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提到官僚制，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官僚主义。
或者说，很多人会直接地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等同。
其实，官僚制和官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从定义上来说，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是指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种科学理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
而官僚主义则有不同的定义。
［1］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作风，更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制度性的现象。
就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词一样，官僚主义揭示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
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的是，官僚主义与组织和制度密切相关。
有学者认为，［2］官僚主义是组织和制度在结构上以及运行中的功能性变异。
最常见的表现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命令主义等。
所以，从含义上看，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就是不同的。
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者维森特·德·古尔内，首次使用了“官僚制”这一概念。
但是，我认为官僚制在古希腊、罗马时就应该出现了，官僚制应与政治相伴相生，是构成政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
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官僚制没有显示出严格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3］他说，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逃避的现代性命运。
现代官僚制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
而官僚制也一直发展至今。
对于中国的官僚制，韦伯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官僚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法治和理性的基础上，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官僚制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熟知的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封建官僚制。
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官僚制存在着浓厚的人治因素，缺乏现代官僚制应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
［4］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官僚制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专制衙门作风的反映。
［5］有学者认为，科层化所引发的官僚主义和传统的官僚主义十分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官僚主义的复杂形态。
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官僚制的衍生品，当官僚制沿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时，就会显示出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端。
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官僚制虽然讲求科学和理性，但他所说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过于追求组织的行政效率，弱化了组织成员的独立人格，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
［6］就像西蒙所说：“我们发现理性完全是工具性的，它不能告诉我们去哪里，顶多告诉我们怎么去。
它是一只供租用的手枪，能服务于我们的目标，无论好坏。
”可以说，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我们不得否认的是，官僚主义的出现与官僚制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官僚制却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
当我们思考一个事物的产生条件时，往往会联想到这个事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
官僚主义也是如此，官僚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
以下，我将以中国为例，对官僚主义的产生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
［1］《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2］《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4］《论官僚主义长期存在和难以消除的历史原因》饶学开，广西大学学报，第29卷增刊
［5］《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6］《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出自《理论探讨》第148期
有学者对我国的官僚制现状进行过分析，认为我国的官僚制发展不足，某些方面又发展过度。
然而，我国的官僚主义问题却十分严重。
从政治方面来说，我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算在近代进行了制度的重构，但是仍然摆脱不了人治的因素；从经济方面来说，我国封建时代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在我国发展并不充分。
人们自给自足，社会阶层的差异明显，又因官民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所以官僚制更显僵化；从文化方面来说，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严重，人民的忍耐力相当坚韧，不仅对于自身的权利没有明显的诉求意识，也缺乏对官员的合法监督，更加助长了官员的不良的官僚主义作风。
由此看来，各国的官僚制、官僚主义皆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而官僚制也并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
韦伯的官僚制和官僚主义都有其弊病，我们对官僚制和官僚主义应有清醒的理解和认识。
［1］有学者揭示出了官僚制的现代性困境：一是官僚制的正功能与反功能并存，二是理性型的官僚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
认为官僚主义是由官僚制的反功能所引发的。
但是，［2］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认为，科层组织是一种无法克服自己弊病的组织机制。
［3］当代的官僚制是一种“极其深刻的保守力量”，不可避免地并且天生就是抵制变革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轻易地摒弃官僚制，因为我们暂时找不到更好的组织形式来替代它。
官僚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它毕竟能够保证一定的行政组织效率，也以严格的等级来促进政治的稳定。
我们要做的，是以合理的方式来促进官僚制的完善。
第一，完善人们的政治参与渠道，充分鼓励人们积极参政。
当一个政府的人事流动性比较强时，权力就不会轻易地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个既得利益集团手里。
这样的话，政府的严格的僵化的等级制也会被一定程度地撼动。
第二，注重多角度、多层次的监督，让法治多于人治。
强化法律的作用和群众的监督，可以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不至于慵懒成风。
这样也可以相对地抑制官僚主义作风。
第三，官员应强化独立的人格。
在现有的官僚制下，官员似乎成了政府机构的附属品。
［4］“在官僚体制中，一切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完全让位于制度，个人的最高道德就是无我和祛除主观任性。
”可是，当官员的独立人格弱化后，官员也会陷入一种保守的境地，得过且过。
［5］虽然他们并非是为了保守而保守，只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如果官员的独立人格能够彰显，政府部门将会更有活力，至少领导们的“面子工程”会大大减少，这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大有裨益。
虽然有人说韦伯的官僚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是一种“保守的力量”，但是，我认为官僚制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并没有发展到废弃的地步。
所以，辅以合理的方式，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的弊病是可以得以克服或改善的。
［1］《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理论探讨》第148期
［2］《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官僚制对话官僚主义》王博，出自东京文学，2011年02月
［4］《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5］《官僚制内幕》唐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