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理论下的大众文化Newly compiled on November 23, 2020文化工业理论下中国的大众文化述评摘要：20世纪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传入中国，其精英主义立场迅速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

他们很快地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的大众文化进行猛烈攻击。

本文立足于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批判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旨在更好的认识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

关键词：文化工业大众文化语境发展趋势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提供了一种有典型意义的大众文化批判模式。

这种模式把文化工业所操纵的文化活动的标准化、模式化、商业化、单面性、操纵性、强制性看作是当代工业社会文化艺术的根本性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详尽揭露了大众文化的消极作用，对大众文化的平民化趋向采取激烈的拒斥态度，毫不客气的说，正因为有了文化工业理论，中国大众文化的众多“负面性”被放大化，变得所谓的“显而易见”。

法兰克福学派典型的誓死扞卫精英文化的立场，在中国兴起大众文化的时代，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并对中国的大众文化也进行猛烈的抨击。

但是我国大众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生成语境及其不同，不能片面的照搬其文化工业的批判模式对我国大众文化进行批判。

我们要肯定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意义，正确的看待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以便更好为我国文化建设服务。

一、文化工业理论影响下对中国大众文化的批判大众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是一种非文化、反文化或虚假文化。

“文化工业”这一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概念集中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主流的大众文化观，也成为中国学者引用最多的术语。

而标准化、模式化、商业化、操纵化、单面性、强制性等这些由“文化工业”衍生的语词也经常被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所套用。

在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大众文化的着作《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导论”中，尹鸿认为，大众文化在生产方式上是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

这些文化产品不再是个体创造的产物，从策划、投资、制作到宣传、发行直到消费，都被作为一种批量复制生产的工业产品。

尤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作主要的目的，文化成为消费品、成为大众消遣的手段。

①同样，在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姚文放的《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以及黄力之、张汝伦、章国锋等人的论述中也出现了相同的论断—把文化工业看作中国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

在我国学者中，陶东风曾借助文化工业理论来定义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

他在1993年第6期《文艺争鸣》发表的《欲望与沉沦一大众文化的批判》中，以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为依据，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化的、批量生产的、以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传播媒介传播的、娱乐性的消费文化”。

而很多学者强调了文化工业操控了意识形态。

1986年，欧阳谦出版了《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作了简要介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文化工业’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强调这种‘操纵意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政治经济形式已被‘操纵意识’所替代。

”1991年，李小兵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危机》列出专门章节“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部分，阐述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理论操纵功能的观点：“‘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往往起着‘意识形态控制’的作用，强化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不是质疑、批判和揭露。

②其次，很多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使大众逐渐成为了马尔库塞口中“单向度的人”。

其中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书成为我们重要的参考。

其主要观点为：文化工业将电视广播和杂志等媒介纳入一个系统，成为工业，消费者也被拉入到这个系统。

文化工业中的所有细节都是由有经济支配①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②李小兵 [M]《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危机》力的社会权力计划好的，消费者的存在与其有着同样的意义：为证明计划而存在。

所以文化工业成为了大众欺骗的启蒙。

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强加的文化，追逐利润，具有意识形态的操纵性，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服务；在大众文化的引导与影响下，大众变成了完全没有个体自由意识与反抗可能性的被动群众，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的时候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性、能动性与批判性。

③我国学者套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试图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单一性、机械性、程式化等进行批判。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试图维护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和阳春白雪的精英文化。

20世纪八十年代大众文化的产生，确实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猛烈的撞击。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给了我国知识分子批判大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范式。

但是我们要看到我国大众文化和西方大众文化的生成语境不同。

本来，援用文化工业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现代的中国学者即使在分析、清理甚至提出中国“本土”问题时，想要完全排除西方理论也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必须清楚的意识到：西方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式，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

因而无不与中国本土问题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

由于很多学者没能充分的考虑到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造成了很大程度上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我国实际语境的脱节。

二、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生成语境的不同。

首先，中国大众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于西方社会。

西方大众文化诞生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时期，其整个社会大背景是成熟的工业社会。

而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试探性的发展市场经济，到80年代才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

中国大众文化是在商品经济、科学技术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大众文化先天发育不全。

其次，西方大众文化的受众群和中国大众文化的受众群具有差异，大众不同，就决定了大众文化在③霍克海默 [M]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内容、形式、传播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再次，中国文化生态环境和结构不同于西方。

一直以来“文以载道”的思想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文化长期被看成是意识形态。

故而政府对大众文化的生产、流通整个过程都予以管理控制和监督引导。

而西方大众文化纳入市场经济体系之后，就摆脱了政府对文化活动的直接的行政控制，文化活动听命于市场规律，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相对的独立性。

这同时导致当前中国文化形成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中国大众文化不仅和精英文化有矛盾，而且更要和强势话语—主流文化对抗。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大众文化在保持基本特性之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对自身作出调整，和中国现实的国情不断整合。

第四，中国的文化体制不同于西方，就决定了运行的规则不同，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作为党的宣传工具，要服从政府机关的监管，并不遵循单一的商品逻辑，要注重文化的社会效益，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大众文化在性质和功能上不同于西方，不能只用商业性、娱乐性、消费性来概括。

这一时期对西方文化工业影响下的大众文化进行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以陶东风为代表，对理论的有效性和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反省，陶东风在超越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的二元对立—论对待大众文化的第三种立场》、④《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⑤等文章里对之前用法兰克福的“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批判作了自觉的反省，反省的结果是认识到用批判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不恰当的，两者在时空上是错位的。

的确，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诞生的大众文化，“它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参与到对革命文化高度的政治化、公式化、群体化、表演化的反叛进程，支配了大陆思想领域的解放运动，满足了从文化废墟上缓缓站起来的人的精神饥渴：这些曾经被诅咒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在改革开④载《上海文化》1996年第3期⑤载《东方文化》2000年第5期放的最初岁月里，却成为寻求个人情感慰籍的理想方式。

人们从合唱和群舞中解放出来，从歌颂领袖、歌颂人民的被动角色改为自由自在的边走边唱，歌唱爱情和童年，沉酒于回忆和童年，唱流行歌曲，读三毛、琼瑶，看武侠小说，跳交际舞……80年代初的大众文化洋溢着解放的激情和温馨的浪漫，它有着朦胧诗般的美感”。

⑥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诞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是在法西斯极权统治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德国法西斯群众文化所作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且这种批判理论后被该学派的理论家们“误植”到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用同样的思想对美国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

那么用批判理论论述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是否有效，以及论述结论的合法性就值得思考。

此外，批判理论不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它的存在不能脱离它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旦脱离就成了抽象的、空洞的。

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完全不同于批判理论产生的语境，如果用并不适用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就会遮蔽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征，甚至出现截取现实来迎合批判理论的“削足适履”的结果。

这样的研究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这就要求要谨慎使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要立足中国的现实语境，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援用适合的理论并对理论作适当的改造，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来夸大和“制造”中国的问题，不能“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更有学者认为：“如果面对中国大众文化的现实及其发生肌理，也许，这样的归纳(指平面化、模式化、标准化引者注)尤其是接踵而至的法兰克福式的批判可能会拿错了武器，也失去了目标。

”⑦对前期理论研究的反思和对之前某些不公允观点的反驳，纠正了知识文化界对大众文化⑥陈晓明《填平鸿沟，划清界限—“精英”与“大众”殊途同归的当代潮流》，载《文艺研究》，1994年第二期⑦汪政《立场的选择与阐释的介入》，载《上海文学》，1998年第1期，第70页。

的看法和完全否定的态度。

另一方面是以曹卫东为代表，对“浅读”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纠正。

曹卫东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等文章中除了谈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运用首先要考虑其在西方世界中的有效性和在中国运用时要语境化之外，更强调大众文化批判并不是该学派的目标，社会批判是整个学派的批判核心，现代性批判是学派的落脚点，他们追寻的是关于现代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哲学。

而国内学者在借用批判理论的时候仅仅是针对大众文化这一社会文化现象，还没有上升到社会理论的高度。

这都是因为国内学者在借用批判理论时只看到了皮毛，而对学派的思想精髓知之甚少，这样难免在援用的过程中出现滥用和错用的情况。

更有甚者，当代中国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表现出了明显了抵触与拒绝。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金民卿的《大众文化论》一书，作者认为，引用和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的大众文化，这明显地显示出理论资源的不足和方法论上的幼稚、狭隘和不合理性，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根本不可同日而语。