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百科名片“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
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
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简介“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有中国特有的客观实际。
“三农问题”是三农的各个方面的弱质性带来的，有其质的、历史的、社会的深刻原因；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入手，对宏观政治体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派遣大批“小康工作队”与广大农民“三同”，在实践中探讨、创造、建设农村小康社会。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
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人口基数大，解决起来规模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新中国建国50年，许多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罢了。
含义“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
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
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
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
从现在看来，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
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
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
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
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
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
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
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地位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
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
中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
很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中，切实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断加大投入力度。
但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由政府全包下来。
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国家财政也要通过直接补助或“以奖代补”给予鼓励。
四是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战略布局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大趋势，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有序转移农村人口，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村发展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始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在农村生活，进城务工农民相当一部分还会“双向流动”，必须建设好农民的家园。
要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合理把握城镇化的速度，积极稳妥引导农村人口转移。
使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努力形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
五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深受农民欢迎。
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
但必须遵循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不能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特别是对土地入股、长期租赁等形式更要慎重。
因为经济发展是有波动的，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就业是不稳定的，只要承包地还在，即便农民失业回乡，生活也有最基本的保障。
因此，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是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是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一定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认真落实。
要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到2012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扩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试点。
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
危害影响社会稳定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
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
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 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
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
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焦点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
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
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
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
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
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
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
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
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