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标准”含义的演变与解读■张斌教育学术月刊2010.6EDUCATION RESEARCH MONTHLY摘要：课程标准原本是关于教学科目的规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它逐渐转变为学生学习结果的规定，从而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作为预期的学生学习结果，课程标准是治理教学质量的一个工具，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其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期望。
它用清晰的行为动词表达学生学习结果，使得教学质量具有可评价性。
作为治理教学质量的一个工具，课程标准不是单体概念，它把规范的对象扩展到了整个教育系统乃至社会大环境层面，并围绕课程标准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标准体系，课程标准也因此而具有赋予相关者明确的责任即建立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的含义。
关键词：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教学质量作者简介：张斌，男，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山东省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山东济南250011）。
课程标准原本是关于课程开设科目、学习时间等的规定，随着“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standards-basededucational reform ）①运动的兴起，课程标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它逐渐从对课程科目、内容的规定发展成为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规定。
课程标准这一含义的变化，颠覆了人们对课程教学责任的观念。
传统上以时间消耗和学科内容覆盖为特点的课程教学模式难以为继，学生学习结果成为检验课程教学责任担当与否的重要尺度。
从按部就班地为遵守教学时间、学科内容体系等的规定而负责转变为为取得成果即促进学生学业进步而负责，并逐渐成为驱动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工具，课程标准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
一、“课程标准”含义的演变（一）从课程发展的历史上看，课程标准首先是对教学科目或内容的规范在古代，课程标准只是对学习科目的规范。
那时的生产力低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甚少，学校教育不发达，个别教学的形式很普遍。
教师因学而教，“圣人无常师”，倡“多闻”、“多见”，尤重践行(更多是道德层面的)，因此，那时的课程主要是“学程”，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课程”。
但这并不妨碍那时有关学习内容的规范，如我国西周时代的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个科目在内的“六艺”，[1]以及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包括文法、修辞、辩证法和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在内的“七艺”，都可以看作古代社会对于课程秩序的一种规范方式。
上述科目可以看作当时社会上层人士关于其子女应该具备基本素养的共识，课程标准就是为了实现这些基本的素养而服务的。
在近代，课程标准主要用于规范教的内容，并规范相应的管理秩序。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知识骤然增加，一些传统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动物学、医学、地理学等纷纷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独立出来，一些新的学科纷纷涌现，并形成了相应独立的研究领域，完善的学科体系也迅速建立起来。
在此背景下，学校教育系统一方面面临着选择“哪些更有价值的知识”教育学生的困惑；另一方面面临着如何快出人才以满足工业化时代对人才大量需求的困惑。
在工业化时代，学校无疑就是生产各类人才的“工厂”，课程教学必须按照工厂化的逻辑来运行：让教师按照统一的教学内容授课，让学生按照统一的进度来学习无疑是解决上述矛盾并适应工厂化学校管理的理想出路。
这样的一种模式，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教师的“教”创造有利的条件，便于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约从19世纪开始，一些主要国家陆续通过规章或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各种由国家或地方制订的课程标准或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课程设置与管理文本形式和工具。
其典型例子是英国的《1862年修正法》（The 1862Revised Code ）。
该修正法订立了读、写、算3科在一至六年级的课程内容标准及由学生的考试通过率决定经费的规定。
在我国，清末各级新学堂所订章程中的《功课教法》或《学科程度及编制》章，其对课程门目及课时的相关规定和说明，被视为近代意义上的课程标准的雏形；而1912年由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则是我国课程史上第一个正式使用“课程标准”名称的文本形态的课程标准。
[2]这一趋势在20世纪初期之后得到延续，作为课程和教学的规范，课程标准开始朝向更为明细化和具体的方向发展，既涉及宏观层面的课程整体设置问题，还涉及每一门学科自身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规定问题以及相应的考试等课程管理问题。
这一点可以从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第一卷）中对课程标准的界定上看出来：课程标准是确定一定学段的课程水平及课程结构的纲领性文件。
其结构一般包括课程标准总纲和各科课程标准两部分。
前者是对一定学段的课程进行总纲设计和纲领性文件，规定各级学校的课程目标、学科设置、各年级各学科每周的教学时数、课外活动的要求和时数以及团体活动的时数等；后者根据前者具体规定各科教学目标、教材纲要、教学要点、教学时数和编订教材的基本要求等。
在我国，1952年后，称前者为“教学计划”，后者为“教学大纲”。
[3]可见，这一历史时期的课程标准，其主要表现形式仍然主要是关于“教什么”的规范。
而教学大纲的出现，只不过使得机器大工业时代课程标准之于教学的规范特色更为凸显而已。
（二）“课程标准”含义的当代转换：从教学内容到学生学习结果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教育危机开始出现，而教育危机表现之一就是课程教学质量低下，所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传统的课程管理方式进行了反思。
用作为对教学科目、教学内容进行规定的教学大纲这种方式来管理教学工作，这对于教学来讲，只是一种“输入”的管理方式。
也就是说，当教师按照规定的教学内容并按照既定的时间、课时、程序等工作时，并不意味着课程教学职责的履行或者说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
而且，作为传统的课程标准如我国的教学大纲一定程度上为教师采取内容覆盖、机械讲授的方式提供了便利，而相应的课程评价与管理方式又注重工作量的累积，这就使得课程教学难以与学生的发展联系起来。
正如斯巴迪（Spady）所批评的那样：传统学校教育依赖于日历并围绕它运行，学校决策、课程规划、教学和管理、机构安排、学生毕业认证系统等都直接与日历相联系……学校中的这一切反映了按日历规定的时间流程做事的方式。
即使是学程也一律持续9个月，不管这些学程的内容如何、学生掌握与否，学程的终结随着规定时间的终结而终结，而不是随着学生对学程的掌握而终结。
[4]检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标准不能看“输入”（工作量、教授内容等）的多少，要看“输出”的结果，即学生是不是具有相应的体验和学习表现。
因此，课程就其实质来讲，并不是学科内容的规定，而是学生最终的学习结果。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的发表，英、美两国率先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展了“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
在这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仍在继续推行的新的教育改革范式下，课程标准成为驱动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工具。
以清晰的、预期的学生学习结果作为国家和民众的教育期望，并以之为评价学校等利益相关人工作情况的依据，课程标准在整个改革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在英、美两国的影响下，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在发达国家广泛开展起来，以至于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被普遍运用的改革范式。
在这场改革中，尽管各国的教育传统和理论背景不同，但都不再把课程标准定位为关于教学科目或教学内容的规定，而把它定位为预期的学生学习结果。
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课程标准框架》中指出：课程标准描述的是学生学习所包括的主要领域及大多数学生在每一学习领域达到的学习结果。
[5]《加拿大安大略共同课程省级标准》提出：课程标准是为评价学生学习而设计的一般标准。
[6]该标准通过描述期望学生达到的省级标准，为所有学生建立了相称的目标。
1992年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地区)教育部长会议中认为：课程标准描述了一个社会或一种教育体系规定学生在不同年级、不同学科领域应该获得的成绩、行为以及个人发展，以使学生为丰富完满的生活做好准备。
[7]一些传统上习惯于使用“教学大纲”的德、法等国，尽管他们现在还在沿用这一名称，这一词的内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教与学的内容纲要”发展为现在的“学生学习结果纲要”。
我国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也实现了从教学大纲向课程标准的转变，把课程标准看作学生经过一定学段后的学习结果的行为描述，而不是对教学内容的具体规定(如教学大纲或教科书)。
[8]二、“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语境下“课程标准”的含义从课程标准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出，课程标准的含义是丰富的。
简单地把课程标准概括为“学生学习结果的规定”，并不能完全揭示其内涵。
在“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背景下，与这场改革相伴而生并成为驱动这场改革的核心工具，课程标准在今天还有着多方面的涵义。
（一）课程标准是治理教育教学质量的工具“标准”作为一种调整社会秩序的规范或者准则，广泛存在于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其目的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尽量符合标准规约的要求，从而建立起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秩序。
《辞海》中对标准的定义是：衡量事物的准则。
可以引申为一种规范。
[9]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GB/T3935.1-1996《标准化和有关领域的通用术语》第Ⅰ部分“基本术语”中对标准进行了这样的“课程标准”含义的演变与解读教育学术月刊2010.6规定：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用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指导原则或特性的文件。
[10] 200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质量标准化计量大百科全书》把“标准”(standards)定义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
[11]可见，“标准”与质量管理相伴而生，它是为了保证产品的生产质量而对产品的生产规格、程序等所进行的规范，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文本性的规定。
“课程标准”作为“标准”的下位概念，客观上具有“标准”的内在规定性。
当今，大凡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联系的领域都建立了相应的“质量标准”。
人类由此而进入“标准驱动的时代”。
教育作为一个重要领域，自然不可缺少相应的“质量标准”。
把学生的学习结果作为质量标准，注重“输出”，不再像以往那样注重学校规模、办学条件等“输入”方面的考核，这就使得基础教育有了全新的质量考核标准，并使学校教育发生深刻变革具有可能性。
（二）课程标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本国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期望课程标准代表着一个国家或民族对本国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就构成了教育改革的目标。
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克服“教育平庸”现象，联邦政府发出了教育改革的总动员令，其标志就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的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