会与教育获得都存在显著影响。
Meng Chen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教育不平等。
他认为，教育本身难以支撑个体完成一个长距离的向上流动，也就是达到一定的社会阶级位置。
个人在获取阶级地位的过程中，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的教育，父母的阶级地位，以及户口）会对教育获得产生影响，而户口和教育获得同时对个人最终的阶级地位产生作用。
家庭背景对教育选择和教育获得具有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前述教育过程的分析视角外，Boudon(1974)提出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类型，特别强调家庭背景会通过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从而间接影响学生的教育选择与教育获得。
他曾将这两种影响称为“初级影响”和“次级影响”。
在本次年会中，就有两篇文章专门尝试借助Boudon的影响类型分解家庭背景对教育选择和教育获得的影响。
Büchner,Velden和Wolbers利用跟踪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四个荷兰同期群的教育选择和教育获得。
Dietrich也尝试揭示出家庭阶级背景对德国中学毕业班学生的教育抉择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虽然在本次会议中类似的研究甚少，但也许是推进相关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在历次RC28的年会上，都有使用跨国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这也是RC28成立时的一个初衷，本次年会也不例外。
Haim和Shavit运用了一项大规模的跨国比较数据，集中探讨了教育扩张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关系。
他们发现，教育体系（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的扩张并不是一个促使教育机会平等化的有效政策，事实上这个政策反而增加了不平等。
在他们看来，尽管教育体系扩展的速度很快，但教育不平等现象还将会持续存在。
这一研究成果与之前或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出入。
因此，对于教育扩张到底是在增加教育机会不平等还是减小不平等这个问题，还有待更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二）儿童教育与社会不平等值得注意地是，在社会学学科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研究领域中，儿童教育研究在国外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体系的研究领域，而对于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这一领域也许还是一个相对新鲜的领域。
在本次会议中，共有12篇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
这些文章所涉及的研究问题非常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这次会议对儿童教育的不平等研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多从微观层面探析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如何影响子女的成长，以及学校的组织形式、教学法如何对孩子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主题比较广泛。
例如，父母的教育与子女态度/认知结果的关系，教育和家庭环境对学前儿童认知结果的影响，天主教学校中认知技能的发展，补课对数学表现的影响，家庭解体后父母/继父母是否在场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家庭内外活动如何影响移民子女的语言发展，家庭背景与孩子计算机素养的关系，教师行为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等等。
会议论文的研究结果也非常有趣。
例如，有研究揭示，家庭破裂之后，不在场的亲生父/母并不会减少对孩子的资源传递，事实上不在场的亲生父/母的作用甚至要大于在场的继父/母，这是我们以往的研究没有进行过细致分析的。
再如“补课”，作为一种风行于东亚地区的课外教育投资，有学者在台湾地区进行了有趣的分析。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补课对8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的提高有显著作用，而对于7年级和9年级的学生却不那么奏效，但是，该论文没有对此给出很好的解释。
除了上述研究外，还有学者分析了单一性别的教育环境与孩子学业成绩表现的关系，一个国家的金融政策在形塑社会经济平等上所扮演的角色，Lingxin Hao &Robert Nathenson从教育获得的水平和垂直维度来探讨美国大学人口的收入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